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300億援非投資，能幫日本“入常”嗎

【近日，東亞系列峯會在老撾舉行，日本又開始對緬甸、菲律賓等國進行貸款為主的援助。“援助外交”是日本的拿手好戲，在東南亞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許多東南亞人對日本抱有好感。不過在非洲，這一套路卻未能實現目標，原因何在？****】

2016年8月27-28日，日本和非洲五十餘國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共同舉辦了俗稱“日非峯會”的第六次非洲開發會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突出日本對非政策“官民財一體”的特徵，此次特意攜大規模的企業界、民間人士一同訪問，並在基調演講中約定未來三年間日本將對非洲大陸進行官民總計達到300億美元規模的投資。雖然此次的投資規模只及中國承諾的600億美元的一半，但滲透着強烈對抗中國非洲外交的意識。安倍尤其強調了日本基礎設施援助的“質”而非量，並強調了日本給非洲帶來的在地利益。

安倍意在“入常”

此外，不同於以往“日非峯會”專注經濟、慎言政治的態度。此次安倍在“日非峯會”強勢提出了敏感的政治問題，不僅強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是依靠和平和規則統治的海洋，意圖聯非在南海問題上對抗中國。還就此引出聯合國改革的話題，認為為了維持和平的海洋秩序，必須進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

日本把援助非洲和聯合國改革掛鈎的傳統由來已久。由於非洲國家佔聯合國193成員國中的54個（約三成），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改革必須獲得現常任理事國的同意，再加上成員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因此在這一問題上獲得非洲國家支持顯得至關重要。

“日非峯會”啓動於1993年，而日本首次在聯合國大會場合表明希望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意願，則是在一年前的1992年，自然讓人把兩者聯想在一起。

但是非洲提倡的聯合國改革願景和日本的改革願景有所不同。

非洲國家雖然強調聯合國改革，但非洲更重視自己內部的團結一致。非洲聯盟約定，各成員國將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保持步調一致。例如，在2005年日本提出的“入常”提案中，希望為非洲國家保留兩個固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兩個固定的非常任理事席位。但非盟擔心非洲國家內部會因爭奪常任理事國席位而發生分裂，埃及、尼日利亞、南非等非洲大國究竟由誰來佔有這兩個有限的固定席位，一番爭奪肯定不可避免。因此非盟對日本的提案採取了慎重的態度，表示僅希望擴大非洲國家在非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由此看來，日本要想“入常”，需要的是非洲各國達成共識。

8月28日，出席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的安倍晉三在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左）與乍得總統代比（右）中間微笑。

日本不願面對的“黑暗大陸”

相比於中國建立以來重視“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的外交趨向，日本外交傳統，明顯以歐美西方世界和亞洲為中心，可以説非洲一直是出離於日本視野的“黑暗大陸”。

而日礦金屬在剛果投資失敗的慘劇，也給其他日企留下了“心理陰影”。

日企很早關注到了非洲新興獨立國家豐富的礦產資源及其經濟價值。1960年代，剛獲得獨立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加丹加省發現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銅礦。當時日本最大非鐵資源企業日礦金屬（現JX集團）搭上了這趟國際投資狂潮，在加丹加省進行了600億日元的大規模投資。但是受剛果內戰影響，日礦金屬不得不將企業和全體員工撤離剛果，最後血本無歸。損失額現在估價約在6000億日元以上。

這樣代價頗大的“前車之鑑”，讓其他日企對非投資步伐更加遲疑。以至於直到今天，日本的非鐵、非石油類金屬資源企業寧可選擇投資成本稍高的南美國家，也不願再涉足低成本、資源豐富的非洲。目前在非洲事業規模最大的一家日企竟是在日本國內名不見經傳的、從事二手車經營的中小企業BE FORWARD。

有限的情報再加之巨大的投資風險，讓日本的財經和民間對非洲敬而遠之，因此日本的非洲政策不可避免地帶有“重官輕民”的特徵。

雖然在日本政府進行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框架中，長期以來非洲接受的援助額度僅次於亞洲，但這更多是出於響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要求成員國對非洲國家援助的需要，其力度和規模乃至真心程度不可與日本在亞洲進行的ODA同日而語。

