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蕙逸:G20峯會 |“印尼聲音” 與中國方案
印尼作為東盟唯一G20峯會的正式成員國,對這次峯會提出的主題 “中國方案”,積極呼應。印尼認為 “中國方案”提倡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正好是對“印尼聲音”的回應。

印尼聲音,可以解讀為印尼對外界的呼籲和回應。印尼作為東盟地區重要國家,從伊始就是東盟地區秩序建構的主要角色,1998年民主化之後,更成為東盟地區進一步整合和地區安全穩定的重要角色。這次佐科總統回應“中國方案”而提出的印尼聲音,就是對外界拋出印尼在國內治理所需要的外界的援助的呼籲,與印尼未來在區域和國際事務參與的期望。而作為中國方案的主軸 – 創新與包容,正是佐科政府目前希望重構印尼經濟與社會秩序的重要依據。因此,參與這次G20峯會,對印尼的意義重大,就現實層面而言,印尼希望吸引外資,提升印尼的國家形象。然而,恰逢印尼國內經濟秩序轉型的微妙時刻,參與G20峯會,也給目前正處於新舊秩序轉換的印尼社會,打開一個窗口,藉着外力,理清印尼想強化國家發展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印尼聲音,首先希望表達的,就是印尼極需外資,幫助完善國內治理。外資對印尼的國內建設,一直扮演重大角色。尤其,印尼在1998年結束蘇哈托威權統治,並在2004年實行總統直選而被視為印尼民主化的一大進步,吸引外資一直是印尼外交政策與經濟發展,相互聯結的關鍵。自2004年以來,印尼一直奉行的長期國家發展的方向,其中就明言長期發展尋找外資來源的重要性。自2014年10月佐科政府上任,政策方向也朝向更健全國內投資環境,以利外資的續留,並開啓新的合作。
同時,印尼也看到經濟轉型的必要。自2009 年以來,印尼的經濟增長勢頭強勁,每年都可以達到5%—6%的表現。然而從2013年開始,經濟發展出現下行的壓力。這其中固然有全球經濟普遍疲軟的影響,然而佐科政府的政策執行力出現問題,多數政策突然轉向,關鍵計劃也無法落實,也倍受批評。印尼希望保持每年5-6%的經濟發展勢頭,就必須考慮完善國內仍然不足的基建設施,以及給印尼財政帶來巨大負擔的能源政策。同時,印尼長期以來依靠出口原材料的經濟形態,也到了必須轉型的關鍵。原材料出口一直是多年來,印尼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過度的開發造成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也更加深印尼國內治理的難度。印尼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相對弱勢,除了外交、國防、安全與宗教事務,其他方面,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主導權。過於依賴原材料出口的經濟形態,除了應證印尼也陷入自然資源豐富的詛咒,也讓印尼意識到企業升級轉型、經濟增長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既然希望發覺經濟成長潛力,拉動就業,又要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創新的經濟動能與國內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成為印尼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
印尼聲音的另一個重點是包容發展,顯示出傳統的爪哇文化,仍然是印尼對國家現代化的努力的主軸。爪哇文化的傳統社會結構與道德價值觀,都標明“和睦思想”、“禮貌”與“互相尊重”的重要。維持和睦,避免衝突,各羣體之間,不論貧富、學識與階級,相互尊重,一直是印尼與外界交往的基礎。在民主化之後,即使印尼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與現代治理的思想,在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的同時,這種根源於爪哇文化的妥協合作精神,仍然是印尼外交的核心價值。
放在印尼經濟轉型的大框架來看,包容發展的概念,是佐科政府希望平均經濟發展紅利,解決印尼國內貧困問題的表態。印尼國內的貧窮問題,隨着經濟發展日趨嚴峻,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貧窮問題始終無法有效消除(至2014年貧窮人口始終維持總人口數10%以上),也加重了貧窮人口失業與就業品質低下的問題。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尼約18%的年輕人失業,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 倍,且約53%的印尼年輕人通過中介公司謀職,無固定或正式職業。勞動保障不健全,易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簡單説,印尼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貧窮人口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主要原因,可以歸結是官僚機構貪瀆成風,基礎設施落後,社會福利和保健的投資過低,以及商業領域由少數幾個家族控制等。
