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流的計生幹部：有的轉幹“扶貧”，有的回家生二胎
7月4日，農曆六月初一，按照山東某地習俗，百姓會祭路神。但為了防止村民燃燒秸稈，張辰零點就醒了，兩小時後他開着吱吱嘎嘎的老夏利車在沉默的暗夜中行駛了七八公里路，熄火後蹲守到天明，用他的話説，“不是待到天亮，是呆到天亮。”
今年年初從鄉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分流出來後，40歲的張辰閒了不少，但諸如半夜跑去蹲守的雜事卻不斷。“現在鄉鎮幾乎是一塊幹，好多工作都是所有人蔘與。”他對澎湃新聞記者説。
如今，張辰所在縣城的政府門口，架着紅色標牌“創建衞生縣城”，風靡一時的“計生創優”標語已難覓蹤影。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啓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歷時35年，“獨生子女政策”就此終結，它曾被稱為“全人類最大的人口試驗”。
“全面二孩”的政策影響正不動聲色地傳導到中國的鄉鎮和農村基層。作為計生政策變化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張辰在泰安人口學校學習人口統計，十多年間看着基層從抓計生，到放開單獨二孩後模糊處理超生處罰，半年多來也目睹了全面放開二胎後政策銜接的陣痛，他始終認為，計生在變，現在遠不是終點。
2003年，一名計生技術服務站的大夫走鄉串户傳授避孕知識。視覺中國 資料
“生育差一天，命運截然不同”
張辰出生在農村家庭，是家中老三，上頭兩個姐姐。
當時農村小學的教育狀況是： “一個屋子裏有兩到三個年級的學生，兩個小學程度的老師上課，老師給這個年級上完課，接着給另外一個年級上。”
高中畢業後，他報考的建築學校，因為分不夠服從調劑去了泰安人口學校念“大中專”，學習人口統計。
那時人口學校建校僅五年，卻“地位”很高：“因為是國家計生委直屬的高校，雖然只是大中專，學校團委書記卻是正處級幹部。”
張辰説，“當時學‘兩個姓馬的’理論，一個是馬爾薩斯，最早系統提出人口學理論的，另一個是馬寅初。”
他始終認為，避孕節育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性：“當時周恩來總理提出‘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時候，很多婦女跟總理説，我們不想要這麼多孩子，但是沒辦法，有了。因為當時都不避孕。”
人口學校的校歌《我們要做計生戰線的先鋒》頗具歷史感，“基本國策將我們召喚，親愛的人口學校啊，是我們新的家園。”“我們要做計生戰線的先鋒，為了祖國，獻身天下第一難。”“為了人民，創造幸福甜蜜的明天。”
張辰在校算得上是積極分子，他給校刊寫過兩首詩和一篇小説。時任校辦主任、負責校刊的路言至今對張辰的投稿印象深刻，路言曾從基層抽調至國家計生委工作，中間到人口學校掛職，他常喊張辰“秀才”。
那篇小説的內容是關於一箇中年婦女如何放下重男輕女的生育成見。張辰説，小説裏有好多人的影子。他在閒談中提到，若干年後，母親對他和愛人生女兒的事仍然耿耿於懷。
從人口學校到計生辦，張辰十多年來耳聞目睹了不少進步，也遇到了不少難題，即使被認為是眾望所歸的“全面二孩”在施行時，也不乏政策銜接時產生的陣痛。
“全國統一一天執行全面二胎政策，那可能兩人生育差一天，命運就截然不同。”張辰遇到過一對夫婦都是教師，因為避孕不當超生了，妻子直接失業了，放開二胎後，她一直在上訪，希望恢復公職身份。
張辰的同事杜麗麗對此也深有體會。她説，有一對夫妻在元旦前交了社會撫養費，看到同村人賴着不交錢，之後計生辦也未再向其徵收，六月便跑來鄉鎮上訪，希望計生辦能給他們退錢。“那個錢是上繳國庫的，是省財政廳統一印製的單據，你只要交過了，還能有退回來的説法嗎？你也確實當時違反了以前的政策呀。”杜麗麗無奈。
“天下第一難”
計生常被稱為“天下第一難”的工作。基層計生幹部的日常工作是進站查體（在山東省，進站特指育齡婦女到計生辦做B超檢查）、避孕節育以及徵收社會撫養費。
1999年，陳染任鄉鎮計生辦主任，他手下有剛參加工作的張辰。“膽大心細，辦事周到……但他不適合幹早期的計生工作，心慈手軟，沒有殺口（方言，指魄力），不夠強硬。”陳染向澎湃新聞描述對張辰的印象。
“過去村民見了計劃生育的人，比見了派出所的人還害怕。比較早的時候，生了一個孩子之後就放絕育環，生了兩個及以上的孩子就做絕育手術，一直實行到2014年。”杜麗麗回憶道。
