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這羣緬甸媒體人，説出的中國會好嗎

【昂山素季近日訪華，很多媒體渲染中緬關係漸入佳境，中緬“胞波”友誼長存。但是，在中緬官方友好會晤往來的背後，中緬媒體之間交流互動存在的一些問題卻很少被提及。緬甸社會中某部分羣體對中國存在一些誤讀，甚至夾帶着一些“疑華”、“反華”情緒。緬甸民眾對中國的認識需要一次格式化和升級，中緬友好關係的構建離不開良好的輿論傳播機制。】

基於2015年4月與2016年8月的兩次調查，筆者就緬甸涉華事務與當地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通過“現場諮詢對話”方式進行了討論。筆者也採訪了包括媒體人在內的多位緬甸人士，包括仰光使領館區的“白領”、民盟的環境立法國會議員、民盟中執委秘書長、地方政治精英、民間環保人士、華人民間團體，同時還前往當地民間宗教聚會場所進行考察，並研究山地社會、礦山和沿海經濟體，因此看到一個正處於變異期的緬甸媒體生態。

隨着政權“民主轉身”和“百日維新大考”，緬甸在信息傳播方面的局勢變得日益複雜，各種派系勢力爭鬥加劇，理解和溝通中緬關係需要藉助更綜合、更高效率的跨國傳播模式。

緬甸內部知識界和輿論的“疑華”傾向

緬甸國內一度因為封閉、媒體審查和西方制裁，造成了相對的媒體頹勢，但是由於2010年以來逐漸放鬆媒體管制，緬甸擁有了相當活躍和發達的意見表達機制。再加上電子資費的下降和手機運營供應商逐漸多元和低價化，緬甸社會直接從信息1.0跨越到信息2.0，造就了一個表面繁榮的信息傳播市場。

根據筆者2010-2012年對泰國北部邊境緬甸難民的觀察，長期的軍政府報禁時代，造成一種現實的文化擠出效應——將大批活躍、有影響力、有創造力的緬甸人驅除出去，進而造成大批緬甸知識分子通過和西方社會互動，來獲得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有些甚至直接在泰國、挪威、美國建立自己的傳播基地，現有輿論市場的多個強媒體都是有海外勢力支持，不斷設計緬甸對華議題和各種軍事、發展、民族和解議題。

隨着緬甸的柔性管理和社會治理策略轉變，這些緬甸流亡人士將加速流動進入緬甸，從而對現實產生強烈的挑戰效果——不僅針對緬甸國內，也將極大影響中國的海外利益。這些活躍的海外緬甸知識分子將進入緬甸的文化、藝術、政治、生態場域，這些羣體通常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帶有偏見和看法，他們會用長期流亡、革命、造反方式積累的社區動員經驗和傳播能力來改造緬甸社會。

這些長期受壓制，但現在勢力抬頭的緬甸社會運動主體除了常規的知識分子、學者、非政府組織，還有緬甸獨特的“橙色僧團”。這些僧侶在媒體界、學術界、政治界、海外傳播等方面擁有獨特的話題屬性和社會動員能力，更為關鍵的是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他們都有強大的“輿論領袖”號召力。在緬語中，“造反”這個詞的意思，其實就是將和尚化緣的缽顛倒翻轉過來。可以想像，對於中國在緬甸的海外傳播事業來説，這意味着未來工作的嚴峻態勢——緬甸內部知識界和輿論的“疑華”、緬甸外部的“反華”，中國知識界對此準備不足，對緬甸僧侶知識分子的研究尤顯不足。同時，緬甸和中國對日本侵略亞洲歷史的核心態度不同，也造成了中緬媒體和民間社交媒體難有共同語言。

緬甸的“橙色僧團”

緬甸媒體人如何看中國？

華人雖然在緬甸分佈廣泛，特別是在緬北社會，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文化氣質上的“下雲南”社會（緬甸人稱呼緬北地區為“上緬甸”）。但是，從現實來講，中國在緬甸基本象徵了一種和軍政府類似的文化羣體，很多“反華”的舉動和情緒，與其説是就事論事的“反華”，不如説是民眾一遇到軍政府就反感的“恨烏及烏”的效果。

現在，很多中國人開始知道，在緬甸話裏，經常用來稱呼“中國”、“中國人”、“中國菜”的詞彙並不是“China”或“Chinese”，而是“德莠”（發音），這與緬甸詞——奸詐之人發音極其接近。緬甸公民與中國大陸百姓缺乏大規模、長時段的民間互動，但他們可以通過中國企業的項目、中國海外僑民的做派，去“虛構”一箇中國。

在訪問仰光媒體集團負責人吳哥哥時，他提到影響緬甸的現實國際媒體場域，仍然以發達國家英、美、日為主，客觀來説中國的英文報道在緬甸基沒有市場。只要有西方媒體的報道作為選擇，本地媒體一般不會關注中國的英文報道。

吳哥哥還提到，中國媒體因為沒有和政府進行任何有效的（代表公信力）區分，形成客觀的政府代言人身份，它們在材料選擇、報道口徑、寫作方式、語言特徵角度，都有濃厚的宣傳口吻和強勢，因此並不受緬甸媒體人青睞。所以，一旦中國企業和公民在緬甸有事，中國媒體一旦有話説，都容易當作負面和不客觀的報道數據。

