章永樂：“工業黨”康有為眼中的德國工商業
康有為在作於1904年的《物質救國論》指出：“科學為救國之第一事。”又云：
……夫人道之始，國勢之初，皆造端於實力。其文學、哲理之發生皆其後起，既強盛之後，而後乃從而文之。故物質學乎，乃一切事理之託命。如有平地矣，而後可跳舞踐蹈；有鉅艦矣，而後可臨陣賦詩。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故無新物質學，則軍國民無所託依以為命，而被人吞割，何復云云？
戊戌前後康有為對於民權的熱切關注，在其流亡之後日漸淡化，而對物質力量的關注日漸上升。這一變化有深刻的原因：
（1）戊戌之時，康有為可謂朝野極為激進的民權派，主要對手是反對變革的守舊派，而在流亡之後，其主要論戰對手已經變成了比自身更為激進的革命派，此時高談民權，可能恰恰會為革命作嫁衣裳。
（2）周遊列國的經驗，使得康有為對“國競”的殘酷性有了更為切身的體會，對一國而言，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以自存於列國時代，非物質文明的進步就無所依傍。而民權建設與物質建設的關係，也絕非前者促進後者那麼簡單，相反，很多時候是反過來的：是一定的物質基礎，才使得民權的擴大成為可能。比如説，議會制度之所以能夠大行於世，“實因物質發明，鐵路、電線之縮地為之”。
科技進步使得以往感受到的遼闊的空間變小了，而使得代議制政府成為可能。從這一原理出發，在康有為授予德國的無數個“第一”之中，“工商第一”無疑處於基礎的位置。
1906年，康有為曾向墨西哥總統迪亞斯，請求給予投資保護
康有為第一次進入德國，在慕尼黑停留時，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觸動。慕尼黑的啤酒， 第一是口味佳，“吾飲歐美各國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於喉胃，惟貓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別有趣味。”第二是杯子大。“其飲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圓徑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圓徑二存，初視駭人，全歐美所無也。”第三是飲酒風俗獨特，去德國餐廳裏，不喝酒反而要多收一馬克。好奇之下，康有為也開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後喝上癮了。
他觀察到，啤酒有益於國民健康，度數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飲也不易損害身體，適量飲用更是美容美顏。“德人顏如渥丹，儀表壯偉冠絕天下，則啤酒之功之賜也。”而支撐德國好酒之風的，是一個龐大的啤酒工業：“酒場二萬五千，雖釀二千四百萬樽，費麥九十六萬噸，每噸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飲二十加侖，天下皆謂德人好酒。”
漢堡港 攝/海裔
德國的啤酒工業給康有為帶來了最初的觸動，而此後參觀克虜伯炮廠、遊各地博物院、造船廠等經歷，更使康有為堅定了對德國經濟實力的信心。他注意到，德國土地貧瘠，雖然工業化使得農業產量大大增加，但糧食仍無法自給，需要大量進口。但在其他方面，德國的各項指標都相當可圈可點。
康有為對德國與英、法進行了多項對比。如在蒸汽動力上，德國當下是765萬匹馬力，英國是1297萬匹馬力，而法國則只有491萬匹馬力；在船舶噸位上，德國是155萬噸，英國是896萬噸，而法國只有89萬噸；德國的鐵路歷程達到27850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超過英法兩國的20900裏；德國的商品輸出為3億75000萬磅，比法國多出7000萬磅，而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的商品輸出量佔優。
在各項指標的對比中，康有為通常會刻意強調德國對法國的超越，旨在給讀者造成法國經濟沒落的印象，而其進一步的目的是為了論述德國治理得法，法國空談自由誤國。同時，他也熱衷於做縱向對比，指出德國的經濟增速驚人，今日的各行業的產量，往往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幾十年前的產量，以佐證其對德國國勢蒸蒸日上的判斷。
在德國的工業產品中，康有為尤關心最高端的產品——機器：“德百物皆廉賤，機器又精美，欲購機器及歐物莫如德矣。”“德國製造”價格比英國能便宜三分之一，比美國便宜一半。要採購機器裝備，德國是最好的貨源地。康有為建議，中國朝廷和民間公司都應該在柏林派採購代表，購買機器，可以省大半費用。
