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 ：康有為眼中的馬丁·路德：統一的毀滅者與新文明的奠基者
作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閲讀，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準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大，不在於統，而在於分——他引發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同時削弱了羅馬天主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而歐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競爭的基礎之上。
1904年是康有為歐遊之始。在漫遊意大利那不勒斯、羅馬、米蘭等城之後，5月16日，康有為從瑞士坐車進入德國，在康斯坦茨下車，泛舟博登湖（Bodensee），此後又坐車進入巴伐利亞，抵達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訪問的第一個德國大城市，在他眼裏，這個城市道路寬廣整潔，宮室新麗，勝過倫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國人的治理，在他看來可歸納為四個字：“嚴肅整齊”，可謂“冠絕歐土”。[9]
無論是普法戰爭，還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戰爭，不過是一兩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國隨處還能見到當年列國爭雄的遺蹟。在其1907年《補德國遊記》中的《來因觀堡記》中，康有為記錄了自己沿着萊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兩岸的堡壘的經歷。這些不久之前還在使用的堡壘，在德國統一之後就已經廢棄，這引發了康有為深深的感慨。中國人“生於一統之國，萬千裏無一戰壘，民多老死，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而歐洲人兩千多年來列國並立，戰亂不斷，相比之下，中國人可以説是幸福得多。然而“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10]從“眾小競爭”中，產生了新的歐洲文明，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形勢。
由於地處寒冷之地，生計艱難，條頓民族的崛起晚於希臘、羅馬之後。[11] 法蘭克王國建立，但國土反覆分割和分封，導致君權衰落，與“專尚帝制”的東羅馬帝國形成鮮明對比。[12] 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眾小競爭”之勢。康有為在1904年《德國遊記》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傑”：路德為“教門之傑第一”，康德為“哲理之傑第一”，俾斯麥為“功業之傑第一”。[13] 列舉這三者，直接目的是證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4] 但令人驚異的是，康有為不僅認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認為路德的重要性，超過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希臘七賢、哥白尼、培根、哥倫布、瓦特、富蘭克林、達爾文等等偉大人物。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為如此盛讚？作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閲讀，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準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大，不在於統，而在於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舊教的勢力，促生了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在此過程中，不僅教皇的權力衰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日益虛弱，歐洲出現無數獨立的政治單位，在均勢之中，形成了今日的“萬國公法”，即國際法。新教的出現，也大大沖擊了舊教對教育的壟斷，於是新學發揚光大，為新文明奠定基礎。康有為毫不諱言，歐洲的宗教戰爭極其殘酷，尤其是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德民經此久戰，城邑荒蕪，工商凋落，國弊民窮。垂至於俾士麥未統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餘年，役屬於法，不能自振。”[15]
由此來看，路德分裂歐洲，可謂形塑了歐洲新文明的演變路徑，為俾斯麥的事業設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麥所締造的德國，當然也具有歐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徵。但對於養育路德的德意志區域來説，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壞。如果沒有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歐洲建立在“眾小競爭”基礎上的文明形態不會有太大變化，只不過在歐洲的列國爭霸格局中，德意志諸邦只能處於邊緣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麥作為“功業之傑”，對於德國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義。
