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埃利森、尼爾·弗格森：為什麼總統需要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尼爾·弗格森、格雷厄姆·艾利森

人們有時説，大多數美國人都生活在“失憶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但很少人承認的是，美國許多決策者也是如此。

最近，在談及他的著作《難逃成功：從杜魯門至奧巴馬的美國-以色列關係》（Doomed to Succeed: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FromTruman to Obama）時，美國外交家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指出：“沒有哪一屆政府的大人物知道我們過去在中東做了什麼”。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地區的歷史。舉例來説，2003年，當小布什總統選擇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時，他看起來沒有完全理解遜尼派穆斯林與什葉派穆斯林的區別，也沒有弄清楚以下事實的意義：薩達姆政權是由作為少數派的遜尼派所領導，卻在鎮壓作為多數派的什葉派。當有人警告他的行動將催生出一個什葉派主導的巴格達政府，在中東伊朗地帶推動什葉派的綱領時，小布什卻置若罔聞。

伊拉克宗教勢力組成及分佈圖

無論如何，這問題並不僅限於中東地區，也不是小布什一個人的。奧巴馬總統也全然無視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深厚歷史淵源，這就讓他低估了推進烏克蘭和歐洲之間關聯的風險。“我現在甚至不需要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了”，2014年1月，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上，奧巴馬總統在談到這位冷戰時代偉大的外交家和歷史學家是這麼説的。但到了3月，俄羅斯已經吞併了克里米亞。

要解決這一問題，像奧巴馬那樣，總統出面邀請一團和氣的史學家參加白宮的晚宴是不夠的；像約翰·F·肯尼迪對待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那樣，任命一位“御用史學家”也是不夠的。我們希望下一任總統創立一個白宮歷史顧問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在卡特總統和里根總統執政期間，歷史學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但最後無果而終。從操作層面上講，歷史顧問委員會可以參照在二戰後創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總統提名一位委員會主席和兩位委員會成員，均為全職職位，他們負責回應總統的諮詢。這個委員會將是總統行政辦公室的一部分，三人委員會以下還有一小組專業人士提供支持。

小阿瑟·施萊辛格（圖右）為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擔任肯尼迪總統的白宮特別助理，被稱為為肯尼迪的“御用史學家”。

長期以來，在那些提供不可靠確定性的社會科學家那裏，歷史學被貶低為一種“軟”學科。我們相信，現在是時候讓一門嶄新而嚴謹的“應用史學（applied history）”出場了，它將嘗試通過分析先例和歷史中的類似事件，從而闡明當下的挑戰和選擇。我們希望在不遠將來可以看到，應用史學可以為總統行政辦公室所吸收，如同現在的經濟專業意見一樣；不僅如此，我們還希望通過自身的首倡，應用史學有朝一日可以成為一門美國大學內的獨立學科。當人們今天提到應用史學時，他們通常指的是檔案管理員、博物館館員以及類似職業的培訓。但我們腦海中設想的是一種不同的應用史學，它所追隨的是現代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Ernest May)以及政治科學家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的傳統。他們1986年出版的著作《在時間中思考》(Thinking in Time)提供了可供我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主流歷史學家處理一個事件、一種現象或者一個時代，嘗試去解釋過去發生了什麼。他們有時會説，他們是“為了歷史之本身”而研究過去。應用史學家則要面對當下的某一困局，然後嘗試着在歷史長河中找到類似局面。他們最終的目標是找到接下來會發生些什麼的線索，進而提供可能的政策干預選項方案和評估大概的結果。有人可能會説，應用史學之於主流史學，就好比臨牀醫學之於生物化學，或工程學之於物理學。但是，這種類比並不全然準確。在科學的領域中，理論家和實際操作者彼此之間相互尊重。但相反，在政策的領域內，實踐者和學院派的歷史學家更多的是相互瞧不起。應用史學就嘗試補救這一狀況。

設想奧巴馬總統今天設立了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他可以向這個委員會佈置什麼作業呢？

首先就是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團隊一直以來最受困擾的問題——ISIS。最近的報告表明，聯邦政府傾向於將ISIS視為一種新版本的基地組織(al-Qaeda)，因此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首要目標就是像暗殺基地組織頭目奧薩馬·本·拉登一樣，對ISIS實施斬首行動。但歷史卻能告訴我們，ISIS在結構上與基地組織存在巨大的差別，它甚至可能是一個典型的無中心網絡組織。如果我們到歷史中尋找類似ISIS的組織，我們也許能找出50多個團體，同它一樣殘忍、狂熱、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包括俄國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通過考量什麼是ISIS的最顯著特徵，歷史顧問委員會能將最初的名單精減到最相關的先例。研究這些案例，就可以説服總統不要將ISIS同基地組織等同起來。