不過，康有為同時也注意到，當時英國人仍然蔑視德國貨。德國貨在英國的名聲，與今天中國貨在歐洲的名聲類似。這裏有一個重要的背景：1887年8月23日，英國議會通過了侮辱性的商標法條款，規定所有從德國進口的產品都須註明“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德國製造”由此成為一個法律新詞，意味着遠不如英國貨的假冒偽劣產品。然而，到了二十世紀，英國人仍然如此歧視德國貨，康有為就深感不平。
他指出，英國人的惡意評論，目的在於損害德國貨的聲譽，以保護自己的產品市場。但不管英國人如何詆譭德國產品，“德國製造”後來居上的態勢難以阻擋：“……今德工商業馳騁亞、歐、非、美之國，大奪英商之業，無在不勝，實以美而廉也。”在康有為的其他歐洲遊記中，也會在貌似不經意之間提到“德國製造”在這些國家的影響，此非偶然。
康有為曾造訪的萊比錫舊市政廳 攝/海裔
二十世紀初的“德國製造”為何如此成功？康有為從幾個方面思考了德國工業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專門之學，豐厚之資，勞動之力。”“完全之教”和“專門之學”都關乎德國的教育，而且二者緊密聯繫在一起：
德國學之尤有實效者，尤在實業，職工學業。其政府專獎勵工商，凡有一工業，即設此業之專門學校，使學問之理論與實業之練習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學之知識而創新改良，學人皆有實測之試驗而不蹈空泛論。
康有為通過與英國的比較，凸顯出德國在教育上的競爭優勢：“英人昔無工商專門學，故以百年工藝先進國驟為德國爭長，近亦師德而增立矣。”就是説，在工學和商學的教育上，德國人“逆襲”了英國。
英國為什麼沒有“工商專門學”呢？今天我們知道，這是因為英國的正式教育體制貴族氣很重，牛津劍橋的富家子弟們更是看不上工廠裏的工匠們——康有為在其英國系列遊記中，對牛津劍橋學生的風氣也有劣評。 另一方面，英國企業裏的工匠們不懈地研究技術，研究到一定程度，難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頸，但英國正式教育體制不回應企業所提出的問題。產學研一脱節，進入19世紀末化學與電氣工程時代後，英國雖然能有個別優秀的工業企業，但難以產生優秀的工業企業集羣。
相比之下，德國打通了校園和工廠，實現了產學研一條龍。不僅大學裏大興工學教育，上大學無望的窮人也可以進入職業技術學校，成長為有一定理論修養的技術人員。就此而言，康有為對德國工商教育的判斷，完全立得住腳。
就“勞動之力”而言，康有為注意到德國人口的迅速增長，普法戰爭時德國人口是2700萬，到20世紀初，已經繁衍到6200多萬，翻番不止。德國人口不斷向外遷徙，擴展德國的工商影響。康有為説，荷蘭人與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時德法各半，奧匈帝國有一千兩百萬德裔，“最富貴多才而有權”；倫敦六百萬人中，德裔佔到一百萬。美國紐約、芝加哥德裔都超過百萬。德國人在俄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土耳其等國的工商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歐洲德裔總人口過億，遠超拉丁與斯拉夫民族。
康有為指出，1840年之時，法國人口過於德國，但到今日，法國人口不到4千萬。 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則三百零七人，德則三百七十八人。”法國之所以人口增長緩慢，除了康有為所認為的制度和道路劣勢之外， 還有一個獨特的因素：“聞法婦女，皆尚自由，不樂有子，故以隳胎為事。”墮胎盛行是婦女解放的結果，在這方面，法國又走在英國和德國的前面。男女平等是康有為筆下“大同”的特徵，然而在“國競”之世，女人不願生子，國家沒有足夠人口，競爭力就會削弱。
因此，如何防止“抑女過甚”，同時又對當前的婦女“獨立之勢”有所協調，是令康有為十分糾結的問題。但無疑，在他看來，德國恰恰得益於較為保守的社會風氣，以至於人口能繁衍眾多。
除“完全之教，專門之學，豐厚之資，勞動之力”之外，德國的工業成功還得益於產業的組織化，康有為稱之為“工業連合之法”，上下游產業經常抱團，一起做大本國產業，擠垮外國同類產品。康有為提到了造船業與鑄鐵業的聯合，而鐵路部門也盡力為這種聯合減少運營成本。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康有為確實抓住了德國工業體系的一個核心優勢。
