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戴維斯：西方進入“後真相政治”時代

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當中，事實佔有神聖的位置。每當民主似乎跑偏，當選民被人操縱或者政客躲避問題，我們都訴諸事實。

事實無力支撐共識

然而，事實似乎漸漸失去支撐共識的能力。美國“政治真相”網站發現，唐納德·特朗普70%“基於事實的”聲明其實屬於“基本不實”、“不實”和“胡説八道”。

有關英國脱歐公投，脱歐派聲稱，歐盟成員國身份每週使英國損失3.5億英鎊，但沒能説明英國反過來得到的資金。

這種感覺現在非常普遍：我們已經進入後真相政治的時代。

當政治變得越來越充滿對抗並且由電視表演主宰，事實在公眾辯論中的地位升得太高。我們對統計數據和專家證詞寄予厚望，使其不堪重負，到了崩潰的臨界點。事實現在已經不能冷靜地坐在政治爭論的衝突之外，而成為衝突之內的舌戰武器之一。

當事實不再提供給大家認同的現實，我們還講什麼“事實”？問題在於，專家和參與提供事實的機構激增，而且這些專家和機構很多都待價而沽。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位願意為某個事實背書的專家，並且你背後有足夠的金錢和政治影響力，你大概就能找到。

民粹主義運動與社交媒體的結合常常被説成是後真相政治的罪魁禍首。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圍繞自己的觀點或偏見決定如何消費媒體，民粹主義領袖也樂於鼓勵他們這樣做。

事實權威衰落已久

但是，如果只聚焦最近對事實更明顯的濫用，那就忽視了一點：事實權威其實已經衰落了很長時間。報紙或許幫助抵制了民粹主義的煽動宣傳，但它對更大範圍的事實危機沒有任何作用。

主要問題在於，21世紀的事實供應過剩：太多的來源，太多的方法，可信度各不相同，取決於誰給某項研究出資以及那些奪人眼球的數字是怎麼得出來的。

文化史學家瑪麗·普維説，用事實描繪社會的傾向最先見於中世紀晚期，伴隨着會計學的誕生而出現。普維博士認為，商人記賬的新鮮之處在於，它呈現一種看來可以獨立存在的真相，無需閲讀者的任何解釋或信任。

在接下來的幾百年，會計學之處又有了統計學、經濟學、測量勘察和其他一系列數學方法。但是，儘管這些方法發展擴大，它們仍然往往是結構緊密、能維持相關標準的小型機構、學術社團和專業協會的專屬領域。

上世紀，一項圍繞事實的產業誕生了。市場研究公司從20年代開始展開市場調查，並在30年代擴展到民意調查。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以後出現了美國企業研究所這類智庫，把統計數據和經濟學用於政府政策設計，服務於這種或那種政治計劃。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在所謂的後意識形態時代，自由派政客中流行一種思想，稱作“基於證據的政策”，這時的經濟學嚴重傾向於為政府計劃辯護。

“事實”這個詞當然不只限於數字。但它的確暗示某種可以公開分配、無需不斷證實或解釋的知識。

“數據社會”趨勢難擋

但是，後真相政治還有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對社會產生的變革作用可能就像500年前的會計學一樣巨大。

我們正處在從“事實社會”向“數據社會”轉變的過程。在此期間，圍繞知識和數字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存在諸多困惑，這加劇了真相本身將被遺棄的感覺。

要理解這種轉變，首先需要了解智能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因為兜裏的智能手機和智能卡、社交媒體的驚人崛起、電子商務作為商品和服務購買方式的流行以及感應裝置在公共領域的普及，我們的日常活動留下大量數據。

像統計數據和其他傳統事實一樣，這些數據是量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史無前例的規模（大數據裏的“大”）和它們不斷地被默認收集而不是在專家有意設計的情況下被收集。數字產生的速度遠遠高於我們能找到它們具體用途的速度。儘管如此，你也可以通過分析這些數據瞭解人們如何行為，怎樣思考。

事實有可能解決對立視角之間的爭論，把問題簡化。比如，政客可能對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才正確觀點各異，但他們如果認同“經濟增長了2%”而“失業率為5%”，那麼他們至少就有一個共同認定的穩定現實可以為之爭論。

數據用於“情緒分析”

相比之下，數據有可能感知公眾情緒的變化。比如，用算法分析推特就可以獲得幾乎實時的最新數據，瞭解公眾如何看待這位政客。這就是所謂的“情緒分析”。

這有例子，比如總統電視辯論中監測現場觀眾反應的“蠕蟲曲線”，隨着候選人的言論在觀眾中產生的反應上下波動。金融市場體現交易者在一天裏不斷波動的情緒。股市不可能像會計那樣提供思科系統公司價值幾何的事實，但其提供了一個窗口，顯示全世界成千上萬人對思科系統公司的態度每分鐘如何變化。

記者和政客不能忽視集體情緒的不斷審查，正如首席執行官不能忽視公司股價的上下波動。如果英國政府拿出更多的時間設法跟蹤公眾對歐盟的情緒，而不是重複英國經濟可以如何從歐盟成員國身份中獲益這個事實，那麼脱歐公投可能是另一番局面，政府也可能更成功。

脱歐派活動者之一多米尼克·卡明斯嘲笑他所説的過時的民調技術。他要求一個民調機構加入有關“熱情”的問題，並且僱用科學家開採最新的大數據集，以衡量選民的情緒並通過廣告和志願者採取針對性的行動。

生活在數據而非事實的世界裏是可能的。想想我們如何利用天氣預報：預報説，週四的温度將為75華氏度，我們知道這不屬於事實，因為數字將隨時波動。天氣預報的原理與情緒分析相似，通過大量感應裝置收集數據，然後把這變成對不久將來的會持續發展的描述。

但是，這給政治帶來某些令人恐懼的可能性。數字一旦被看做是當前情緒的指示而不是對現實的説明，我們該如何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的性質達成共識，更不用説解決方案？

這種環境導致陰謀論盛行。我們雖然有各種方法弄清有多少人相信這些理論，但卻沒有什麼辦法説服他們放棄這些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