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實：養老金收不抵支，怎麼破
近日一則新聞引起了普遍關注：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養老保險當期收不抵支的省份數量，已由2013年的3個增加至2015年的6個，除陝西、青海、河北外，東北三省全部在列。中國在成為發達經濟體之前，就已經先步入老齡化社會，這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如何保證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成為中國必須應對的問題。
深入探討之前總要預先做些功課，先來介紹一下中國的退休金制度。在世界範圍內，退休金的運作模式主要有兩類：“實體賬户”和“現收現付”。
“實體賬户”模式的代表是美國的401(K)退休金制度：勞動者每個月把一部分收入存入401(K)退休金賬户，賬户裏的資金可以由專業投資機構來運作。等到退休之後，勞動者就可以每個月從401(K)賬户中支取退休金。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給了個人較大自主權：每個月往退休金賬户存多少錢屬於自願，現在多存，將來多得。而且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風險偏好，選擇各專業投資機構的不同投資組合方案。這種權責明晰的管理模式很符合美國社會個人主義至上的文化。
但是這種模式的缺點非常明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大量實體賬户的鉅額資產存在保值的風險。401(K)帳户中相當比例的資金被用於證券投資，受經濟波動影響較大，很難保證在幾十年的漫長運營週期內不出問題。
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許多美國人401(K)賬户中的資產幾乎被“腰斬”，這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401(K)賬户裏的資產是有限的，如果退休前儲備的資產不足，就會出現趙本山小品中“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人還在，錢沒了”。
正是出於對退休之後生計無着的恐懼，2008金融危機之後，很多美國人不得不通過延遲退休來填補401(K)賬户的資金缺口。美國的超市裏時常能夠見到滿頭白髮的老爺爺收銀員，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
即便如此，401(K)退休金制度仍無法避免巨大危機：到2013年，全美401(K)帳户缺口達14萬億美元，年齡段在55-64的近退休羣體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退休金儲蓄可以滿足正常需求[1]。客觀地説，就“實體賬户”的運作狀況而言，美國的拙劣表現實在談不上表率。
美國超市的老爺爺收銀員，看了讓人心酸。
我國的退休金制度基本屬於“現收現付”——現有勞動人口繳納的養老保險，直接用於給退休人員發放退休金。
我國採取“現收現付”模式是因為歷史原因：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長期實行低工資加補貼的政策，城市職工所創造的勞動價值很大一部分被國家拿走，用於生產領域的再投資；1969年以後，發放退休金的責任實際上由國有企事業單位自行承擔，列入了它們的預算。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出現則是1997年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説，在計劃經濟時代為國家作出貢獻的勞動者，歷史上沒有機會來建立實體賬户。由於財力的限制，在推行養老保險之後，政府也沒能通過財政撥款補足、做實臨近退休人員的實體賬户。所以，養老保險基金實質上按照“現收現付”來運營。
與“實體賬户”相比，“現收現付”倒也有一些好處。
首先，它避開了鉅額資產長期保值的風險——就算沒有遇到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金融危機，鉅額資產的保值也會面臨通貨膨脹這個難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GDP增長几乎總會伴隨通貨膨脹。對於這一點，凱恩斯早就説得很明白：通貨膨脹意味着將來的錢沒有今天的錢值錢，所以還貸款就比較容易，通貨膨脹客觀上能夠促進投資。因此，各國央行都試圖創造低速通貨膨脹，而視通貨緊縮為洪水猛獸。自1982年以來，美國曆年的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多在1.5%～6.2%之間浮動[2]。由此推算，1983年存下的100美元，其購買力到2014年已貶值57%。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1988-1989和1993-1995年間出現過2次快速通貨膨脹，2008年以後的通貨膨脹也非常明顯[3]。即使按照被嚴重低估的官方CPI，按照最保守的方式計算，1982年的100元現在至少已貶值90%。假如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就推行“實體賬户”模式，當年存下的那點錢現在只夠退休人員喝西北風。
其次，“現收現付”以國家信用為擔保，有一定社會公益的性質：只要退休人員還在世，就有權從民政部門領取退休金，也就不致於出現“人還在，錢沒了”這種情況。這對於勞動者個人來説自然是極好的“定心丸”。
