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半死不活的台梵關係還要再續命嗎？

這一個月以來，關於中國同梵蒂岡的關係發生了這樣幾件事：8月6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在香港《公教報》上撰文，暗示中梵雙方在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神職人員的任命問題上達成協議；上週六，“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表示願意進一步發展梵中關係，而中方也回應將同梵方共同努力。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在中梵關係向好的過程中卻再次跳出了不和諧的音符。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副手陳建仁於9月4日作為蔡的“特使”出席在梵蒂岡舉行的德肋撒（即特蕾莎）修女封聖儀式。台當局顯然希望這個被稱為“聖和專案”的訪問計劃能夠使新上台的蔡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好好刷一下存在感。然而，台當局“聖和專案”豐滿的計劃卻難以掩蓋台梵關係骨感的現實。

處於“半死不活”狀態的台梵“外交關係”

作為歐洲國家和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在台灣的所謂“邦交國”當中，梵蒂岡顯然最有影響力，鞏固台梵關係也理所應當地成為台當局的“外交重點”。但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台梵關係的發展卻並不順利。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歷來都是梵蒂岡-羅馬教廷向東方傳教的重點對象，以利瑪竇為代表的早期天主教傳教士也為中西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從禮儀之爭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300年，到藉着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在中國狐假虎威，羅馬教廷在歷史上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家主權從來沒有抱着尊重、包容的態度，並積極參與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活動。無奈當時中國國力孱弱，無力阻止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使得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史成了一部中國人民飽受壓迫的血淚史。

所以，當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政權作鳥獸散時，時任“聖座駐華公使”的摩納哥人黎培裏仿效司徒雷登坐着不動，誤認為人民政權跟舊政權一樣有求於他，希望藉着人民政權立足未穩進一步加強梵蒂岡對中國教會的控制，進而左右中國的政局，在亂世之中大撈一筆。

黎培裏

不過跟最終識趣自己離開中國的司徒雷登不同，黎培裏妄想趁中國混亂大撈一筆政治資本的同時，卻傲慢地公然堅持反共和敵視中國人民的立場。然而新生的人民政權顯然不是舊政權，在一系列顛覆人民政權、破壞抗美援朝的陰謀遭遇可恥的失敗之後，1951年，南京市軍管會將黎培裏掃地出門。

然而梵蒂岡當局並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又為後來中國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設置重重障礙，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覺悟了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教徒自己走上了自主、自傳、自養的三自道路，梵蒂岡在新中國面前碰了個大釘子，其政治勢力被迫完全退出中國大陸。

不得已，為了保持在大中華區的傳教成果和影響力，自1952年起，“聖座公使館”便遷到了台灣。加上解放戰爭時期大批神職人員也先行逃往台灣，台灣當局不僅繼承了中國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按照台灣方面特別是台灣天主教界理解，台灣還繼承了整個中國天主教的“管轄權”。

不過，雙方對這種“外交關係”並不感到滿意，對於梵蒂岡而言，被趕出“傳教潛力巨大”的中國大陸而龜縮在一個小島上並非是其想要的結果，為此以反共著稱的教皇庇護十二世也曾經批評時任南京總教區總主教、內戰戰犯之一的于斌“同蔣政權走得太近”。

于斌

而對台灣當局而言，“聖座公使館”1952年才遷到台灣，反映出來的是梵蒂岡對台灣當局的“三心二意”。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梵蒂岡想要鞏固在華的“勢力範圍”，台灣當局想要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雙方互有所求，因此雖然互相都看不上眼，但又不得不結為“捆綁夫妻”。

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冷戰的第一個高潮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涇渭分明，勢不兩立，對於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的蔣政權和反對無神論的梵蒂岡而言，“反共”成了他們共同的目標，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台灣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那個以反共著稱的于斌總主教於1968年晉升為樞機，成為了繼田耕莘（北平總教區總主教，1946年晉升樞機）樞機之後第二位華人樞機便是明證。

然而，進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中國方面，新中國不僅鞏固了自己的政權，而且通過自身的發展和對全世界人民解放事業的支持，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成為國際舞台上無法忽視的重要力量，台灣當局已無法在國際舞台上壟斷中國的代表權。

在梵蒂岡方面，為了面對天主教世界的危機，適應世界的新變化，1962-1965年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對天主教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教義進行了改革，並開啓了各種意識形態對話，緩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序幕。

這一系列變化使梵蒂岡有了改善中梵關係的願望。在梵二會議結束時，時任教皇保祿六世就曾致電毛澤東主席，在呼籲停止越南戰爭的同時，表達了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而進入七十年代，隨着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梵蒂岡已經意識到台灣當局大勢已去，自1971年召回“聖座大使”葛錫迪總主教後，便至今都沒有再向台灣派駐“聖座大使”，事實上單方面降低了與台灣當局的“外交等級”。

沒有“大使”的“‘聖座’大使館”

