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中國經濟制度改革探索中——從2000億國家風投基金談起
【在一國經濟發展還有欠缺，存在資源短缺、消費不足、尚有大量貧困人口的時候，卻會出現大規模增長過剩的經濟危機？國家的財政體制，如何不受大利益集團左右，能否為最大多數人謀福利？這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癥結，中國正在試圖突破。
中國的國家戰略性投資基金正在承擔這這一改革使命。G20召開在即，全球經濟低迷背景之下，各主要經濟體歐洲、日本、美國，僅靠大規模印鈔的經濟刺激思路已成死結，而在財政政策上發力，或囿於體制，或受制於資金欠缺。
中國通過成立國家戰略性基金，在經濟換擋期，在私人資本無力顧及的重大領域，如能源環保、高新科技、人力資源培訓等重大戰略性領域加大投資，探索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道，全社會不同資本結構的平衡，使得國家財政體制能夠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如果這條路走得順利，中國將能為全球經濟貢獻獨特的中國智慧。
本文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史正富，既是國家戰略性投資基金的理論倡導者，又是實踐者。他對近日國家成立的2000億風投基金、國家級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以及國企改革的思路和操作實務，有着既深刻又前瞻性的理解。觀察者網近日採訪了史正富並整理成文，特別分享給各位讀者。】
近日，由國資委指導、國新公司發起設立的2000億國家風險投資基金成立了，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路上的一個重要動作。
其實，這並不是中國第一次設立國家級的投資基金，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設立，一期籌資規模近1400億，規模也很大。
兩隻基金的功能定位不同，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設立的主要任務是推動集成電路芯片製造業發展。而此次國新設立的2000億風險投資基金，則對促進國有資本的運營改革和產業結構的提升，有特殊的使命。
但是兩個基金不是簡單的投資基金，都是承擔着國家戰略性使命的投資基金，在我看來，這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一個重大成就。
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週期波動的利器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市場經濟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共十八大文件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我們不能忘記，常規的市場經濟或者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弊端。
其中最大的制度弊端就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是完全建立在私人企業的微觀營利性目標之上的。私人企業的盈利預期來決定一個國家的投資，這就導致國家的投資，會隨着經濟週期波動而波動。也就是説，私人預期的波動導致了經濟週期性的震盪。用政治經濟學的話來説，就是普遍生產過剩的週期性經濟危機現象。
翻開西方市場經濟的歷史，這個現象從市場經濟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到現在就從來沒有改變過。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這很容易理解：資本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無法迴避這一問題。
在一國經濟發展還有欠缺，存在資源短缺、消費不足、尚有大量貧困人口的時候，卻會出現大規模增長過剩的經濟危機，這就意味着西方常規的市場經濟，儘管有微觀配置資源的優越性，但是在整體社會層面上存在着與生俱來的弊端。
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先採用的凱恩斯政策，和後來的貨幣政策，所謂宏觀審慎管理政策，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遺憾的是，還沒有找到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
中國要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就必須要探索解決西方投資者或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的問題。
對這一問題，理論界探討了多年，意見不一，從我的個人研究來看，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從所有制層面上來想辦法。那就是，要找到一種機制：既不削弱市場機制的作用，不會大規模的導致市場經濟體制扭曲，同時又能解決私人企業利潤驅動投資所隱含的經濟不穩定性，降低出現大規模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這是一種什麼機制呢？我在拙著《超常增長》中提出，就是要設立國家戰略投資基金，進行國家戰略性資本投資。
當前，我們在討論中國經濟出現產能過剩，實際上，產能過剩的背後是供給結構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業為主的嚴重產能過剩，同時在生態資產、清潔能源、科技資產、人力資源及高端核心產品等領域又存在長期、嚴重的供給短缺。而且，如果展開對上述供給短缺領域的投資，恰好是對上述嚴重的過剩產能增加了有效需求，把過剩產能變成了有用產能。