張辰剛開始做計生工作時，他老家的阿姨碰面就毫不客氣，“你怎麼還幹上這種事兒了？”
陳染從1987年開始做計生，那時計劃生育抓得最緊。妻子就常常問他，“你為什麼要做這種得罪人又撈不着好的活？”杜麗麗也在入行前被父母囑咐，“你小女孩的，不能使勁地對人家。”
2001年，國家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法》，被稱為計生執法的一個轉折點，明確規定“七不準、八嚴禁”，從而規範基層計生的執法手段。同年，國家計生委泰安人口學校併入泰山醫學院。
“按照條文，工作簡直一條都幹不動”，張辰的同事們常陷入矛盾，不許強制，就得軟硬兼施做思想工作。
“剛工作時，跟老百姓打交道多，工作壓力大。”張辰回憶，有次和同事一起上村民家裏徵收社會撫養費，被村民亂石相向；起早貪黑更是家常便飯，“平常的時間哪能找到人呢？”他苦笑説。
有次他騎摩托車去村裏，經過一條小河，看着也不深，但當時下雨，水勢就變大了。車順着水流的方向調轉了90度，越陷越深，車的排氣筒就被淹了，沒法發動了。退潮了之後變速箱進水，發動機出來的油全變白了。他眼巴巴在河裏等了好久，才遇到人幫他一起把車推出去。但找人幫忙，他都不好意思説自己是做計生的。
到了2004年，張辰所在的縣爭創省計劃生育優質服務縣。那年，他眼見下轄村裏的一個老太太，當了幾十年計生幹部，拿着每月三百多塊錢工資，在與村民的調解過程中累到暈厥。
一名計生技術服務站的大夫為村民做節育手術。視覺中國 資料
“不是檢查就是備查”
讓張辰最頭疼的還是頻繁的上級檢查。
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是指違反計生規定的鄉鎮、縣失去評優資格，領導幹部沒有提拔機會。在張辰看來，該制度“本意是促進領導重視這個工作，但發展到後來，有的鄉鎮為了排名靠前，窮盡一切手段。”
張辰説，查訪員會填一個本子叫查訪本，2004年改稱訪視本，2010年又變成訪查本，“訪”放在前是為了體現由檢查變成服務，但記錄的內容不變，還是所轄的育齡婦女的經情和孕情：“我比較早包的一個村，有370個孕婦，（要求）一個人一天去每個婦女那問一趟這個（經情和孕情）”。
此外，張辰所供職的鄉鎮上，16歲至49歲的適孕婦女接近一萬多人，完成一次進站查體需要兩個月，剛上班時一年上級檢查兩次，花上四個月到半年。
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中有個場景，村幹部對49歲的村婦説，現在條件好了，49歲還能生，得經常來查。這種現象在農村並不鮮見，為了湊人數，有時計生幹部不得不讓高齡產婦頻繁查體。
婦女進站檢查需要按指紋，鄉鎮的指紋錄入率高，説明進站率高，得分就高。但應對檢查的方式很簡單，一個人就可以完成指紋錄入，系統不會查重。
在杜麗麗看來，張辰工作比較較真，跟學習嚴謹的統計有關。“他為人比較實在，一旦在報表中發現些問題會較真，有次領導近乎懇求他通融，‘能不能給我留點臉？’”
問張辰如何面對自己親戚的説情，他笑着想了想説，“如果親戚違法超生了，頂多罰錢時多寬限他兩天準備錢。”
但他工作中有時也會陷入操作上的尷尬，“比如市計生委接到一個舉報，當地某人涉嫌違法懷孕。給你20天時間落實。落實是什麼意思？或者證明他有，或者證明沒有，當時下通知還有句話，到期不能落實，按有對待，就類似疑罪從有。”
“步子不能一下邁太大”
如今，張辰所在鄉鎮仍然面對上級檢查的壓力，但檢查很快從計生轉向了其他“重點工作”：禁燒秸稈、低保實地調查、殘疾人網上平台錄入等——“全面二孩”後不再需要那麼多計生幹部。
全國計生幹部隊伍有多大？
據《南方週末》報道，《第四次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人事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5年底，全國計生系統共有約50萬名工作人員。原國家計生委公佈的《國人口發〔2009〕5號》文件顯示，除上述人員之外，還有約120萬名村級管理員（服務員）和600萬名村（居）民小組長承擔村級人口計生工作。
隨着30年來最嚴的計生政策畫上句號，百萬計生隊伍也在分流。
此前，一個村的計生工作通常由一個專職主任和一個查訪員來完成，放開二孩後，多數村只剩下一個專職主任來處理日常工作。而張辰此前供職十餘年的計生辦裏，今年春節後陸續分流了一半人，剩下的都是婦女，杜麗麗留下來做了計生辦主任。
