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我經歷的“二二八”事件 -陳明忠
前言
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灣各地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統稱為“二二八事件”。
這是台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後台灣緊接着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至少數萬名民眾在白色恐怖時期死亡、失蹤、監禁。
作為台灣“統左”的代表性人物，將近九十歲高齡的陳明忠，曾在“戒嚴”期間兩度被捕入獄，是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二十一年黑牢。
他的一生，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和黨外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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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8日，我還在農學院讀三年級。這天下午去看電影，晚上回學生宿舍，迎面碰到謝桂芳（我在高雄中學的學長）：“你還去看電影啊？台北都打起來了！”
接着台北延平大學和台大醫學院的兩個學生來宿舍通報消息説，3月2日在台中戲院要召開市民大會，問我參不參加，我説：“當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有很多人散發號召鬥爭的傳單，整個台中都鬧起來了。
3月2日，台中戲院裏人滿滿的。大家推楊克煌出來講話，他正講着，謝雪紅來了，他就介紹謝雪紅，一聽是日據時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幾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舉她做大會主席。
很多人跳出來講，羣情激動。有人就喊：“講沒有用啦，去！”去哪裏？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長立刻解除全體警察的武裝，把武器都交出來。我跟着到警察局，看見台中縣長也被捉來，跪在陽台上，好像進行公審一樣。
因為貪污，大家都很憎惡台中縣長，還有人大喊：“槍斃他！”
謝雪紅講：“他雖然壞，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來！”謝雪紅説：“這也太野蠻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説：“打可以。”就讓兩邊按着的人打他。謝雪紅對羣眾還是很有控制力的，大家都聽她的。
很多人從警察局拿槍，我也拿了一杆槍。槍膛裏有黃油，這是保存槍的辦法，我在中學三年級的軍事訓練課上就學過，應該拿布伸進槍管裏擦，弄乾淨。但這時忘記了，拿到槍就走了。帶着槍和子彈回到農學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被擊中掃射，還撿回一條命
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區臨時處理委員會”，並且把學生組織起來成立“治安隊”。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的學生治安隊，隊長是林秀棟，他是農學院僅有的台灣人教授，羅東人（事件後被學校解聘，轉到延平學院任教，195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是一個林姓學長。
3月3日，大家到市政府廣場談天，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忽然國軍一輛卡車開過來，架着一挺機關槍，後面堆着沙包，看到人就掃射。我們趕緊趴下來，躲起來開槍。我專打車輪，打中了，但車沒停，稍轉一下就開走了。等車都沒了，我爬起來，發現跟着我來市政府廣場的陳保德（現在是愛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長）不見了。回到宿舍見到陳保德，他説他從排水溝裏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1947年2月28日，台北人民聚集在國民黨專賣局門口。資料圖
聽説國民黨的部隊集結在教化會館，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動去攻，我也參加了。我日據時代受過軍事訓練，知道卧倒、跳起、進幾步。聽機關槍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該卧倒、什麼時候該前進。
在教化會館，一個商業高職的學生看着我，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但我卧倒，他沒跟着卧倒，結果中了一槍，幾個有經驗的人把他抬走了。
攻教化會館的人有從東南亞回來的台籍老兵，有失業的人，多數有戰爭經驗。學生大都沒有打仗的經驗，死傷很多。
有個人提醒我：“你的槍有點奇怪喔，會發火花。”我也奇怪， 怎麼對方的火力都往我這邊來。突然意識到，啊，黃油，是我槍裏的黃油沒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掃射也沒死。我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東南亞戰場回來的老兵，外號“老虎”。
這天，一直打到晚上，忽然一顆手榴彈落在我身旁三四米遠，我趕緊卧倒，它一直滾到我腳邊來，卻沒有爆炸。原來，這是日本留下來的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和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用的不一樣，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國軍不會用，我撿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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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會館外面有圍牆，裏面二樓走廊上堆着一捆一捆棉花，用來擋火力，我們的槍打不進去。而且我們在平地，他們在高處，火力又強，所以他們損失很少。
