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亞洲發展的“對沖”（下）——“快亞洲”和“慢亞洲”

【同樣經歷工業化時代，不同亞洲國家常常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社會面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對此做出分析，將表現各異的國家分為“快亞洲”和“慢亞洲”。前者由於原有社會結構被打破，經濟參與更平等，社會流動更充分，從而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成績。本文為系列訪談最後一部分，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問：**除了在選擇發展策略方面的原因外，國家的工業化發展能否快速順利發展，是否與原有的社會結構能否被打破也有密切關係？

**房寧：**有很大關係。亞洲國家在工業化時代的表現是不同的，東亞以日本、韓國為代表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現代化，堪稱奇蹟。而菲律賓、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顯然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在亞洲工業化的道路上逐漸落伍了。我們提出了所謂＂快亞洲＂和＂慢亞洲＂的概念。

通過比較研究發現，對沖機制是成功的亞洲後發國家不約而同地採取的發展策略，而為什麼那些＂慢亞洲＂國家，如印度則沒有采取這樣的策略呢？**凡採取＂對沖＂策略的國家原有社會結構被較為徹底地改變了，或革命，或戰爭，或改革，總之都是被某種原因摧毀了原有的社會結構。**比如，韓國是戰爭，日本是改革。傳統社會結構被改變，原有利益格局也隨之消解了，由此出現了實現相對的平等經濟參與和實現社會流動的可能。當對沖策略實行的時候，社會的工業化進程開始了。

菲律賓和印度等國家沒有經歷革命，原有社會結構在工業化時期被保留下來了。菲律賓以家族為基礎，它的工業化成也家族，敗也家族。當工業化開始的時候，菲律賓的諸多家族還是採納了新的生產方式，但是很快家族在參與工業化進程後就轉向了尋求壟斷。菲律賓的電力是最典型的，菲律賓家族經濟轉化了大大小小的壟斷集團。此時民主政治發展又進一步固化了壟斷。從而拖累了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圖源：新華社)

**問：**這些亞洲國家對中國有什麼啓發？中國的發展與這些普遍性有何關係？

**房寧：**在亞洲研究之初我們就提出，要“警惕自己，忘掉中國”。意思是在科學研究中要儘量摒棄自己的主觀與成見，要“清空”自己，保持好奇心。這尤其是作比較研究時應當遵循的原則，否則，研究工作在開始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

經過對亞洲九國一區比較深入的研究，確實揭示出了**亞洲國家工業化條件下的政治發展中包含的一些普遍性因素，這些普遍性説明社會發展、政治發展存在內在的相同或相近的機制。**這種內在的機制在所有的國家都是存在的，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當然，就亞洲而言，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政治發展也有差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具體的差別，無論是在憲政體制、權力結構以及社會利益結構上，各國還是有許多具體的區別，相同或相近的機制下的具體形式各有特色。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大路條條各不同。總之，在具體形式、實踐方式上亞洲國家之間還是有差別的。第二，發展道路不是固定不變的，不是宿命的，政治體制是有適應性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的關係是辯證的。比如説在政治參與、體系對政治參與的吸納和建構等方面，各國是不一樣。

問：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中國有哪些優勢與劣勢？

房寧：首先，**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比，應當説是更好地運用了對沖機制，並且具有某種意識形態、組織結構上的優勢，使國家權力得到了更加地集中地使用。**所以中國在複雜的內外環境下，在一個擁有無與倫比的巨大規模的國家裏，控制住整個局面。在這個前提下，實行改革開放，放開權利通道，一定程度包容了多元化，從而釋放出了巨大的社會積極性和發展動能，推動了中國的成功的工業化發展。

與此相關地，**中國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傳統，一直重視思想工作，不斷地給實踐中的做法以理論上的説明，力圖獲得話語權。這對穩定思想領域起到了重要作用。**就中國自身情況而言也許人們還不滿意，説理論與論述還不夠好。但比較一下韓國就知道了，韓國製造漢江奇蹟的時候，在論述上幾乎是空白，結果話語權完全掌握在羣眾運動一邊，軍政體制在意識形態上十分薄弱，有理説不出。這也是韓國軍政體制失敗的一大原因，那時候朴正熙在意識形態上很孤立，沒有理論。

根據對東亞政治歷史的發展的觀察，我發現，在結構問題上，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興社會集團。中國有“三老三新”，“三老”是指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和仍在農村務農的農民，“三新”是企業家、農民工、城市白領。中國的未來，六大集團，特別是三大新興集團的參與，以及他們和政權、與整個社會的互動，根據亞洲政治發展研究獲得的經驗，這是未來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要相關因素。

問：在您看來，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政治發展和社會轉型？

房寧：除此之外，**近年來也觀察和意識到了一些能夠影響未來政治發展的新的相關性，如社會觀念層面的新的非傳統意義上的不穩定性。比如，宗教極端、民粹主義等。**宗教極端在過去中國民眾比較陌生，近年來新疆出了一些問題，還有人説是民族分裂，其實主要是宗教極端。因為中國有亞洲研究的經驗，所以看得出來那主要是來自中東的極端宗教思想，“定叛薩拉菲”。從更大的背景中看，現代社會，或更準確地説後現代趨勢下，各個國家各個社會都會或遲或早會遇到價值多元化的問題，這是個大的趨向，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物質豐裕的時代，一旦進入這個階段，社會的價值多元化時代就到來了，這樣社會中的問題常常是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這些帶有比較傳統色彩的結構性問題和比較新興的價值多元問題，都將來會給中國的政治發展，社會轉型帶來影響，甚至給國家政權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如果不能制度化，不能夠處理這些問題，那麼就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這種政治參與，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是衝突性的，可能會對中國政權及社會的穩定產生衝擊。中國現在也在不斷的應對，包括推行協商民主等等。但是現在來看，中國還不太能夠比較深入和準確地認識其中一些內在機制以及一些更為基礎性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亞洲政治發展研究乃至更大範圍的政治發展比較研究對中國是有價值的。就中國自身認識而言，中國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人們是怎樣從事政治活動的？導致政治參與和政治發展的相關性及其排序是什麼？這些都中國政治學界應該注意研究的問題，相關研究學者應當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付出努力。

問：以未來二三十年為時間座標，中國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

房寧：總體上來看，中國社會的新興社會集團的參與，以及相應地政治體系、政權吸納和綜合能力，將影響甚至決定未來的政治形態。隨着中國的社會發展進程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特別是城市化率達到65%以後，這些問題都會進一步的呈現出來。

**在未來的二三十年裏，現在的“對沖”機制是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的。在此期間如果出現重大的政治危機，就有可能會打斷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應予以避免。**所以，在未來的二三十年裏，中國需要維持現有的基本制度，再適當的加以調整。二三十年之後，也就是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城市率達到65%以後，中國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政權將面臨更多的新問題新挑戰，核心問題也許就是許多亞洲國家曾經遇到過的新興社會集團的參與，以及政權的吸納和整合能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