即使是近年來日本試圖在對非援助上後來居上，從數額上看日本“偏心”依然明顯。2014年日本對東盟十國進行的政府開發援助為38.8億美元，是對全非洲大陸政府開發援助的兩倍左右（19.41億），再考慮到非洲大陸國家數量眾多，東南亞非洲孰輕孰重一目瞭然。

日非關係的瓶頸——稀薄的人員交流

冷戰後日本意圖在對非外交上後來居上，其重視非洲的姿態獲得了一定的成果。日本自衞隊在非洲進行的維和活動以及規模不斷擴大的對非人道主義援助也獲得了非洲國家的一定好評。因此在2005年日本發起的聯合國“入常”運動中也獲得了非洲部分國家的響應。

但隨着21世紀以來中國在非洲的崛起，日本的對非外交明顯碰到了瓶頸。首要的瓶頸是日本經濟地位的下降。具體反映在日本-非洲關係上，2011年日本-非洲之間的貿易額為250億美元，但遠不及中國的1500億美元，只達到中國的六分之一，甚至近年來有被近鄰韓國超越的趨勢。在投資方面，2011年日本對非洲投資也只達到中國的一半。此外相比中資企業的大規模進駐、日資企業顯得謹小慎微，日本進入非洲的企業總數為335家，而中國達到了兩千家左右。

其次是日本對非援助的實利主義立場。這表現在日本對於非洲內部有選擇、有重點的援助。日本重視印度洋的航行安全，而將其重點放在了對瀕臨印度洋、紅海的東部非洲國家的援助之上。日本對東非的援助達到了其對非洲總援助額度的一半左右。（若算上瀕臨紅海但隸屬於北非的埃及，這個比例可達三分之二左右）可見此次“日非峯會”選址肯尼亞也非偶然。因此對於日本“入常”的態度上，東非國家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於其他非洲國家的積極態度態度。

以上的瓶頸或許只是技術性問題，但是最關鍵的日本和非洲之間的人員往來稀缺。這幾乎是日非關係最關鍵、卻又無法解決的命門。在全球化的時代，人員的大規模交流、往來也是聯繫兩國、兩片大陸最直接明瞭的方式；而立志成為“國際大國”的國家也需要廣大“國際人才”在其身後支撐。

中國的在非華僑約有82萬多人，而日本只有8千人左右。雖然日本對非人員交流有更重視“質”的特點。例如為承擔日本政府對外開發援助實施工作而設立的半官半民國際協力機構（JICA），便將人才派遣工作的重點放在了非洲，對非洲的人才派遣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大洲。

但這也在近年來顯示出後繼無人之勢。JICA在日本年輕人就業選擇中地位尷尬。儘管日本外務省關係密切的JICA仍是日本年輕人心中，一個通往外務省乃至企業界的優質“跳板”。但是真正通過JICA踏實從事具體的非洲在地工作、並將此作為生涯事業的年輕人實在不多。

筆者曾經參加過JICA駐非洲歸國人員的報告會，注意到JICA派駐非洲人員中女性比例驚人。尤其是對近來瀕臨內戰的南蘇丹進行的援助，竟清一色全部由女性志願者從事。

相較之下日本男性們渴望的是成為工薪階層、以家庭為重，投身國際乃至第三世界在很多人看來是異想天開的舉動。JICA的理事長緒方貞子在呼籲日本年輕人投身國際事業時，尤其提到了日本男性的這一特點。她表示，JICA每年招募的人員中女性已經達到了六成以上，而在應聘人員和JICA駐外機構中這個比例更高。

溝通兩片遙遠的大陸需要的不僅是金錢的援助乃至嶄新的基礎設施，人與人的溝通交流也必不可少。日本政府並未意識到自己在“人”這一問題上的致命缺陷，雖然此次在“日非峯會”上除了金錢援助以外還希望為非洲培養一千萬人才，或許這遠不及日本在自己內部培養真正立志於去了解非洲的人才來得重要。

回到非洲視野，對非洲而言增大在國際上的發言權才是其切身利益，從日本一貫輕視非洲的態度來看，如果未來日本“入常”，能否真心為非洲利益代言存疑。總而言之若日本只是一心抱着功利性的“入常”目的撒錢、而非長遠地站在非洲立場進行對非外交的話，再多的援助也註定只是打水漂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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