守軍最後投降了，投降的大概有一百人，幾個年紀大的，就帶他們到學校集中管理。
我們攻的人，各方面的都有，搞不清楚有多少人，也沒有指揮，就亂打一通。但我看見一隊穿黑衣的，很勇敢，動作很迅猛，據説是埔里來的少數民族。我後來去了埔里才知道，他們的領導人是黃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軍官，在東北做軍官。
國軍來了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機關都被市民佔領了——“二二八”時，整個台灣大概只有台中被市民全面佔領。
農學院的學生負責守衞火車站。台北來了通知，要槍和武器。我們的武器也沒那麼多，就用火車送手榴彈給台北。
後來有個人來報信，才知道高雄很慘，希望我們台中派援軍去。我是高雄人，也想帶人去援助。
那時總共有三四十個人在火車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隊，決定3月17日去埔里找他們。我到埔里，看到幾個人還穿着那身衣服，拿着槍，我就問：“是攻教化會館的嗎？”他們説：“是。”我説：“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們就説：“可以啊。”我説：“你們多少人？”一算，五六十個人，需要車子。怎麼辦呢？
第二天，我去找埔里的區長。區長很客氣，還拿名片給我，我一看，張文環，不是那個日據時代很有名的小説家嗎？我問：“你是不是作家張文環？”他説：“是。”我説：“我看過你的小説啊。”他很高興。
他當時大約是能高區的區長，區公所在埔里。但他告訴我：“沒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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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回台中去調車，結果在埔里的大街上碰到了謝雪紅、楊克煌。他們開着一輛巴士，後面裝着襪子、毛毯、蚊帳等很多東西。看見我，我還穿着教化會館裏繳獲的日本空軍的衣服，他們就説：“哎，學生來，幫忙幫忙。”
原來二七部隊要撤退到埔里，他們先來，把教化會館裏的東西運過來賣，當經費。
他們問我在埔里幹嗎？我説要帶少數民族去高雄救援。幫過之後，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帶謝雪紅來的巴士也要回去，我們就一起走。路過草屯，碰到二七部隊的人，説：“國軍要來了，我們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就有這麼大的變化？我還是要回去。
他們又説：“你回去碰到國軍，帶着槍就麻煩了，不要拿槍。”我就把槍交給他們。
又有個人説，他們撤退時，火藥庫沒有來得及炸，拿鑰匙給我，讓我回去後把它炸掉。
死一樣寂靜的台中
我和巴士司機回到台中，發現整個台中是靜的，街上完全沒有人了。可能知道國軍要來，二七部隊又撤離，一般人都不敢出來，台中好像死城一樣，感受很不好。
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淵源留的一張條子，讓我到苗栗縣後龍鎮一個同學家裏，説他先去了，讓我也去。可是沒有車子，怎麼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藥庫，到那裏一看，已經被流氓佔領了。
我一過去，他們就喊：“幹什麼？”我説：“我看看。”他們説：“看什麼？回去回去。”國軍進來台中之前，流氓先來“保護”。流氓是最快倒戈的，他們一般是無業遊民，之前攻教化會館之後，台中開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亂來。我曾見他們打一個孕婦，踩她的肚子。
我説：“打倒貪官污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槍，就衝着他們喊：“再打我就開槍了。”他們就不敢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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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那個巴士司機分手時，和他約定了在一個地方等，要去埔里也得坐他的車子。
我去炸火藥庫時，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擔心那個司機會不會也倒戈。本來也不認識，也不敢去約定的地方，決定走路去。
我帶着兩個同學，各再拿一支槍和子彈後出發，走到霧峯附近，聽到後面有車子來。就擔心是不是國軍來了？
當時整個台中沒有人，氣氛很肅殺，認為國軍隨時會來。但台中到埔里，要走一天。我讓他們兩個在路邊蹲下，我去攔車：如果是國軍，我會給打死，你們就快跑；如果不是，我們就可以搭車走了。
我拿槍站在路上攔車，沒想到就是那個司機。他等我很久沒等到我，所以就開走了。他説：“怎麼你沒有來？”我説：“我怕你也叛變。”他説：“媽的！”
十八歲，敢死隊憑着血氣上戰場
我回到埔里後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隊開會。謝雪紅宣佈，二七部隊改為“台灣民主聯軍”。有個新聞記者蔡鐵城（五十年代被槍斃）説：“埔里是台灣的重慶。”大家聽了很振奮，埔里是重慶，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慶是抗戰的中心一樣）。大家朝天鳴槍慶祝。
謝雪紅去蘇聯學習過，有軍事知識，她知道埔里守不住。只有烏牛湳橋這個地方可以守。國民黨的部隊來，一定會經過這個橋，他們如果衝過來，埔里就守不住了。
謝雪紅想要把部隊帶到霧社去，山裏面可以打游擊。她去霧社聯絡，霧社的鄉長高聰義説：“我們這裏的人，經過‘霧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來的小孩子長大了，參加高砂義勇隊，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參加這個，我們就滅族了，所以我們不希望你們來霧社。如果個別人要參加，我不反對。”
只有十幾個人跟着謝雪紅下山。
謝雪紅因為之前聽到我想要帶着埔里的少數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這些霧社的少數民族給我帶，我後來跟別人説我們是“突擊隊”，實際上是敢死隊。霧社的少數民族十幾個，埔里自願參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個。