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現收現付”模式也有明顯的缺點：退休金的發放仰仗現有勞動人口，一旦出現資金缺口，就意味着需要動用財政資金來填補，累積下來就可能造成大量政府債務。2013年，我國各級政府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政補貼高達3019億元，比2012年增加371億元[4]，這個趨勢可不太樂觀。另一方面，“現收現付”制度下的退休金貢獻者和即時受益者是分離的，這種轉移支付完全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礎上。一旦現有勞動人口對政府信用產生懷疑，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意願就會降低。這種情況曾經在智利等國家出現過，中國當避免前車之鑑。
鑑於巨大的人口基數，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現收現付”的退休金制度。要想維持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仍免不了在“現收現付”的格局內做文章。在這個問題上，理工科的研究方法可以派上用場：建立一個簡潔的模型，將一個複雜的問題還原為由少數主要因素決定的技術問題。從這幾個主要因素入手，就能找到解決複雜問題的合理方案。
在“現收現付”的格局下，退休人員的福利水平可以用一個簡潔的公式來表示：
退休福利水平 = 勞動收入*截留係數/退休人口
這個公式很容易理解：勞動收入是勞動人口創造的財富，其中一部分被截留、用於退休金的發放。
因為 勞動收入 = 平均工資*勞動人口，上述公式還可以改寫為：
退休福利水平 = 平均工資*勞動人口*截留係數/退休人口 = 截留係數*平均工資*（勞動人口/退休人口）
改寫後的公式直觀地闡述了決定退休人員福利水平的3個主要因素：截留係數，平均工資，（勞動人口/退休人口）的比值。行之有效的方案，必定從這3個主要因素入手。
截留係數是指勞動收入被截留的比率。比方説，五險一金中的養老保險是按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的。我國社保佔工資支出比重已經很高，推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直接提高截留係數已不具備可操作性。有些地方其實已經開始降低養老保險的繳納比例，為企業“減負”。
某些地方將國企股權劃歸社保基金，實質上是間接提高截留係數，因為國企的利潤分紅來源於國企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全民所有制企業為全民服務，為養老基金“輸血”具備道義上的合理性。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國企拿不出利潤來分紅，養老基金豈不是乾瞪眼？唯有強大的國有經濟才能承擔起“輸血”重任。習總書記強調要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做優國企，其實大有深意。
在“現收現付”的格局下，截留勞動收入會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現有的物質生活水平。平均工資的重要性便凸顯了出來：比方説，如果我只有1碗飯，只要分半碗飯給別人，我就得捱餓；可是如果我有10碗飯，哪怕給別人2碗飯吃，我仍會吃得很飽。放到宏觀層面來説，如果平均工資很低，截留勞動收入對勞動人口現有物質生活的顯著影響就難以接受；如果平均工資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截留一點勞動收入就不算個事兒了——倉稟足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羣眾都會對此表示理解。
我國勞動生產率及增長率變動 （數據來源：國際勞工組織）
平均工資取決於勞動生產率和分配製度。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勞動成果與勞動消耗量的比值。對於一個大經濟體來説，勞動生產率往往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在舊中國，哪怕中等水平的地主，也做不到每週下幾次館子、每年外出旅遊數次；而這是現在工薪族可以輕易做到的事情。這就是勞動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上升。由此可見，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改善退休人員的福利水平有極大意義，應該從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決定因素入手：科技水平，勞動者素質，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
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飛躍。如果中國能夠成為下一場科技革命的引領者之一，必然在勞動生產率上大為受益。國家在扶持科技發展、鼓勵企業研發等方面多投入一些資源也是划算的。比方説，如果國產量子計算機率先研發成功，中國的計算資源就會壓倒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會帶動許多產業相應發展起來。
