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新自由主義之死與西方政治危機
【觀察者網近期就民粹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這一問題，刊載了一系列理論文章，包括馬丁·雅克的《民粹主義正在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系譯自英國《衞報》文章。
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此文的完整版本，比《衞報》文章增加了成倍的內容。本網特將全文譯出，以饗讀者。
我們在此時連續刊文討論民粹主義，不僅僅是要提供一種純粹的理論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過相關的討論，來反思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就在幾天後，主要圍繞世界經濟治理的G20峯會即將在杭州召開，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闖下金融危機大禍的後一年，G20集團成員國的領導人宣佈該組織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如果説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憤怒，一種“雜亂的反抗”，那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參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對於應對新自由主義新階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路徑？****】
2007-08年的西方金融危機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它的直接影響卻出乎意料的温和。這場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佔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但後者幾乎毫髮無傷地擺脱了困境。銀行得以紓困，歐美國家幾乎沒有銀行家被起訴，而他們的行為所付出的代價不出意料地落到了納税人身上。隨後的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仰賴貨幣政策，特別是量化寬鬆政策，這點在英美國家尤為突出。西方國家的經濟陷入停滯，到如今迷失已近十年，前方出路仍然遙不可期。
特朗普希望回到上世紀50年代新自由主義萌發之前的美國
經過近九年的歲月，金融危機所引發政治旋風終於刮到了我們臉上。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做到幾乎毫髮無損地生存下來的？雖然它未能通過現實世界的考驗，導致了七十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災難，但無論政治上還是思想上它仍然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中間派都接受它的思想，英國新工黨便是活生生的經典案例。政壇裏的人們除了新自由主義，不具備其他的思維或處事方式，它已經成為某種常識。根據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理論，新自由主義便是今天的霸權，但這個霸權在現實世界的考驗之下，終究無法生存下去。
在眾多的政治後果中，第一個跡象是公眾對銀行、銀行家和商界領袖的態度明顯發生了轉變。幾十年來，他們做的事只有對、沒有錯，他們被譽為時代的楷模；被默認是能解決教育、醫療和幾乎所有問題的人。然而現在他們的光芒在迅速黯淡，精英階層整體的政治影響力也大不如前。金融危機削弱了公眾對執政精英能力的信任。這標誌着一場更廣泛的政治危機已經開場了。
導致大西洋兩岸這場政治危機的原因，遠較單純的金融危機和幾近流產的經濟復甦計劃來得深刻。而這一問題需要深究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這得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工程的核心，里根和撒切爾的政治崛起，以及該主義的核心觀點：商品、服務和資本的全球自由市場。英國於1986年、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先後廢除了大蕭條時代確立的銀行監管體制，從而為2008年的危機創造了條件。平等觀念遭到蔑視，涓滴經濟學（觀察者網注：即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不給予窮人政策優待，而通過優先發展起來的羣體或地區帶動落後地區發展，靠財富總量增長最終使窮人受益）受到稱讚，政府被批評束縛了市場，因而縮減規模，移民受到鼓勵，監管制度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税收削減，企業逃税也被刻意忽視。
應該指出的是，按歷史標準衡量，新自由主義的表現並不突出。戰後西方經濟增長最活躍的時期是從二戰結束一直到70年代早期，那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時代。當時的增長率比起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高了整整一倍。
里根和撒切爾共同迎來了新自由主義時代，攝於1984年
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特徵是不平等現象的急速增長。直到不久前，這個問題才開始得到重視。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平等問題已經成為大西洋兩岸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尤其是在美國。它以無與倫比的力量促生社會不滿，席捲西方政治。在統計數據面前，人們困惑而震驚：這個問題竟被忽略瞭如此之久。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新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處於霸權地位。