問題是，為什麼沒有對上述供給短缺部門的足夠投資呢？因為私營企業投資受短期利潤的調節，而上述那些短缺部門要求的投資呢，都是規模超大，投資週期超長，不確定性超多，收費排他性很難保證。所以私企投資積極性很低。至於公共財政呢，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經過30多年的投資體制改革，國家財政基本上已不再承擔生產性投資之責，財政用於這類投資的資金已經很少。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戰略基金的出現就是有雙重意義了，它既能超越私人投資的侷限，進行國家戰略導向、整體利益驅動的宏觀投資，又能超越傳統財政撥款的國營企業投資模式，形成國家戰略引導的準市場化資本運營。
實現不同資本的結構平衡
中國要建設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同於西方現有市場經濟模式的。其中，重要一點是要能在產權上實現不同資本的結構平衡。
迄今為止，西方發達國家雖然通過資本主義實現了經濟發達，但是最終都是社會財富基本上集中在少數人，尤其是寡頭手裏，形成私人寡頭資本對全社會的控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人企業佔私人資本有了多年高速增長，好處很多，但一個大問題並未解決：國有企業走向是什麼？除了私人資本，其它形式的資本前景如何？
許多人相信最終中國也要走向私人資本一統天下，這是一種幼稚的想法。從經濟的演進趨勢看，中國正在形成國有資本、社會資本、私人資本三類資本共存的互補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重要一環。
按目前的發展趨勢，相當多國有企業將轉變為國有資本。政府將不再運營國企，而是運營國資。
如果這一步走好了，那麼中國最終就會形成國有資本、社會資本、私人資本三分天下，共存互補這樣一種結構比較平衡的狀態。這就從根本上保障了國家決策能夠相對自主，既不受資本寡頭控制，也不被眾多細碎的利益集團綁架。
二是，就可以運用的政策工具而言，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包括國有資本運作在內的資產負債管理，從國家理財中獲得資產性收入，從而既有助於降低税收壓力，又可為政府對沖市場失靈提供資源和手段。在國家理財的大體制下，解決民生問題與調節分配不平等的手段，中國會比西方國家多，力度更強。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只靠税收一條腿，調控餘地小，規模上也支撐不了龐大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而且這種財政體制易受社會利益集團的左右，只能解決眼前的經濟社會問題而難有長期戰略。
尤其是在大眾選舉和大眾傳媒結合下，政治家必須面對由此產生的經濟民粹主義引起的福利化壓力，這使得政府不僅難有作為，而且難以抵制寅吃卯糧的社會衝動，財政赤字根本無法解決，只能日積月累，最終以危機收場，這是目前多個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國家破產的原因。
國家戰略基金的運營需要機制創新
基金投資，一般認為可能是外資、民間資本的專長，也有媒體頻頻報道，“中投”海外投資出現虧損。中國讓國有資本來運營如此鉅額的風投基金，究竟行不行？
事實上，國際上的大型投資公司，比如新加坡的淡馬錫、美國的黑石集團，資本也是來自保險公司等機構，雖然不是國有的，但都是來源於社會各界。這些投資基金也都是所有者缺位的。所有者都不在基金公司辦公室上班。
但凡國際上大型公司同中國國企一樣面臨所有者缺位問題，但為什麼能高效運轉，根本原因在於機制。圖為黑石集團收購的希爾頓酒店。
那為什麼這些基金能夠運行得很好呢，關鍵是機制問題。
但很可惜的是，中國現在的國家戰略基金管理機制，還只是處在一個比較粗放的初期階段。據我瞭解，對這些基金也進行項目考核，計算單個項目的回報率，考核微觀短期回報，這種考核機制就把國家基金所承擔的戰略投資的使命與目標給閹割了。
我認為這些戰略投資基金的運營，不能以單個項目利潤論成敗。中國包括中投，國新等國家戰略型投資基金的運營，其投資決策機制、風險控制機制、業績評估機制以及管理團隊薪酬體系，必須要跟國家戰略使命相配套。這方面還需要進行大量的機制創新，多學習現代各個國家資本管理行業的成功經驗，吸取他們的反面教訓，再結合中國的國情，在實踐中探索，逐步形成中國式的國家戰略基金運營機制。這是當下一個重大課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有可能把國家戰略基金又變成了一個以微觀盈利主導的資本投資。
與國企改革戰略目標相吻合
國有改革正進入深水區，而國有資本風投基金的出現，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舉措。
國內外有輿論認為，這種國有資本投資基金不是私有投資基金，是把國資做大做強，而原先説過，國企應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那麼，是不是國企改革退步了？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之所以有這個誤解，因為他們以為國企改革只有私有化這一條路。
我在拙著《現代企業的產權革命》講過，現代產業部門的核心企業（不是那些街頭小店），在全世界範圍都是所有者缺位的。即使在西方發達的國家，現代產業部門中的大型企業由私人老闆控制的也是少數。絕大多數企業都是資本多元化、社會化了的。
那麼他們是如何解決大型企業的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呢？是靠機制創新。
機制創新，比我們現在講的產權私有化還是公有化的問題要更加重要，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國有資本運營體制改革，正是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就變成國有資本的經營了。
