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克米妮·卡里瑪奇：與ISIS恐怖分子面對面

過去四年裏，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與恐怖主義者進行對話。

除了一個基地組織發言人同意我以及另外四位記者通過電話採訪他（這位發言人在馬裏和利比亞之間的沙漠地帶從事情報工作），我們與恐怖分子之間所有的互動幾乎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我們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交談，或者通過Telegram，Threema和Kik這類加密的手機應用聯絡。

我知道，跟我聯絡時，這些聖戰主義者使用的並非他們出生證明上的名字。他們的資料圖片從來不會是本人的真實照片。例如，一名曾與我有過數月聯繫的基地組織成員，他的頭像就只是一個蒙面人的剪影，手持着一把滴着血的劍。

一直以來，我都心懷疑慮，在新聞報道基本原則上糾結不已：我是否能確定，這些人真的擁有他們所聲稱的身份嗎？通常我只能在他們死於無人機空襲後，通過恐怖組織發佈遇難者視頻或口供，才能確認他們的身份。因為我對這些長期聯繫的聖戰主義者非常瞭解，他們和我分享過許多細節，其中包括他們各自所屬組織的官方後來才公佈的一些口供，這些點點滴滴累積起來，我才終於相信，他們真的就是這些恐怖組織的成員。可是，心裏明白這一點，並不意味着我有能力依據新聞業的原則來證明這一點，因而我從未在文章裏引述過此類聖戰主義者披露的信息。

2014年，我到土耳其南部做了次短途旅行。期間，幾個伊斯蘭國（ISIS或ISIL）的背叛者同意和我在商場或是煙霧瀰漫的酒吧裏見面。終於，我見到了他們的真人，可他們仍然拒絕告訴我真名。而後，我試圖確認他們的賬户，可他們告訴我的一切幾乎都無法得到證實。我的同事告訴我，有些渾水摸魚的人會付錢讓一些利比亞人偽裝成ISIS成員，並指導他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從中牟利。這類不負責任的攪局行為讓我們的調查結果更加撲朔迷離。

我唯一能夠和身份確鑿的恐怖分子進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過筆談：我們在歐洲和北美的線人曾交給我10萬多頁的調查記錄，其中包括Reda Hame和Nicolas Moreau等伊斯蘭國特工的審訊記錄。我仔細閲讀了他們的言論，蒐集了一切我能夠蒐集到的信息，並藉此猜測ISIS恐怖主義的輸出機制。

作為一名記者，我只有在親自採訪調查時才能感到振奮，因為不能接觸到真正的恐怖組織成員，我感到萬分沮喪。

上週在德國，我終於等到了和一名身份確鑿的ISIS特工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我們的調查人員確認了他的個人身份，而他的組織成員身份則由他在敍利亞拍攝的一段宣傳視頻證明，視頻裏，他和其他德國的ISIS成員參與了一次對囚犯的公開處決。

來自德國的Harry Sarfo曾是“伊斯蘭國”聖戰者，因受到恐怖主義指控在服三年刑期（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我得到這次見面的機會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僥倖：一位長期保持聯繫的、我信任的線人讓我關注Harry Sarfo的案例，並鼓勵我深挖他的故事。因為Sarfo先生不僅僅是ISIS的一名普通成員，他還是特種部隊訓練營的一員，該訓練營的步兵都居住在山洞裏，每天要花費數小時在沙漠裏訓練跑、跳和匍匐前進，在這樣高強度的訓練下，他們每天就靠不到一杯水支撐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由於Sarfo擁有德國國籍，並曾經居住在倫敦，他受到了ISIS內部一個秘密單位的嚴格審訊，該單位負責派遣外國人到歐洲執行恐怖襲擊。他事後告訴我們，當時他反覆地拒絕了該秘密單位的命令。可就在他們試圖引誘他的過程中，他逐漸瞭解到一些關於這個叫做Emni（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安全”）的隱秘單位的關鍵細節，瞭解到他們的工作目標以及日常行動。

上個月，我飛到了德國北部，而後乘火車抵達不萊梅。在那裏我約見了相關的德國情報人員，他們在2015年7月Marfo被捕後就對他做過審訊。這位情報人員名叫Hazim Fouad，他向我描述Sarfo如何不停歇得對他們講述了90分鐘，直到他面前擺着的熱咖啡都已經冰涼。此後，通過另一位線人，我得到了那次的審訊記錄，長度超過500頁，從而我得以親自接觸到他親口提供的海量信息，細節甚至包括特種部隊訓練營的運水船是如何被“塗抹”上淤泥，從而避開無人機的偵察。

來自BBC和獨立報的其他記者曾經遠程採訪過Sarfo，他們向Sarfo的律師提出問題，而後由律師通過電話向Sarfo轉述這些問題，Sarfo會通過書面文字來進行回答。一家德國電視台和一家德國廣播台都曾面對面採訪過Sarfo，但他們全程的關注點都是各國公眾感興趣的問題，包括：Sarfo是如何在一家當地的清真寺變得思想極端化的，他在敍利亞和一些知名德國聖戰主義者的交往，以及伊斯蘭國攻擊德國的預謀等。

對我而言，Sarfo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們能夠了解到ISIS向全球輸送殺手的計劃。

Udo Würtz是Sarfo的代理律師，我在他裝修精緻的辦公室見到了他，辦公室的裝修非常有非洲範兒。我問他，我是否可以進到監獄裏，對Sarfo進行一次近距離的採訪，他給了我德國司法部一位官員的號碼。我們撥打了這個號碼，預料中我們會被嚴詞拒絕，就像我們在美國請求採訪ISIS和基地組織囚犯時一再被拒絕那樣。可這次，我們的運氣非常好：我們的約談請求恰好在Sarfo先生為期一年的單獨囚禁結束的幾天之前發出，他在7月29日星期五就會被調送到普通監獄。讓我驚訝的是，司法部通知我，我可以在三天之後跟他見面，時間是8月1日，星期一。

監獄為我們預留了本來為家屬探訪提供的探視室，在3小時內，我的同事移動了房間裏的沙發，放下了窗簾，在天花板上掛起了燈盞，把探視室變成了臨時攝影棚。

我利用那段時間，在監獄長Gerd Koop的陪同下參觀了這家監獄。見到Koop先生，我才明白這次難以置信的好機會為何落到了我們頭上。在這家擁有最高警戒等級的監獄外面，一塊牌匾總結了他們的信條：“像對待好人一樣對待他們，這是喚醒他們良心的最好方式。”

儘管該監獄拘押着的是因各種罪名進來的殺人兇手，並且在我面前的是一名ISIS精英殺戮小隊的成員，我卻意外地沒有看到任何手銬和腳鏈。牢房門是一面玻璃，而非鐵欄杆。Koop先生告訴我們，研究顯示，牢籠般的封閉環境會激發人的敵對情緒。每層樓上都有健身房，內設固定自行車，引體向上單槓，以及一條橫穿美麗風景的小道，沿路你都能聽見鳥兒的啁啾。除了10名被單獨監禁的囚犯，其他囚犯都能在此自由行動。這裏每年都舉辦一次向公眾開放的電影節，期間，囚犯們能穿上普通人的服裝，和普通公民肩並肩地坐在一處。

當Sarfo先生走進我們臨時搭建的攝影棚時，他朝我們笑了笑，熱情地和我們握手。我坐得離他相當近，伸手就能觸碰到他。

（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8月9日《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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