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中國“新起點”論針對新自由主義的雙重含義
習近平主席在杭州B20峯會和G20峯會上的兩個主題演講中，反覆強調了“新的起點”這個概念。在最後的閉幕式上，他再次強調，“我深信，這次會議將成為一個嶄新起點，讓二十國集團從杭州再出發。”
從“新的起點”上“再出發”，是一個承前啓後、應對新挑戰的前進姿態。中國自己採取了這個姿態，並號召各國協調一致。
習主席B20峯會致辭中幾個並列句的“新的起點”，説的就是面對中國國內改革困難時中國政府的應戰姿態，包括“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綠色發展”、“推進公平共享”、“擴大對外開放”這幾個方面。
而在G20峯會的致辭中，“新的起點”指的是在面對世界經濟諸多挑戰時各國應該採取的應戰姿態，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要加強政策協調、合力維護穩定、創新發展方式、挖掘增長動能、完善全球治理、夯實機制保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搞保護主義、堅持可持續發展、促進包容性發展等等。
對此，9月5日發表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峯會公報》做出了回應，公報在“序言”部分説，“我們決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開創全球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 。並達成了“加強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建設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更強勁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若干“杭州共識”。
表面上看，無甚特別，世界各國無一不是“前進主義”，除了“伊斯蘭國”，沒有誰説一定要回到中世紀。而關於形勢和任務的描述，也多是耳熟能詳，放在其它場合，也都適用。
然而，人類歷史長河的重大麴折，很多都是在貌似平常的語言描述中發生的，親歷重大歷史時刻的人們，未必真正理解其意義。里程碑式的轉彎，只有在大的歷史視野中，才能看清。
本次G20杭州峯會，由中國提出“新的起點”，既指國內改革征程的新起點，又指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新起點，這本身就意義重大。因為這裏涉及到對近40年來中國與世界接軌歷史的一個階段性定位，涉及到未來幾十年中國與世界互動前景的一個基本展望。這兩方面，不是簡單的問題，都涉及到當今世界範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
設想一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新自由主義這個對局的背景之下，如果不是用“新的起點”這個承前啓後、共同前進的合作姿態，其他的選擇會是什麼呢？當然可以咄咄逼人地“公開攤牌”或“徹底清算”，也可以是韜光養晦的“隔岸觀火”或“暗度陳倉”，甚至是幸災樂禍的各種陰招、損招。
歷史見證，當年帝國主義時代的歐美列強之間，但凡國際會議，不是分贓就是密謀，充滿明爭暗鬥，幾乎不會出現“加強政策協調”、“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攜手來到“新的起點”這種高姿態。
當今中國已是世界大國，綜合國力數一數二，本次杭州峯會以主辦國的身份邀請世界“20強”共商發展大計，不搞清算，不搞拆台，不搞陰謀詭計，呼籲大家在“新的起點”上再出發，這本身就是在結束歷史、改寫歷史、創造歷史。
這就是“新起點”論的重大歷史意義，尤其是針對新自由主義，具有非常特殊的含義。
一、“新起點”論宣告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勝利
這裏説的勝利，不是打敗，而是贏得，類似於在股市上“跑贏了大盤”。就是説，在最近的40多年裏，在主要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所開創的世界經濟“股市”中，中國是一個大贏家，而且跑贏了“大盤”，GDP年均增長率高出世界經濟平均值6個百分點。
如此輝煌的勝利是如何取得的，這要從頭説起。
中國的改革開放，官方説法是從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認為從1972年就開始了，因為那一年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等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西方解除對華經濟封鎖，中國開始轉向用西方的投資改造工業結構，引進西方成套設備。
這個轉向的意義在於：對於任何一個後發國家來説，要想實現本國的工業化，就不得不依靠先進工業國的資本和技術，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也就是喪失本國獨立自主和主權完整性的開始。中國在1950年代初期“向蘇聯一邊倒”，由蘇聯援建中國急需的50個重點工業和軍工項目，幾年後在主權問題上發生了無法調和的矛盾，提前結束了合作，中國自行承受了因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並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繼續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而1970年代的這次向西方國家尋求資金和技術，本質上與20年前那一次並無不同，同樣也是後發國家依靠先進工業國的幫助完成本國的工業化，也同樣面臨喪失本國主權完整性的危險。[1]
對於先進工業國來説，無論是前蘇東集團，還是西方集團，向後發國家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也無不帶有“新殖民主義”的潛在戰略目的，意在控制其國民經濟，將其作為原材料的海外供應基地和本國工業品的傾銷市場。
二戰後，同樣的故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頻頻上演，絕大多數情況都以後發國家的失敗而告終。這些空懷工業化夢想卻無力擺脱資本控制的新型主權國家，在外國資本的絞索之下，一步步跌入債務陷阱，再次淪為前宗主國的經濟殖民地。
環顧世界，中國幾乎是唯一的勝利者。在當今的世界大國俱樂部裏，中國是唯一的一個，既成功藉助先進工業國的資本和技術實現了本國的工業化，同時又沒有喪失主權完整性，始終保持了本國獨立自主的強權國家。
這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偉大功績，其歷史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而與毛澤東接受蘇東集團援助時面臨的風險相比，鄧小平1978年之後實行改革開放，大規模引入西方集團的資本和技術，所面臨的被控制、被演變甚至被解體的風險，更要大得多。這是因為，鄧小平啓動的改革開放，恰恰與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步，而自1970年代借“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掀起的這一波“新自由主義革命”，是“資本國際”階級權力、金融霸權和帝國體系三者的重建，[2]其風暴之烈、範圍之廣、程度之深，遠超當年“共產國際”發動的無產階級革命。40年後的今天回頭看，整個世界的財富分化和階級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恰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熱拉爾·迪美尼爾等人所斷言的，“一次歷史的大倒退”。[3]