所以，國有投資基金的出現，實際上是要我們探討，如何在實踐中去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有競爭力的資本運營體制。除了國有資本運營體制，將來肯定還要探討私人資本運行體制，以及社會化資本運營體制的問題。
實際上，私人資本的運營體制改革很快要提上議事日程了，因為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和私人老闆，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台的年齡了，他的資本是交給自己的孩子，還是交給其他什麼人？私人資本委託給專業人士管理的時代即將到來。
同樣，社會資本也會面臨運營機制創新的問題。社會資本，比如大學的基金資本，現在中國好的大學已經有十幾億的校產基金（endowment fund）了，將來會有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資本。
我曾建議，國家應該授權事業單位掌控一部分國有資本，這些國有資本與學校的校產基金進行混合，健全治理結構，使其自主發展；同樣，還有各種公益基金、慈善基金等等，都面臨着規模增長與健全治理結構的問題。總之，中國正在形成一個日益增長，越來越大的社會資本。
國有資本、社會資本和私人資本，都將面臨運營體制的創新改革問題。它們都無法由資本的所有者自己直接運營，而要有一個資本運營的行業，這才是我們國企改革中真正重要的問題。
國有資本、私人資本，還有社會資本，三類資本融合以後，資本的運營者是決定資本配置效率的關鍵，而終極所有者反而是起着次要作用了。
中國很多經濟學家的視野可能受制於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現代的產權經濟學。他們傾心於現代產權經濟學描述的那個權責完全一致的世界，但是在我看來，現代產權經濟學所描述的世界，已經不是現代社會的主流，已經成為了歷史的過去。我們得向前看。
人類只能在現實的挑戰中，去探索未來的成長方向，不能回頭看過去所謂的黃金時代來安慰自己。
所以，國企改革重要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明白國企改革的戰略方向和最重要的戰略問題是什麼？
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國企改革的戰略方向就是在融入市場體系、保持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實現全社會多元資本的結構平衡。
其中，最重要的戰略問題是：各類資本在其所有者不再直接運營其資本的時代，如何形成有效的資本管理行業，作為“替身所有者”代為行使資本運營管理職能，以達到合理資本配置的效果。而這一問題，也是全球各國都未解決，都在探索的時代課題。
相信中國正在進行的創新不但能深化中國的國企與國資改革，也能為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貢獻中國智慧。
國有資本的運營機制也正在上下互動
不少人誤解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認為全會以後，黨中央高度重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深改組組長，研究改革的重大問題，就覺得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由中央出文件，統一部署，各地各部門跟進執行就行了！
其實這是誤解了中央的意思。中央的做法是表示對改革的高度重視，對改革攻堅的決心。但是這不等於中央會給全國各地一個統一的做法，中國的地方太大，每個地方條件和經濟發展結構都不一樣，從來都是不能搞“一刀切”的！
現在實踐結果很清楚了，最近這兩年，慢慢地，各個地方都在自行探討自己的國企改革方案了。
除了重慶的做法廣受社會關注，沿海和內地都有省市在推出很有創意的國企改革與國資運營方案。我目前參與管理幾個VC基金，其中涉及省政府、市政府、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等不同方面。
其中安徽省政府的創新力度尤為突出。他們用政府資本引領，全社會公開招標選擇基金管理人，明確基金投資大領域及績效核算與獎懲制度，由基金管理人自主選擇投資項目。這種政府資金帶動社會民間資金，政府劃定產業範圍後基金自主選擇投資項目的框架，很好的實現了省政府的發展戰略與基金的市場運營活力的有效結合。可以説，國資運營體制的安徽模式呼之欲出了！
從實踐出發，國企與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也將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互動模式。而這正是30多年來中國改革的根本創新。
中國的三十年改革，哪一次是中央直接給具體方案的？農村包產到户是地方農民先搞起來的，比如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後來，中央調查組總結經驗，過了好幾年才逐步推廣。
工業體制的改革、外貿體制的改革也是中央有方向性提法，地方逐步搞起來的；資本市場首先也是從深圳和上海推行，然後股份制企業上市。
也就是説，中國重大的改革，每一步都離不開民間的創造，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出現問題，中央再調查研究，最後推開。
我把這種模式叫做：用改革的分權機制來實現分權取向的改革，也就是改革的市場驅動來實現市場取向的改革。它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由中央下一個文件就叫改革了。
總之，如果你認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私有化，你當然看不到國企改革有進展；如果你認為國企改革目標是探討中國特色產權結構、多元資本結構的平衡以及國有資本運營機制的創新，如果你不止寄希望於一箇中央文件就解決改革問題，而是關注全國各地的分散式制度創新，那你會看到這些改革正在進行，正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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