勞動者素質的影響顯而易見：碩士學歷的軟件工程師，單位時間創造的價值遠高於初中學歷的洗碗工。2010年，我國20-59歲主要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僅9.55年，好在20-24歲新生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2.8年，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5]。我國應致力於提高本科以上學歷的教育質量，並且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在職人員教育，通過上述幾方面手段不斷改善勞動人口的勞動技能。
在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水平方面，今後的國企改革應致力於創造符合國情、行之有效、兼顧員工合理利益的管理方式，進一步提高國企的效率。
近20年來，我國勞動生產率總體保持年均7%以上高速增長，維持這種高速增長的勢頭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性非常重要。為什麼説房地產過熱不是好事？因為炒房地產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毫無幫助，反倒會迅速推高企業成本、逼死實體經濟。
分配製度決定了國民收入中，多少以税收流向政府、多少被資方拿走、多少形成勞動收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佔比不斷下降，政府和資方拿走的收入佔比則不斷增加。從所有制因素來看,我國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是國企以資本替代勞動要素，以及非國有企業內部勞動工資增長緩慢共同作用的結果[6]。工薪族被拿走的剩餘價值太多，容易導致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近年來因勞動糾紛產生的羣體性事件不斷增加，已經説明了這個問題。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應致力於適當增加國民收入中的勞動收入佔比。
（勞動人口/退休人口）的比值，其實至關重要。直觀地説，創造勞動價值的勞動人口越多越好，不創造、只消耗勞動價值的退休人口越少越好。為了讓這個比值儘可能增大，有必要多管齊下。
在人社部預計今年出台的延遲退休方案之外，彈性退休制度是非常有價值的補充選項。所謂彈性退休制度，就是允許勞動者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以後，自由地選擇退休時間，説的通俗一些就是“想幹多久幹多久”。彈性退休制度有2個非常明顯的優點：
1.鼓勵勞動者創造更多價值，減少了退休後被供養的時間，也就減少了養老保險基金的負擔。
2.充分考慮到個體差異，可操作性勝過“一刀切”的延遲退休，不致引起民意反彈。
“一刀切”的退休政策沒有顧及勞動者客觀存在的個體差異。比如，有的人長期帶病工作，巴不得早些退休、頤養天年；有的人則身體很好，到了法定退休年齡仍然精力旺盛，主觀上並不希望早早退休。再比如，某些工作需要重體力勞動或者作業環境有害（例如礦山），這類崗位就應該讓勞動者儘早退休；某些工作則屬於腦力勞動（如大學教授），對人的體能和生理狀況並無太高要求，而且積累豐富經驗的勞動者“越老越值錢”，早早退休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損失。如果採取“一刀切”強行延遲退休，難免傷害到一部分勞動者。由此引發的抗議和罷工活動，在歐洲已經發生多次。而彈性退休制度就可以很好地適應個體差異，在自願的基礎上實現能者多勞。參照許多發達國家的做法，國家應為自願延遲退休的勞動者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以示鼓勵。除了提高退休金水平之外，還可以提高醫保償付比例。
在彈性退休制度之外，還應鼓勵退休人員另謀職業。隨着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開始退休，知識和經驗豐富的退休人員在退休人口中的佔比將逐步提高。擁有30多年工作經驗的資深工程師、財務專家、教師、醫生，對社會而言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源。國家應該鼓勵他們發揮餘熱、為社會創造更多勞動價值。可以考慮出台這樣的政策——退休人員只要不從退休金帳户中支取費用，其勞動所得（不是資本利得）免繳一切個人所得税，並可享受更高的醫保償付比例。這就意味着，退休人員可以通過返聘、兼職、收取顧問費等方式，在一段時間之內獲得較高收入，同時又減輕了養老保險基金的負擔，於公於私皆有好處。
然而，退休制度的改革都建立在一個必要前提之下：勞動者必須擁有足夠長的健康期望壽命。健康期望壽命是指一個人在完全健康狀態下生存的平均年數。期望壽命代表了生命的長度，而健康期望壽命代表生命的質量。按照北京市疾控中心2014年的研究結果，一位18歲男性北京人，其健康期望壽命平均為43.40剩餘年。也就是説，預期這名男性在健康狀態下可以活到61歲以上；之後，他預期會在疾病或殘疾的“非健康狀態”再活18.82年[7]。如果健康期望壽命不夠長，勞動者就會因為喪失勞動能力而被迫早早退休，那麼延遲退休、彈性退休、另謀職業都會變成空話
由此可見，勞動者的健康絕不是什麼“私人的事情”，而關係着整個國家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在2016年8月召開的全國衞生與健康大會上，習總書記強調：
“要堅持基本醫療衞生事業的公益性，不斷完善制度、擴展服務、提高質量，讓廣大人民羣眾享有公平可及、系統連續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健康服務。”