路德宗教改革毀“一統”，歸“封建”，又何以催生當代歐洲文明？在作於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總結：（1）封建貴族制約君權，為立憲之政奠基；（2）封建勢力眾多，相互牽制，難以相互滅國，於是“競爭則思變而求進，於是政法日加改良，鄰國亦妒而不能下，於是相師；互競互師，日變日長，如水漲則堤高，堤高而水愈漲，攻防迭用，無有已時。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歐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國難以攻滅，導致了大規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間則使新理、新學進一步廣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競爭，導致了宮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無帝者一統，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16] 一言以蔽之，列國競爭是當下新歐洲文明的發展動力。
以上五點中的第四點，看起來其實比較瑣碎，讓人懷疑是否可以和其他四點在同一平面上。但這其實是康有為通過親身遊歷所獲的一大心得。他在德國各城遊覽，所見最多的就是各類宮室建築。德國幾乎每一個稍大一點的城市，都有“體制瑰奇，鬥新競異”的宮室。相比之下，中國“惟卑宮陋室最為近蠻，且衞生不宜，無一是處”。但這一反差，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
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語神怪，而神權不昌。孔子既惡封建之專橫，尚卑宮而譏建築，又立一統之義。漢後封建永廢……將相皆起自凡庶，侯封僅列為虛爵位，卿士皆無有世祿，貧困不能大舉。至唐慧能説佛，直指本心而罷棄禍福。朱子則幾為無鬼論矣。寺廟皆市裏小人婦女為之，少有士大夫出力為之經營。神、侯兩怪掃除久矣，故宮廟皆無。惟一天子宮闕規模廣大，實冠大地。然以無與競爭，故絕不精麗。而天子之宮闕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擬，而卑宮尚簡之經説又復為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17]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在宮室建築方面的落後，原因恰恰在於很早就破除了神權和封建，實現了君主的一統，沒有人敢於和君主在宮室上競爭，而君主一旦受到崇尚簡樸的哲學或風氣影響，在自己的宮殿營建上也不會用力，於是整個國家的宮室建築就乏善可陳了。而在歐洲，長期以來，封建王侯與教會勢力眾多，各方都大建宮室，宣示財富和力量，因此就形成了許多精美雄偉的宮室建築——從中國人習慣的觀察視角來看，這當然是封建王侯與教會掠奪的民脂民膏。但誰能想到，歐洲人竟然走出工商文明的路子，財富不斷積累，儘管王侯與教會極盡奢華，民眾竟能安然承受？
波茨坦新宮
在非毀滅性的列國競爭環境中，各國為了調動資源進行外部競爭，逐漸發展出精細的治理方式；而在一統的時代，由於競爭的消失，治理方式反而變得粗放。在《德國遊記》中，康有為摘錄了一則德國巡警章程，列舉出其中警察對社會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限制集會，不許學生入店飲酒，小販必須帶執照等等。如此細緻的規定，讓康有為想起中國封建時代“治及纖悉”的周禮。[18] 康有為更是注意到，德國各行各業都有嚴密的管理規則，要求業主取得許可執照，僱員取得相應的資格證書。[19] 而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在一統之世，中國老百姓有着極大的自由，營業、建屋、經商、習工、開學、為醫等等方面，都不需要官府許可，臣民平時跟官府打交道的機會非常有限。康有為比較了日本、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與中國的税收，斷定中國老百姓的税負遠低於列國。[20] 由此推出的結論是，生活在一統之世的中國老百姓實際上比歐洲人更自由，也因此，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張在中國並沒有太大意義，中國並不存在領主對於民眾的管制極其細密、壓迫太盛的沉痾，因此也無需採用法國大革命這劑猛藥。[21] 但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比較自由，跟官府的關係很鬆散，也導致了“民氣散漫，民質拖沓”，在萬國競爭的時代，碰到“整齊嚴肅之兵氣”，難有成功抵抗的希望。[22]
還在“眾小競爭”階段，普魯士就推行了普遍義務兵役制，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又將此制度推廣到德國各邦。在康有為看來，普遍義務兵役制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武力，另一方面，還帶來另外一個效果，就是大部分國民受過軍事訓練，因此“精明嚴悍，紀律整然”，大大提高了勞動力的素質，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23] 康有為提議在中國引入德國的義務兵役制，舉國為兵，既提升軍力，更提升民氣。
康有為在此所説的“自由”，具有極強的“消極自由”的意涵，是老百姓不受官府幹預的自由。康有為通常以“民權”來指稱參與政治的“積極自由”。他當然認為歐洲列強在民權建設方面走在中國的前面。但是，歐洲列國競爭擴大國內民權的過程，恰恰表明民權並非免費午餐，其擴張恰恰會導致免受官府幹預的自由的削減。康有為針對晚清的君憲運動指出，“立憲之後，恐更有加重徵税、密增法律之事。”[24] 在《物質救國論》附錄《論省、府、縣、鄉議院宜亟開為百事之本》中，他論述了開地方議院的兩大功能：第一是籌款，議員基本上是士紳，向他們賦權，同時也意味着他們將承受更重的財產負擔；第二，推舉專門的外交人才，改變目前的外交由親王、宰相兼任的局面。[25] 擴大政治參與的目的，是為了溝通上下，達到更好的國家治理。而這當然也意味着國家對於臣民生活的更細緻的干預和管理。
“眾小競爭”的重點，不僅僅在於“競爭”，也在於“小”。因為政治單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交通靈便，政化易感，風俗易激，相師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進化於無已也。”[26] 而這正是德國集中展示出來的歐洲新文明的基礎。一些中國的論者認識到歐洲從“眾小競爭”中產生新文明的邏輯，同時認為中國若要融入這一新文明，需要重走歐洲當年的道路。而從康有為的眼光來看，這完全是刻舟求劍之舉。當其門人梁啓超、歐榘甲鼓吹廣東獨立的時候，康有為毫不猶豫地予以呵斥。他指出，國家之間的競爭正在升級，歐洲的小國正在逐漸合併成大國，在大國威脅之下，小國的生存已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康有為以印度因內部分裂而終滅亡於英國的例子強調，中國應當加強內部團結，致力於“外競”，如果出現內部分裂，反而會導致列強乘虛而入，各個擊破，最後將中國變為殖民地。[27]