但如今現實擊碎了主義的外殼。在1948-1972年間，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經歷了全方位大幅度提高；而在1972-2013年間，收入墊底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財富增速卻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的中位實際收入比四十年前還低，收入較低的90%人口收入增長停滯超過30年。
而在英國，情況也並無太大區別。自金融危機以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平均而言，從2005到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都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原因不難解釋。超級全球化時代已經系統性地朝資本而非勞動力傾斜——國際貿易協議基本都是秘密簽訂的，只有商界參與，而工會和公民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就是最近的例子；工會受到政治和法律雙重攻擊；美國與歐洲鼓勵大規模移民，從而降低國內勞動力的談判籌碼；也沒有任何實質性手段對失業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
托馬斯·皮凱蒂向我們揭示，當缺乏平衡力的情況下，資本主義自然傾向於加劇不平等現象。從1945到70年代末，冷戰競爭可以説是對資本主義最大的限制。但自蘇聯解體以後，就再也不存在這樣的平衡力了。然而隨着民眾的反對越來越不可抗拒，這種“贏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已無可維繫。
如今，美國和英國都有大批人開始反抗被分配到自己頭上的命運，對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以及英國退歐公投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民眾的這種反抗常常被輕蔑地貶低為民粹主義。或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務》撰文中所説的那樣：“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強加於自己不喜歡、但普通公民支持的政策的標籤。”民粹主義是一種反對現狀的運動，雖然它的反對性大於建設性，但也代表了某種新事物的開端。民粹主義可以是進步的或是反動的，但通常兩者兼而有之。
英國退歐是這種民粹主義的經典例子。它推翻了英國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根本政策。雖然表面上是關於歐洲，實際上它牽涉更多：許多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生活水平就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在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移民潮中，他們就業受到臨時工威脅，崗位越來越不安全，感到慌亂、被時代拋棄，他們因此開始大聲疾呼、強烈抗議。這些人的反抗使得統治精英不知所措，首相卡梅倫黯然辭職，並迫使新任首相在黑暗中笨拙地尋找“神的啓示”。
英國退歐標誌着工人階級的抗爭
民粹主義浪潮標誌着階級重返英美政治的核心，這在美國極具象徵意義。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概念在美國政治話語中一直處於邊緣。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這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據一項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2000年只有33%的美國人自稱屬於工人階級；而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變為48%，幾乎是美國一半的人口。
英國退歐主要也是一場工人階級抵抗運動。在此之前，階級在歐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讓位於性別、種族、性取向、環境等有關問題。而如今，由於其影響範圍廣泛，階級問題的迴歸有可能重新定義政治圖景。
階級問題的重新出現不應與勞工運動混為一談。它們並不是同義詞：這在美國是顯而易見的，而英國也呈現類似的趨勢。事實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英國的階級和勞工運動之間的差異越來越顯著。工人階級作為一股新的政治聲音在英國重新出現，甚至左右了英國的退歐投票，這可以看作是一種不滿和抗議的初步表達，但人們並不傾向於將它看作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實際上，在影響移民和歐洲問題態度方面，英國獨立黨與工黨同樣重要。在美國，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到了工人階級的反抗，後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階級不屬於任何人：與左派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同，工人階級是政治變量的表達形式，其政治傾向性是不可預知的。
新自由主義時代從兩個方面被削弱。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它本來就拿不出亮眼的成績單，如今更是一片慘淡。歐洲經濟規模只比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略增長了一些；美國做得稍好，但經濟增長也始終乏力。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認為，未來最有可能的境地是陷入長期停滯。