這也是佐科政府希望在加強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經濟果實能夠讓社會各階層共享的可能。佐科在競選期間也強調將幫扶中小企業,讓印尼的中小企業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矯正國內財富分配不均,消費力集中在屬於最富有的20%人口的失衡現象。
另外,中國提出的建設21世紀海洋絲路計劃,也符合佐科政府希望進一步發展建設海洋經濟的新政目標。佐科政府對海洋事務建設的規劃,重點在於“海上高速公路”戰略,發展海上的聯繫互通,帶動海陸空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佐科政府計劃在全國各地修建和升級港口、機場、鐵路、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目標就是希望儘快降低過高的物流成本,帶動東部和遠離西部核心的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正成為佐科政府急欲爭取的外資來源。在這個契機下,2015年,中國對印尼的投資總額已經躍居第三名。2016年雅加達-萬隆高鐵工程的開工,標誌雙方的國內產能合作,進入新階段。同時,中國市場對消費品的巨大的需求,和中國擁有的廣大的出境遊消費潛力,也可以幫助印尼的對外出口貿易,幫助印尼提振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和升級。
印尼對此次G20峯會的期待,也不只如此。印尼對藉着G20峯會的參與,提升國家形象,參與全球治理,也是充滿期待。
印尼戰略位置顯著,位於亞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樞紐。 目前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約2.59億(2016年),居世界第四位,僅次於中國、印度和美國。 同時,印尼也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東盟創始成員國。印尼在東盟地區的重要性與地位,促使印尼在積極完善國內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同時,對未來在區域與國際事務該扮演的角色,也有着區域大國的期許。
首先,印尼希望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制定,同時期待規則制定權能夠更好的保障印尼的利益,並同時轉化成在國內落實新經濟規則的動力。印尼在民主化之後,逐漸發展出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讓印尼意識到,只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才能在規則制定和實施中爭取到平等的地位,也才能真正意義實現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互相尊重”。2016年,印尼爭取到在中國倡議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副行長,可以視為印尼參與全球治理規則建設的積極信號。
然而,印尼在區域與全球事務的新角色,似乎也不能避免面臨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之間的尷尬。佐科政府上任(2014年10月)以來,雖然着力于海洋經濟的建設,但對於南海問題,似乎有意迴避,不若前任尤多約諾政府,積極參與並自願承擔居中協調的工作。佐科政府有意將南海問題定調於區域事務,並更多着眼於保護印尼漁民的捕魚權利,有意的拒絕加入越南、菲律賓與中國對南海問題已然上升到領土爭端,是未來南海地區海洋秩序規則制定主導權之爭的高層次政治角力。佐科政府對南海問題的表態,清楚地顯示佐科作為商人和平民的出身,更重視實際利益,並有意識的遠離政治鬥爭的原生的中產階級心態。雖然印尼國內一直不乏批評佐科政府在南海問題的立場過於被動的聲音,對目前佐科政府更重視的經濟發展與吸引外資的政策目標,在南海問題的迴避,或許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選擇。
2016年G20峯會,印尼作為東盟主要國家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中國對東盟地區的重視,也不言而諭,除了印尼作為G20正式成員國參與,還邀請其他東盟國家(泰國、老撾、新加坡)與會。對印尼來説,杭州G20絕不只是另一場政治作秀,也不希望東盟置身於全球治理規則重構的場域之外。印尼希望帶着“印尼聲音”,希望向世界證實,自古以來作為各方文化、勢力匯流的東南亞,會再一次為世界秩序重構,做出不可忽略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