另外，中國媒體的海外傳播沒有注意到緬甸媒體市場受眾的變化，因為瞬間擁有多種豐富的外界媒體渠道和終端，緬甸受眾可以獲得海量的傳播信息，因此緬甸的受眾在接受國際媒體報道時，基本上是沒有耐心的，很多報道即使寫得很好，大家也只看標題。手機媒體閲讀已經成為緬甸年青人接觸資訊的主要渠道，尤其是通過Facebook。

緬甸街上低頭刷手機的年輕人

這樣一來，對於中國的海外傳播來説，除了注重內容、深度之外，還要強化對形式、媒介形態、表述方式的研究，同時要利用各種緬甸受眾極為關注的事件和話題人物。

在緬甸調查期間，我每天都會和研究助手、當地的朋友查看當地報攤和茶店的報紙熱銷情況，有哪些報道為當地人關注。一段時間下來，發現中國的學術界、媒體界對於緬甸社會的標識性人物、事件的陌生和無知程度令人吃驚，同時因為語言的隔膜，中國媒體基本上難以傳達緬甸真實的文化語境和社會輿論情況。

緬甸的報攤以緬文和英文為主，西方媒體雜誌比較常見

對於昂山將軍的“彬龍協定”、“麥克馬洪線”、昂山家族與日本的關係、緬甸知識分子的類型、中緬油氣管道民間抵制的嚴重性、果敢戰事的象徵性和內在意義、中緬大量跨境民族的互動細節、日本和美國在緬甸的影響力和民間口碑等等議題，中國知識界基本缺乏高質量、多元、多面向、建設性的討論。

怎麼讓緬甸更好地認識中國？

在緬甸國家級展館（相當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有一個關於緬甸國際拓展的成就展示，裏面呈現了緬甸與多個國家的合作與友好會見展示，然而在中國的單元，只有一箇中國人出現，居然只是徐才厚。在緬甸，外國媒體的報道力、研究力、影響力整體超過中國，出現這樣的報道無疑是對中國的重大誤讀。

在東盟內部，據筆者在越南、泰國、緬甸、新加坡等地的調查，東盟的傳播和宣傳已經進入了幼兒園、媒體、文化場館、標誌性政治場所，可以看出這些傳播上的共識，不僅是一種意向達成，而是一種自發而現實的傳播行動。

對比之下，中國的海外政治和傳播戰略尚停留在“通稿式”國家立場宣傳模式，它可以明確標示中國的國家立場和國際姿態，但難以形成與對象國文化、語言、事件、項目的軟性銜接點，難以向緬甸社會傳遞一個變動、活躍、多元的現實中國。單純依靠國際電台、央視國際新聞和海外頻道的傳播途徑，只能影響在海外旅遊思鄉的中國遊客，而非當地的文化保有者。

緬甸媒體人認為，昂山素季已經訪問中國，中國應該利用改革時機，廣泛設計民生有關的投資項目，糾正以往與軍政府時期官僚化互動的模式，邀請緬甸社會各界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物訪華，形成一次緬甸社會對中國認識的格式化和更新。

  “緬甸現在就是在各國眼裏的一個美女，誰都想追求，但是總是靠給錢的方式，基本上不可能獲得緬甸的民意好感。”吳哥哥説。

中國媒體不能只是單調地就“政治轉型”、“民族衝突”、“民族和解”等關鍵詞報道緬甸局勢。應該適當超越緬甸局部紛爭和域畛域之見，利用中國改革和發展先行的經驗和體會，增加有利於緬甸和中國雙邊乃至多變的新議題，諸如改善生計、婦女權益、毒品控制、疾病控制預防、生態風險防控、環境退化、文化多樣性保護、族羣發展權、跨國信息流動等民生議題。

在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同時要將項目民生化並於本土文化融合，把城市現代化、海港城市體、能源樞紐、緬甸智慧城市、緬甸族羣文化現代性的多種要求考慮在內，在保護當地文化身份和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行設計和建設。做好項目區塊、生活區塊、外來文化區塊、文化過度區塊的合理銜接和過渡，進而創造新的中國對外傳播模式。

在項目國際傳播方面，例如同樣是建設緬北的光纖通道，從中國方面可以説成“光纖絲路”，以切合絲綢之路的政治話語，但是在緬甸方面應該闡釋成緬北信息高速公路，甚至是利用緬甸民間常用的黃金（Shwe）概念，翻譯成緬甸信息黃金通道（Super Highway and Worldwide E-border/corridor）。

在和民盟中執委秘書長吳温騰（U Win Htein）對話時，他還提到培養青年中緬知識共同體的重要性：中國應該積極邀請緬甸中青年記者來中國進行對話和訪問，增加彼此的興趣和信任，培養新一代的知華派。同時，幾乎所有受訪老媒體人和政治頭人都提到中國建國早期的國際主義、利他主義、理想主義的思維模式和現實做法仍具有相當口碑，中國需要從物質化、實利化、短平快的對外模式中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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