更糟糕的是，由於經濟復甦是如此無力，人們普遍認為，下一個金融危機很可能正在向我們走來。換句話説，新自由主義使西方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那種充滿危機的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大多數人認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達不到自己當年的高度，也就不足為奇了。其次，那些被新自由主義時代拋棄的人們不再準備默然接受命運——他們越來越努力地反抗。我們正在見證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它還沒有死，但已經奄奄一息，正如上世紀7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
知識分子的反對聲音，是新自由主義影響力下降的明顯標誌之一。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經濟辯論逐漸被貨幣主義者和自由市場支持者主導。但自西方金融危機以來，知識界辯論的重心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這在美國最為明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羅·克魯格曼、丹尼·羅德里克和傑夫瑞·薩克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暢銷書。他和託尼·阿特金森、安格斯·迪頓的著作把不平等問題推向了政治議程的風口浪尖。而在英國，在經濟學界長期受到孤立的張夏準終於獲得大批人支持，超過了那些把經濟學當作數學分支的學者。
與此同時，那些曾經極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人，譬如勞倫斯·薩默斯和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如今都轉持批評態度。如今，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聲浪與日俱增，新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在步步後撤。而在英國，媒體和政治世界卻遠遠落後於時勢，很少人意識到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尾巴上。舊的態度和假設仍然占主導地位，無論是在英國廣播公司的“今日”欄目，還是在右翼媒體或議院工黨。
在愛德華·米利班德辭去工黨黨魁後，幾乎沒人能預見到傑里米·科爾賓在隨後的領導人選舉中獲勝。當時的猜測大多大同小異，無非是一個布萊爾的支持者或是像米利班德一樣的過渡者，但絕不是科爾賓那樣的人。但時代精神已經改變了。工黨黨員們、特別黨內規模空前的年輕人想要一個嶄新的工黨，一個徹底的突破。由於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在不同程度上已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極度全球化的擁護者，左派因而無法領導幻想破滅的工人階級，失去了脱穎而出的機會。這一現象最極端的形式是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提出“第三條道路”的英國新工黨和美國民主黨，分別以託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為代表。
根本無人料到科爾賓能成為工黨領袖
但正如戴維·馬昆德在《新政治家週刊》評論説，如果一個社會民主黨派不代表那些不幸者、弱勢者和失敗者，那它存在的意義在哪裏？新工黨拋棄了那些需要它的人，那些它傳統上應該代表的人。既然如此，那些被新工黨拋棄的人如今拋棄新工黨，還有什麼值得奇怪的？痴迷金錢的布萊爾下台後，為別國名聲不佳的總統和獨裁者當顧問，他的旋轉門簡直是新工黨消亡的最佳證明。
科爾賓的競爭對手——伯納姆、顧綺慧和肯德爾——代表着舊政的延續。他們被科爾賓以60%的得票擊敗。新工黨終結了，就像蒙提·派森的鸚鵡一般死得透徹。但很少人準確地把握到其背後的意義。《衞報》曾刊文對黨員數量增加表示歡迎，並呼籲支持顧綺慧，這無異於自打耳光，澆滅新入黨者的熱情。議會工黨拒絕接受科爾賓當選的結果，並盡全力試圖趕走他。
20世紀70年代末，工黨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撒切爾主義的崛起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誕生，並最終以新工黨的形式擁抱了撒切爾主義。如今，撒切爾主義作為一種範式，已經快要壽終正寢，而工黨還沒有意識到。工黨和其他人一樣，都必須打開新思路。許多黨員出於對新工黨的厭惡，轉向科爾賓——一個從未接受過布萊爾的人，他可以説是布萊爾的對立面，身上體現着後者不具備的真實和得體。
科爾賓不是新時代的產物，反而是朝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一種倒退。這既是他的優勢又是他的弱點。他從未接受新工黨，因而免遭其政治遺產污染；但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時代的本質。在一個高度流動、不可預測、幾乎沒有任何確定性的政治環境中，工黨面臨分裂和削弱的危險，而科爾賓如同泥足巨人，隨時可能因內部缺陷而倒下。
工黨或許處於“重症監護”之中，但保守黨的情況也不是很好。戴維·卡梅倫在英國退歐上犯了一個巨大的、不負責任的錯誤。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況下辭職。保守黨不可挽回地分裂了，它在英國退歐之後不知路在何方。退歐者構想了一幅樂觀的圖畫——遠離衰退的歐洲市場，同時擁抱廣闊的世界市場，但他們很少提及世界市場究竟是指哪些國家。現在看來，新任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對中國持有不合時宜的敵意，並打算抹去前任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政府拋棄中國這個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市場，英國將往何處去？
