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克米妮·卡里瑪奇:與ISIS恐怖分子面對面
過去四年裏,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與恐怖主義者進行對話。
除了一個基地組織發言人同意我以及另外四位記者通過電話採訪他(這位發言人在馬裏和利比亞之間的沙漠地帶從事情報工作),我們與恐怖分子之間所有的互動幾乎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我們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交談,或者通過Telegram,Threema和Kik這類加密的手機應用聯絡。
我知道,跟我聯絡時,這些聖戰主義者使用的並非他們出生證明上的名字。他們的資料圖片從來不會是本人的真實照片。例如,一名曾與我有過數月聯繫的基地組織成員,他的頭像就只是一個蒙面人的剪影,手持着一把滴着血的劍。
一直以來,我都心懷疑慮,在新聞報道基本原則上糾結不已:我是否能確定,這些人真的擁有他們所聲稱的身份嗎?通常我只能在他們死於無人機空襲後,通過恐怖組織發佈遇難者視頻或口供,才能確認他們的身份。因為我對這些長期聯繫的聖戰主義者非常瞭解,他們和我分享過許多細節,其中包括他們各自所屬組織的官方後來才公佈的一些口供,這些點點滴滴累積起來,我才終於相信,他們真的就是這些恐怖組織的成員。可是,心裏明白這一點,並不意味着我有能力依據新聞業的原則來證明這一點,因而我從未在文章裏引述過此類聖戰主義者披露的信息。
2014年,我到土耳其南部做了次短途旅行。期間,幾個伊斯蘭國(ISIS或ISIL)的背叛者同意和我在商場或是煙霧瀰漫的酒吧裏見面。終於,我見到了他們的真人,可他們仍然拒絕告訴我真名。而後,我試圖確認他們的賬户,可他們告訴我的一切幾乎都無法得到證實。我的同事告訴我,有些渾水摸魚的人會付錢讓一些利比亞人偽裝成ISIS成員,並指導他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從中牟利。這類不負責任的攪局行為讓我們的調查結果更加撲朔迷離。
我唯一能夠和身份確鑿的恐怖分子進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過筆談:我們在歐洲和北美的線人曾交給我10萬多頁的調查記錄,其中包括Reda Hame和Nicolas Moreau等伊斯蘭國特工的審訊記錄。我仔細閲讀了他們的言論,蒐集了一切我能夠蒐集到的信息,並藉此猜測ISIS恐怖主義的輸出機制。
作為一名記者,我只有在親自採訪調查時才能感到振奮,因為不能接觸到真正的恐怖組織成員,我感到萬分沮喪。
上週在德國,我終於等到了和一名身份確鑿的ISIS特工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我們的調查人員確認了他的個人身份,而他的組織成員身份則由他在敍利亞拍攝的一段宣傳視頻證明,視頻裏,他和其他德國的ISIS成員參與了一次對囚犯的公開處決。

來自德國的Harry Sarfo曾是“伊斯蘭國”聖戰者,因受到恐怖主義指控在服三年刑期(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我得到這次見面的機會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僥倖:一位長期保持聯繫的、我信任的線人讓我關注Harry Sarfo的案例,並鼓勵我深挖他的故事。因為Sarfo先生不僅僅是ISIS的一名普通成員,他還是特種部隊訓練營的一員,該訓練營的步兵都居住在山洞裏,每天要花費數小時在沙漠裏訓練跑、跳和匍匐前進,在這樣高強度的訓練下,他們每天就靠不到一杯水支撐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由於Sarfo擁有德國國籍,並曾經居住在倫敦,他受到了ISIS內部一個秘密單位的嚴格審訊,該單位負責派遣外國人到歐洲執行恐怖襲擊。他事後告訴我們,當時他反覆地拒絕了該秘密單位的命令。可就在他們試圖引誘他的過程中,他逐漸瞭解到一些關於這個叫做Emni(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安全”)的隱秘單位的關鍵細節,瞭解到他們的工作目標以及日常行動。
上個月,我飛到了德國北部,而後乘火車抵達不萊梅。在那裏我約見了相關的德國情報人員,他們在2015年7月Marfo被捕後就對他做過審訊。這位情報人員名叫Hazim Fouad,他向我描述Sarfo如何不停歇得對他們講述了90分鐘,直到他面前擺着的熱咖啡都已經冰涼。此後,通過另一位線人,我得到了那次的審訊記錄,長度超過500頁,從而我得以親自接觸到他親口提供的海量信息,細節甚至包括特種部隊訓練營的運水船是如何被“塗抹”上淤泥,從而避開無人機的偵察。
來自BBC和獨立報的其他記者曾經遠程採訪過Sarfo,他們向Sarfo的律師提出問題,而後由律師通過電話向Sarfo轉述這些問題,Sarfo會通過書面文字來進行回答。一家德國電視台和一家德國廣播台都曾面對面採訪過Sarfo,但他們全程的關注點都是各國公眾感興趣的問題,包括:Sarfo是如何在一家當地的清真寺變得思想極端化的,他在敍利亞和一些知名德國聖戰主義者的交往,以及伊斯蘭國攻擊德國的預謀等。
對我而言,Sarfo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們能夠了解到ISIS向全球輸送殺手的計劃。
Udo Würtz是Sarfo的代理律師,我在他裝修精緻的辦公室見到了他,辦公室的裝修非常有非洲範兒。我問他,我是否可以進到監獄裏,對Sarfo進行一次近距離的採訪,他給了我德國司法部一位官員的號碼。我們撥打了這個號碼,預料中我們會被嚴詞拒絕,就像我們在美國請求採訪ISIS和基地組織囚犯時一再被拒絕那樣。可這次,我們的運氣非常好:我們的約談請求恰好在Sarfo先生為期一年的單獨囚禁結束的幾天之前發出,他在7月29日星期五就會被調送到普通監獄。讓我驚訝的是,司法部通知我,我可以在三天之後跟他見面,時間是8月1日,星期一。
監獄為我們預留了本來為家屬探訪提供的探視室,在3小時內,我的同事移動了房間裏的沙發,放下了窗簾,在天花板上掛起了燈盞,把探視室變成了臨時攝影棚。
我利用那段時間,在監獄長Gerd Koop的陪同下參觀了這家監獄。見到Koop先生,我才明白這次難以置信的好機會為何落到了我們頭上。在這家擁有最高警戒等級的監獄外面,一塊牌匾總結了他們的信條:“像對待好人一樣對待他們,這是喚醒他們良心的最好方式。”
儘管該監獄拘押着的是因各種罪名進來的殺人兇手,並且在我面前的是一名ISIS精英殺戮小隊的成員,我卻意外地沒有看到任何手銬和腳鏈。牢房門是一面玻璃,而非鐵欄杆。Koop先生告訴我們,研究顯示,牢籠般的封閉環境會激發人的敵對情緒。每層樓上都有健身房,內設固定自行車,引體向上單槓,以及一條橫穿美麗風景的小道,沿路你都能聽見鳥兒的啁啾。除了10名被單獨監禁的囚犯,其他囚犯都能在此自由行動。這裏每年都舉辦一次向公眾開放的電影節,期間,囚犯們能穿上普通人的服裝,和普通公民肩並肩地坐在一處。
當Sarfo先生走進我們臨時搭建的攝影棚時,他朝我們笑了笑,熱情地和我們握手。我坐得離他相當近,伸手就能觸碰到他。
(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8月9日《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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