讓台灣當局傷心的不止於此。改革開放以來，梵蒂岡不止一次表示過要改善中梵關係，實現中梵關係的正常化。

1999年，時任“聖座”國務卿索達諾樞機曾表示，如果北京方面同意教廷的條件，“聖座”大使館“當天就可以遷到北京”。

2002年，梵方又表示，“北京所要求的教廷與台灣斷交，明天即可執行”。

2007年，教皇本篤十六世發表了《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牧函，雖然在這份牧函當中，教皇對中國的宗教政策和中國天主教的三自運動仍然採取大肆批判的態度，但是卻不同尋常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名稱，表明了梵蒂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地位的認可。

至於新教皇方濟各上任以來，中梵兩國兩國之間關係的改善更是有目共睹。而台灣的“聖座大使館”四十多年未到任一位“聖座大使”，已然是一大“奇觀”，面對中梵關係的改善，台梵之間的“外交關係”可謂“江河日下”，事實上已經處在了一種“半死不活”的狀態。

“台梵關係”對台灣當局的重要性

從1971年梵蒂岡召回“聖座大使”以來，為了保住台灣與梵蒂岡半死不活的“外交關係”，台灣當局可謂“忍辱負重”。不僅一直堅持單方面向梵蒂岡派駐“駐聖座大使”，還在教皇葬禮上出洋相（陳水扁和克林頓握手事件），熱臉去貼冷屁股。

陳水扁上前握手“轉進如風”，克林頓背身回應避之不及

而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2000年，為了討好梵蒂岡內部的反華勢力，“台灣主教團”慫恿教廷冊封了120個“中華殉道者”為“聖人”，而其中不乏充當侵略者幫兇，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台當局為了保持台梵“外交關係”，竟不惜數典忘祖，出賣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充當梵蒂岡反華活動的馬前卒，一方面着實令世人不齒，令一方面也表明了台灣當局急於維護台梵“邦誼”的心態。

上文已經提到，梵蒂岡不僅是台灣“邦交國”當中唯一的歐洲國家，更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這一地位對全世界十三億基督徒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靠着這份影響，教皇可以在福布斯權勢人物排行榜上與各個大國的領導人一爭高下，梵蒂岡本身也獲得了與其世界最小國家極不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這個地位對於目前急於尋求“國際空間”的台灣當局而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按照台灣當局和台灣教會的理解，隨着“聖座公使館”和大陸部分反共神職人員的遷台，台灣當局和台灣教會理論上獲得了對全中國教會事務的“管轄權”。而唯有保住台梵的“外交關係”，才能有機會“實現”這個“管轄權”。

雖然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合法神職人員地位獲得教廷承認，這個“管轄權”越來越趨近於一張“空頭支票”，但這份憑空許諾的“管轄權”對於台灣當局和台灣教會而言卻是聊勝於無，對於已經千瘡百孔的台灣“外交”來説，維護這樣一個名份也已經算是不小的“成績”了。

最為現實的是，根據梵蒂岡和意大利之間訂立的關於梵蒂岡國家地位的《拉特蘭協定》的規定，“聖座”獨立行使外交權，駐“聖座”外交人員的地位得到意大利當局的承認。

這意味着，台當局的“外交人員”可以憑藉台灣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在意大利獲得“外交人員”地位，可以在意大利的“駐聖座大使館”名正言順地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如果是受到梵蒂岡的邀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也會在意大利受到“國賓”的待遇，而台灣當局也可以接着與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在歐洲名正言順地進行“外交活動”。

這對在全世界各地以各種協會為名偷偷摸摸進行“外交活動”的台灣“外交人員”來説實在是求之不得的“禮遇”。

這樣看來，台灣當局“拼死“維護”台梵關係“，不惜拉上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去當墊背的原因就很明顯了：因為“台梵關係”對台灣而言太重要了。

梵蒂岡不要在台梵關係的“陰溝”裏翻了中梵關係正常化這艘船

目前中梵關係正常化取得了重要進展，這意味着台梵“外交關係”出現了新危機，因此不難想象，台當局會對陳建仁的“聖和專案”給予厚望，希冀其能夠成為垂死掙扎的台梵關係的“強心針”，而台灣當局也有可能為挽救台梵“外交關係”，而像以往一樣“狗急跳牆”。

更重要的是，教廷內部以陳日君、韓大輝之流為首的反華勢力仍然有很強的實力和市場，他們面對中梵關係的改善和自身既得利益的喪失，勢必會同台灣當局內外配合，為早已氣息奄奄的“台梵關係”續命，因此可以預見，中梵關係正常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中間的波折甚至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而據信目前中梵之間就神職人員任命問題達成一致，使得中梵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得以突破。因此，現在對於梵蒂岡而言需要做的就是兑現之前關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承諾。雖然梵方在之前多次表示過接受這一原則，但面對台灣當局的殷勤，教廷內反華勢力的鼓譟，以及中梵關係仍然不甚明朗的前景，梵蒂岡的立場難免會出現動搖。

需要提醒梵蒂岡方面，如果梵方真的想改善中梵關係的話，就應該信守承諾，堅持一中原則，進一步與台灣當局劃清界線。千萬不要在台梵關係這個“陰溝”裏翻了中梵關係這艘船，畢竟，一旦翻船，損失的只能是梵蒂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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