“要堅定不移貫徹預防為主方針，堅持防治結合、聯防聯控、羣防羣控，努力為人民羣眾提供全生命週期的衞生與健康服務。要重視重大疾病防控，優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減少人羣患病。”
上述指示正是對延長健康期望壽命最有意義的舉措，可謂字字珠璣。
從長遠來看，勞動人口的供給還要仰仗合理的生育率。中國必須由計劃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儘快扭轉生育率遠低於人口自然替代率的現狀，才有可能避免日本、韓國已經陷入的老齡化僵局。現在出生的孩子，20多年之後才能創造勞動收入。雖然“遠水解不了近渴”，但這並不代表“遠水”不重要。
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時代背景下，育齡人口的生育意願為什麼會降低？心病還需心藥醫：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已成大害。衣食住行只佔撫養成本的一小部分，而教育成本給廣大家庭造成了嚴重負擔。很多優質教育資源需要用錢去購買，本身就構成極大的社會不公平、成為兩極分化的催化劑。年輕夫婦普遍擔心無法讓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以致下一代的社會經濟地位下滑。以湖北省宜昌市為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願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費用太高，佔比達52.8%[8]。
可以斷言，如果沒有普惠性的宏觀政策支持，一切鼓勵生育的宣傳都不會產生效果。扭轉低生育率的關鍵，在於出台撫養成本社會化的經濟政策。可行性較強的手段包括：
1.國家加大投入力度，在教育、醫療領域堅持公益性，保證公平性。
2.對滿足一定條件的家庭進行教育成本的補貼。
3.向孕婦和新生兒提供飲食營養補助金、醫療服務費用和交通費用
4.增加孕婦產假；允許男性休產假、承擔家庭責任。
鼓勵生育的政策要把握好出發點：既要防止育齡人口“生不起、不敢生”，切實保障生育權；也要防止某些羣體盲目生育、製造出大量不學無術的低素質人口。唯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才能成為勞動人口的有效供給。而低素質人口從根本上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只會構成國家的負擔。“人口紅利”建立在教育普及和發達的基礎之上，切勿將“人口紅利”這個概念庸俗化——如果只要多養人就有“人口紅利”，那麼多養豬有沒有“豬口紅利”？
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是關係民生的根本大事，未雨綢繆越早越好。鑑於鉅額資金長期保值需要面對資本市場波動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而且做實退休金賬户需要鉅額財政撥款，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仍會按照“現收現付”模式長期運轉。維持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性的有效手段，近期應致力於維持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勢頭、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平均工資；中期應適時推出激勵性退休政策，使彈性退休和退休後另謀職業成為常態；長期應寄希望於通過提高生育率來改善撫養比。以上所有手段都依賴於政府的積極行動。倘若沒有積極有為的政府，光靠市場無法保證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續性。
參考文獻
[1]僑報：http://dailynews.sina.com/gb/news/usa/usnews/chinapress/20130622/03404665826.html
[2]美國經濟數據中心： 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us/ID/2
[3]中國經濟網：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308/09/t20130809_24648757.shtml
[4]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4-06-23/detail-iavxeafr5540372.d.html?from=wap
[5]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http://www.ncedr.edu.cn/gongzuojianxun/2013/1204/289.html
[6]我國勞動收入佔比的變化趨勢及成因：http://ier.ruc.edu.cn/asp/11-2/我國勞動收入佔比的變化趨勢及成因（劉小魯）.pdf
[7]新京報：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6/17/content_518077.htm
[8]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5-11-07/detail-ifxknivr4254196.d.html?from=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