7月15日午後，計生辦裏有六七個工位空着，只有杜麗麗忙忙碌碌，“有些女職工跑去生二胎了，我一個人就有些忙不過來，原來批二胎證，現在批三胎證。”36歲的她指着辦公室門前的小麪包車説，“我19歲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每天去村裏抓超生，車軲轆都快磨平了，現在，車就攤着。”
但在與張辰工作鄉鎮相鄰的開發區計生辦主任向華看來，可以讓生二胎，計生工作矛盾只是稍減輕一些，“農村裏有人覺得，政策放鬆就是生育得到解放了。（計生）難的還是社會撫養費徵收。”
村計生幹部徐良燕自認為把村裏摸的熟，但多數時候，她還是找不到應繳納社會撫養費的人。張辰把這歸因為流動人口的加劇，有人外出打工賺錢，也有人從外地移民至此逃避計生。流動人口管理以現居住地為主，户籍地配合管理，但各省各地管理上不一致。
但考核計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決制”和以前不太一樣了，向華説，“以前是達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別比啊，現在不再提這種問題。靠個別數字來評判一個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學的。現在國家都不是隻講GDP了，一個數字哪能代表一個地方的工作成績？
“起碼階段性高壓計生的時代過去了。”陳染説，他是張辰剛參加計生工作時的計生辦主任，分流後現在擔任鄉鎮信訪辦主任。與張辰一樣被分流出來的其他七個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區（鄉鎮中某幾個村組成的社區）幹部，據説今年主要工作是“精準扶貧”。
過去，如果生養獨生子女，在村裏還要上台戴小紅花。但很快，沒有人願意看到荒蕪的土地無人耕種，孩子還是要生，小紅花便對人失去了精神鼓舞。
“隨着農村人外出打工，養育孩子的成本變高，生育觀念也發生了極大改變，從多生多養到優生優育，中國差不多花了三十年時間。”杜麗麗説。
“很多人可能以為，現在生育率低了，計劃生育服務是不是不要了，應該説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計劃服務，讓人們能夠做出知情的選擇，比如我什麼時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麼辦？我想要孩子怎麼辦？從以前的計劃生育轉變成家庭計劃，家庭計劃應該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為中心。”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去年7月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
事實上，杜麗麗的工作早已不止是控制人口，還有抓出生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特別扶助等，“鄉鎮的其他重點工作大家也都得出力”。而村計生幹部徐良燕，現在除了計生之外還管大大小小的村中事務。
在杜麗麗看來，現在的計生工作跟過去相比，更強調服務屬性，“原先這個二孩要審批，批證。現在不叫生育證了，叫生育服務手冊，懷孕了及時上報，孕期還可以去婦保院參加孕期保健。國家免費提供葉酸給孕婦，在孕前4至6個月就開始服用，防止胎兒神經畸形。婦女生產後，我們要發放信息卡給她，還需要通知她們服務事項和具體時間。”
前幾天，張辰的微信朋友圈裏，有人轉發一篇閲讀超過10萬次的文章，關於節育環對婦女的坑害。他忍不住與人辯論了避孕節育和階段性人口控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我現在特別反對人們用現在的形勢來評判以前的工作。原來計劃生育的政策推行，並不是錯的，而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張辰反覆向澎湃新聞表達這一想法。
張辰曾在學校擔任過廣播站站長，在他看來，計生政策的調整就像廣播調音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調聲音或者調燈，一下子變大，一下子打亮，都是很不當的操作。你想機器正運行，咯噔一下子沒聲音了不好，應該讓它逐漸變小變沒。”
“已經放開了，但步子不能一下邁太大。” 他帶着期待，望了望天。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