退歐已經使英國支離破碎，四分五裂，蘇格蘭很有可能會選擇獨立。同時，保守黨似乎還不明白新自由主義時代即將結束，現在只是在垂死掙扎。
即便在英國發生的事情已經如此具有戲劇性，它依然不能與那些發生在美國的“精彩”故事相提並論。彷彿從天而降一般，唐納德·特朗普獲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令黨內外所有人都大跌眼鏡。他的理念簡單而直接，就是反全球化。他認為過去為了鼓勵大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資，工人階級的利益被犧牲了，大量美國工人被剝奪了就業機會。此外，他還認為大規模移民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談判籌碼，從而進一步降低他們的工資水平。
在克利夫蘭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特朗普再次強調“把美國放在首位”
他提議，應該要求美國公司在把現金儲備用於本土投資。他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把美國的工作機會讓給了墨西哥。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反對TPP和TTIP。他還指責中國竊取美國的就業崗位，威脅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税。
針對全球化，特朗普提出了經濟民族主義：“把美國放在第一位”。他首先吸引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長期被忽視的白人工人階級。直到特朗普（以及桑德斯）登上政治舞台，他們才開始獲得關注。過去40年的大多數時間，他們的工資一直在下降，統治階級一直忽視他們的利益，這是令人震驚的。漸漸地，他們投票給共和黨，但共和黨人一直被超級富豪和華爾街所把持，而作為全球化的超級支持者，他們的利益與白人工人階級完全相背。隨着特朗普的到來，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名代表：併為特朗普拿下了共和黨候選人提名。
伯尼·桑德斯也大力追捧經濟民族主義觀點，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中，他與希拉里·克林頓的差距非常小，要不是700多位由民主黨挑選出的所謂超級代表一邊倒地支持希拉里，桑德斯甚至可能取得勝利。儘管工會是民主黨的基礎，但民主黨仍然長期支持新自由主義，支持全球化的戰略。如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發現自身被全球化議題撕裂，黨內支持與反對的聲音都非常高，這是自里根總統轉向新自由主義以來，40年前從未出現過的情況。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訴求的另一個要點，是“讓美國再度偉大”，這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他認為，美國對大國地位的追求浪費了國家的資源。他認為，當前的結盟體系對美國不公平，因為它承擔了太多成本，而盟友貢獻太少——尤其是日本、韓國和北約成員國。他試圖重新平衡這些關係，實在不行就從同盟關係中退出。
作為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他認為美國再也不能承受這種財政負擔了。比起維護世界公義，他認為錢更應該用在國內投資上，例如修繕美國破敗不堪的基礎設施。特朗普的立場代表着對於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批判。相較於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佔據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和超級全球化思想意識形態，以及戰後長期以來的“正統”外交政策，他的觀點無異於一種激進的決裂。這些論點必須得到認真對待，不應該僅因為出自特朗普的“大嘴”而被視而不見。特朗普不是左翼分子，他是右翼的民粹主義者。他發起了對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的種族歧視和仇外攻擊。特朗普的訴求針對的是白人工人階級，這些人覺得自己受到大公司欺騙，生活被拉丁裔移民破壞，常常怨恨那些他們長期以來瞧不起的黑人。
特朗普的美國代表着一種威權主義，它充斥着虐待、陷罪、歧視、種族主義、武斷和暴力，美國將成為一個嚴重分化和割裂的社會。他威脅要對中國施加45%的關税， 如果實施，肯定會招來中國的報復，並迎來一個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時代。
最終，特朗普很可能輸掉總統選舉，就像桑德斯輸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一樣。但這並不意味着反對超級全球化的勢力將偃旗息鼓，它們仍會爭論不加限制的移民、TPP和TTIP、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其他許多議題。特朗普和桑德斯僅花了一年多時間，便改變了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條件。批判超級全球化的聲浪不但沒有平息，反而在不斷地增強。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同意“我們不應該考慮那麼多國際問題，而應該更多地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股力量將持續推動反對者，去對抗超級全球化。這股力量便是不平等現象。
（青年觀察者凌子奇譯自作者博客，楊晗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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