英國本土的工業體系受到大英帝國擴張的影響，很多產業是在全球進行產業鏈佈局，其投資活動受全球市場的波動影響較大。而這造成的結果是，儘管英國企業可以從全球許多地方汲取利潤，但本土產業的相互整合程度較低，一旦帝國事業出現波動，其產業受影響也很大。德國在帝國事業上是一個晚來者，並沒有廣闊的海外空間可供產業佈局，德國企業還要和英、法、美等國的企業進行激烈的競爭，而這恰恰促成了德國工業的組織創新，各產業實現更為緊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率。
德國人還形成了成熟的通過交流促進技術創新的制度。他們很善於搞商品交易會、博覽會，甚至讓製作器物的技師和學者親自來現場推銷，一是看別人的反饋，二是看同行的創新進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較而得進化焉。” 這種競爭和交流機制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加快工業的轉型升級。
這樣一來，最後的結果，就是“無在非學問，無人非學人”、“既善分業以專而致其精，又能合業以核而省其費”。康有為已經貶損過英國，在此不忘把法國人連帶着批評一通，説法國人善於搞理論，但不善實業，社會中人人爭當醫生和律師，這一傾向對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相當不利：畢竟一個國家實力要上台階，還是需要建立強大的工業。
而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康有為觀察到：“德政府主幹涉，而德人甚願之。蓋國爭之世，雖有私人之發憤、大羣之協力.更必有政府保護，三者合而後事業成：若開礦、河，鐵路、航路，皆賴政府之力。有謂德人異於法，不好民權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蓋凡事皆貴調和。當民權自由盛極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豈能合而與外競爭？方今新世不患專制，故德人上下合力。適以收效。”沒有證據表明康有為在旅歐時閲讀了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但這一段論述，可表明康有為極其重視政府對於經濟的組織作用。而這也正是其《物質救國論》中潛藏着的傾向——因該論提出的種種改善中國物質生產的提議，都有賴於清政府去牽頭組織。
柏林技術博物館 攝/海裔
當然，康有為最後的反思還是落在中國上：“若我國學者，尤為望空，好談哲學文章而輕鄙工商，故機藝尤絀。” 康有為批評清廷主事者目光不夠長遠，滿足於購買外國艦艇、槍炮，卻沒有致力於在中國建立起成型的軍事工業，而外國的技術不斷進步，今日購買的武器裝備，到明日就變得陳舊，不堪大用。 而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工業體系，就需要技術、人才和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獲得，第一靠留學，第二靠延請西方名匠。
就留學而言，康有為提出“職工學宜往德”。德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最為完整和成熟，而且物價比英、法、美各國便宜，中國應派遣大批留學生去學習。 同時，在國內大興物質學，開設實業學校，聘請外國名匠前來講學，小學教育增設機器、制木二科，大興博物院、型圖館、製造廠，開設分業職工學校，多舉辦賽會（商品交易會、博覽會等）。最後，要用好海外華僑力量，與內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應。 通過這些基礎設施和制度的建設，中國可以較快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增強國力，改變落後捱打的地位。
用我們今天的網絡語言來説，康有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黨”。以往的論者多突出康有為的經學家、政論家的身份，而實際上他又是一個投資家、企業家。他掌握着保皇會的資金，投資遍及地產、交通、出版等多個行業。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託雷翁市炒房地產，又開辦一家華墨銀行，吸收墨西哥華人存款，投資於房地產和交通。1913年回國之後，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賺了一筆。儘管他沒有真正在製造業投資，但對於製造業的運作原理，瞭如指掌。沒有這些從身體力行中獲得的“物質學”修養，我們就很難想象他在分析問題時，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