美國兩任總統對實際情況的誤判很有可能助長了ISIS的勢力

美國政府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反應説明了這種路徑的價值。那年9月，世界經濟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震動。幸運的是，時任聯邦儲備局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對早期金融危機，特別是大蕭條深有研究。正如他在2015年的回憶錄中所寫的，“歷史的脈絡是無價的”。伯南克治下的美聯儲行動果決，運用史無先例的政策工具，比如通過我們現在所説的“量化寬鬆”來買進抵押證券和美國國債——這些政策工具即便沒有超越（exceed），至少也拓展（stretch）了美聯儲的法定權力。正因為伯南克對大蕭條的瞭解，才能理解美聯儲為何會支持其他中央銀行。

當然，歷史類比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歷史當然不是一本烹飪書，可以提供預先備好的食譜”，亨利·基辛格，這位應用史學在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實踐者曾這樣指出，“它可以闡明在可比的情形下的行動後果，但問題是，每一代人都必須自己去發現什麼的情形才是可比的。” 911之後，業餘水平的類比可謂是屢見不鮮：從小布什總統在他的日記中援引珍珠港事件，到小布什政府在薩達姆和二戰中軸心國領導人進行類比，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為了避免這些錯誤的比較，梅建議研究者和決策者遵循一個簡單的流程：將你正在考慮的比較項——比方説ISIS和俄國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寫在一張紙上，沿着紙畫一條線，並將兩欄分別標為“相似點”和“不同點”。如果你不能列出三點相似點和三點不同點，那麼你應該去諮詢史學家。

如果現在存在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它就可以研究諸多戰略問題的歷史先例。比方説，當美國和中國之間在中國南海與東海的緊張局勢加劇時，美國對日本、菲律賓以及其他國家的承諾是否會成為和平的火藥桶，就好像1839年條約賦予比利時以中立地位，但卻最終成為1914年英德之間開戰的理由？

歷史顧問委員會還可以研究以前的總統對其他危機是如何處理的，這種處理能否應用到當前某一挑戰上（總統X遇到這個情況會怎麼做？）。奧巴馬最終決定達成一個不完善的協議以中斷或至少延遲伊朗的原子能計劃，而沒有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所希望的那樣，轟炸伊朗的鈾濃縮設施。在歷史委員會看來，奧巴馬的審慎就與肯尼迪總統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決策有異曲同工之妙——肯尼迪同赫魯曉夫達成了協議，而沒有入侵古巴或者容忍佛羅里達海岸外的蘇聯導彈。

總統還可以向委員會提出形同“若是……則又如何……”的問題。若是沒有采取某個行動則又如何，若是採取的是一個不同的行動則又如何？（這類問題在某個政策失敗後幾乎無人問起。）同理，下一任總統可以要求歷史顧問委員會重演2013年的事件。若是奧巴馬堅持自己打擊阿薩德政權的“紅線”，而非與俄羅斯合作移除敍利亞的化學武器，那麼又會如何？到底如何判斷奧巴馬的這個決定？它是如一些批評者所堅持的，是奧巴馬總統任內最大的錯誤？還是如奧巴馬自己所稱的那樣，是他的最佳決策？

最後，歷史顧問委員會還可以考慮大戰略問題，包括所有大戰略中最核心的問題：美國是否處在衰落過程中？它能否克服自己面對的挑戰，亦或美國的全球勢力將在未來幾十年內不斷被削弱？

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都提供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事實上，特朗普呼籲“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這就暗含着美國的衰落已然發生；同時他鼓吹“美國第一”，這個復興的標語，其背後是一段往輕裏説都是差勁的歷史。迄今為止，這次總統大選並沒有讓我們相信美國人的歷史健忘在近期內可以得到緩解。

我們建議，歷史顧問委員會的章程應該以修昔底德的洞察開篇——“只要人之為人，未來的事件將是過去歷史的重現”。雖然應用史學家不是隨身攜帶透明水晶球的預言家，但我們還是贊同温斯頓·丘吉爾的話：“回望越長，展望越遠”。

【本文選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年9月版，譯者為中山大學法學院學生謝可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