我當時只有十八歲，都不瞭解情況，就是憑着年輕和血氣。
△十八歲的我，憑着年輕和血氣與國軍對抗。 《悲情城市》劇照
我們在埔里佔領了能高區署和警察所。國軍那時也進駐到二水、集集、水裏、日月潭，準備進攻埔里。聽説國民黨要從日月潭攻來，我們打算先發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雲做總指揮，分成三個隊行動，一個隊大概十幾個人。
到了涵碧樓，發現這裏已經空了，國民黨的部隊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個地方了。我們就往派出所方向走，當時是晚上，剛一上路不久，忽然他們的探照燈照過來，機關槍也掃射過來。我們趕緊卧倒，距離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
總指揮古瑞雲説：“要馬上攻！”
我説，“情況不清楚，對方火力又那麼強，不能貿然進攻。”
他説：“現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們的援軍來了，我們就死定了。”我有些猶豫，他就説：“你怕死嗎？”我被他一激，就決定攻。
我打出手勢，全體敢死隊員就一起大喊“衝啊”，衝了出去。
沒想到，國軍聽到我們的衝殺聲，竟然落荒而逃。他們也搞不清我們多少人，什麼情況。原來他們也很害怕。這一仗我們俘虜了三個國軍，後來“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是俘虜了二百人， 這也成了我後來被通緝的罪證。
“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攻完日月潭，我帶着我的敢死隊連夜趕回埔里，還來不及休息吃飯，早上七點多，國軍又攻過來了。不管國軍從哪兒來，要進入埔里，都得通過烏牛湳橋。
當時腦筋很簡單，也沒有真的打過仗，我們就守在那裏。烏牛湳橋前後有兩塊山丘，當時是我帶敢死隊十二人守着靠埔里鎮的一邊，黃金島帶人守另外一邊。
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忽然有顆子彈從另一側打過來，從我左邊腋下擦過胸部，我只覺得一陣灼熱。我想怎麼子彈從側面來？回頭一看，原來對面的黃金島已經撤退，國民黨的軍隊從三面上來了，我們被他們包圍了，於是就趕緊撤退，身邊只剩下敢死隊的五個人。我們匍匐前進，溜下山去。
我是最後撤退的，我記得很清楚。我躺在那裏都被打了一槍。我們回到武德殿，發現沒有人了，謝雪紅他們都不見了。
我才知道他們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條去東勢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麼走。我的隊員、霧社的少數民族説：“我們回霧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槍，受了傷，先在埔里看醫生。那個醫生給我敷藥，手直抖。我給他錢，他也不要。他説：“我是醫生，不管好人壞人我都救。”我還想逗他，問他：“那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後來到霧社，有個張新漢醫生繼續幫我治療，他本來是基隆人，得了肺結核，來霧社養病，因為這裏空氣好，鄉長就讓他當衞生所所長。白色恐怖時他也被捕了，在監獄裏我們正好同一個房間。我問：“你為什麼進來？”他還不好意思講，原來是因為給我治療，但他沒有被判罪。
打了敗仗，賽德克人要自殺
快到霧社的時候，路邊有片林子，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是霧社的賽德克人，拐了進去，我以為他要小便，我也去，結果看見他在林子裏，槍抵着下巴，要自殺。我説：“你幹什麼？” 他説：“打了敗仗，沒臉見人。”我説：“我們也不是故意打輸的。”
到了霧社，我們找到鄉長高聰義。高是布農人，有個日本名字叫加藤，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的養子，算是我農學院的學長（他念書的時候，還叫台灣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學校，我念書時，改為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光復後才改為省立農學院）。
戰爭時，高聰義參加高砂義勇隊，被派到菲律賓小島上，在那兒居然語言差不多通，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少數民族和菲律賓土著都是南島語族的人）。我帶着農學院的兩個同學，躲在高聰義家，從他那兒才知道謝雪紅曾經來找過他，和他講想撤退到霧社打游擊的事。霧社的副鄉長是個平地人，叫劉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聰義不允許，他一直懷恨，現在正好有機會了。
我們那時每天喝酒，“二二八”怎麼打也都講，他都聽到了，就去告密，説高聰義通匪，窩藏我們。國軍來抓人，我就換下空軍軍服，逃離霧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霧峯時，肚子餓得不得了，看見小吃店，聞着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麪的錢，想，算了，把它吃掉。
人一輩子，很可能會不小心無意做了壞事。比如我走的時候，槍彈來不及處理，藏在高聰義家的屋樑上，後來國軍搜出來，給他惹了不少麻煩，那是無心做的壞事。
也有明明知道不對，還要做，就成一輩子心病。在霧峯這個麪店，一碗麪眼看要吃完了，肚子還很餓，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幾根，放進去，叫老闆來看：“怎麼這樣，這麼髒？”老闆説：“對不起，對不起，再換一碗。”這是明明知道不對，還是做了。這一碗麪想起來內疚，一直記到現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來，有個日本朋友來，她要去霧社找高聰義，我説：“你問他認識陳明忠吧？”晚上高就打電話來了。後來我們見面喝酒，他就説：“媽的！你走的時候槍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訴我！”我説：“對不起，太匆忙，來不及啦。”後來他為此受到情治人員的監視和騷擾。
（本文原載於人間theLivings微信公眾號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無悔 : 陳明忠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