康有為更通過德國與奧匈帝國的對比，強調了大國競爭時代國家內部整合的重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鋭地指出，奧匈帝國之所以落後，核心原因恰恰在於其內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種語言，10種文字，而德國通行德語，有四種地方口音，但普魯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奧匈帝國語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運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學多種語言。在軍隊裏面，官與兵，兵與兵之間經常無法溝通，導致戰鬥力低下。[28] 但是，由於民權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國境內推行統一的語言文字，而德國皇權比奧匈帝國皇帝更強，所以在全國推行了普魯士口音，普魯士之外的其他邦國縱有不滿，也無法對抗。
何以民權大盛導致哈布斯堡皇帝無法推行統一政策？康有為《補奧遊記》在議會政治中發現了中間的傳導機制：“其在議院也，十四州各自為政黨，各日月傾軋爭政權。於是奧政府無能數月者，於是奧政治無一能舉者，於是坐視其強鄰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則袖手待亡。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劇爭，雖百萬億裨斯麥無所用其力。於是宮室之偉麗，作廠之繁多，國富之財力，只為亡國之具而已。”[29] 1912年的《奧政黨考》進一步重申了《補奧遊記》中的發現，康有為指出，奧國有18個政黨，“各私其州人”[30]，而各州“風俗不親，語言不合”，各州之“私”，無法通過議會政治的平台，成功轉化成為國家的“公”。其時新生的中華民國正面臨着政黨蜂擁而起的局面，康有為貶奧而揚德，可見其對民國議會政治導致地方之“私”盛行的深深擔憂。
德意志各邦享受了“眾小競爭”的紅利，並在競爭升級的19世紀，形成統一國家。在俾斯麥的領導之下，德國自立於歐洲列強，並以逐漸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基礎，開展全球性的霸權競爭。德“國力既實，工商日興，乃慕英、法屬地之富，俾士麥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啓非洲，垂涎於吾膠。”[31] 德國以極快的速度擴展自身的海軍，開闢海外殖民地。康有為在柏林的“屬國博物院”目睹德國對於自己的帝國事業的炫耀，膠州的海關道旗被作為戰利品，與一堆非洲戰利品放在一起，令向來鄙視非洲黑人的康有為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賒理宮”（Orangerieschloss），康有為目睹德國於1900年從中國掠奪的元朝郭守敬製作的渾天儀、紀限儀等天文儀器、，更是黯然淚下，作長詩一首，銘記國恥。[32] 顯然，他推崇德國，意在推動中國通過借鑑德國的治道，在列強競雄的時代自立自強。
註釋
[9]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07頁。
[10]康有為：《補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340頁。
[11]康有為：《日耳曼沿革考》，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237頁。
[12] 同前注，第241頁。
[13]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11頁。
[14]同前注。
[15]同前注，第411頁。
[16]康有為：《日耳曼沿革考》，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239-240頁。
[17]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18頁。
[18]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51頁。
[19]“即開一小店，亦必須卒業證書乃得之。”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47頁。
[20]康有為：《法蘭西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197頁。
[21]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頁438-439。
[22]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36頁。
[23]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3頁。
[24]康有為：《日耳曼沿革考》，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202頁。
[25]康有為：《物質救國論》，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100頁。
[26]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33頁。
[27]同前注，第426頁。
[28]康有為：《日耳曼沿革考》，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257頁。
[29]康有為：《補奧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384頁。
[30]康有為：《奧政黨考》，載《康有為全集》（第九集），第292頁。
[31]康有為：《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載《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34-349頁。
[32]康有為：《德國遊記》，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431頁。
本節出自章永樂：《在“國競”中“去國”：康有為論德國崛起與世界秩序的未來》第一部分“從‘眾小競爭’到大國爭雄”，載《原道》第3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