然而，中國卻在這40年裏成功藉助了“新自由主義革命”所製造的國際經濟環境，實現了自己的崛起，同時又成功抵禦了“資本國際”對中國的控制和演變，保持了主權完整性，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中國奇蹟”。
奇蹟到底是如何發生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縱覽新自由主義革命40年，在資本自由化的名義下，通過大規模的資本進出，共計在50多個國家裏製造過大大小小30餘次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4] 從美洲的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到東亞的泰國、韓國、印尼，再到中東的利比亞、伊拉克和東歐的前南斯拉夫、烏克蘭，乃至大國俄羅斯，沒有哪個國家能逃脱，為什麼唯獨中國屹立不倒？
40年裏，中國自1992年起連續20餘年成為吸收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其中2003年和2014年兩度成為世界第一，為什麼沒有因此而喪失經濟主權和金融主權？
40年裏，中國的政界和學界，也和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一樣，眾多新自由主義信徒，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迷信程度比西方老師還有過之無不及，在某個時期幾乎確立了話語霸權，為什麼沒有因此而全盤西化？
40年裏，中國自1984年確定了“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之後，國內的改革即開始沿着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三化”方向發展。1993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於市場的強調，從“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步步加深，為什麼沒有因此而變為資本主義國家？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已有很多學者的著述，在此不再贅述。就本文所關心的問題而言，最後的結果是確定無疑的：中國做到了其他國家沒能做到的事情，不僅成功抵禦了歷次經濟危機的衝擊，而且成功捍衞了自身的經濟主權，不僅成功堅持了自己的中國道路，而且成功保衞了社會主義的成果，在所有這些前提條件之下，中國從容進入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了高速崛起。
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勝利，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跑贏”了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勝利。
需要指出的是，杭州峯會20國，中國是唯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着全部19個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中國又是唯一擁有最完整政治主權的國家，面對着所有19個在不同程度上被資本所控制的國家。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只強調“新的起點”，只説“再出發”，不搞零和競爭，不搞秋後算賬，繼續採取合作的姿態。
二、“新起點”論放棄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清算
其實，中國未必沒有理由對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進行罪行清算。因為這40年來，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自由主義革命”並肩而行，互有好處，但是，來自“新自由主義革命”大本營的針對中國的進攻，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大本營的主體，就是那個被稱為“資本國際”的、控制了相當於全世界所有跨國企業80%市值的跨國企業羣，其中包括主要位於美英法三國的幾十家金融機構、幾百個擁有最大控制權的所有者和一千多家相互交叉持股的巨型企業。[5]
“資本國際”在全球範圍內攻城略地，主要依靠兩個無與倫比的霸權，一個是由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這“三駕馬車”支撐的金融霸權，一個是由西方智庫、出版界、影視界、媒體等思想文化中心支撐的輿論霸權，兩個霸權相互配合，一硬一軟，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對於這兩個霸權天衣無縫的配合，大衞·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寫道：“難以置信的財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資產階級上層隊伍手裏，這種現象自1920年代以來還是第一次發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貢金數量驚人。然而，更驚人的是，人們習慣於把這一切視為僅僅是新自由主義化的副作用，雖然有時是不幸的副作用。…仁慈的面具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理論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語地鼓吹自由、解放、選擇、權利，為的是掩飾嚴峻的現實——赤裸裸的階級力量的重建或重構。”
正是如此，“資本國際”運用金融霸權洗劫全世界，即使運用了最強盜、最兇狠的手段，後面自然會有輿論霸權來收拾局面，粉飾太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失業率韓國上升了4倍，泰國3倍，印尼10倍；貧困人口韓國翻了3倍，印尼翻了1倍；國內生產總值韓國下降了6.7個百分點，印尼13.1，泰國10.8；危機過後三年，印尼GDP仍然比危機前低7.5%，泰國低2.3%. [6] 而在危機過程中，“資本國際”是如何作為的呢？“IMF起初告知亞洲國家開放市場給短期活躍資本。這些國家照做了，錢流進來了，但一眨眼又流出去了。IMF然後説，應該提高利率、緊縮財政，由此便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在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後，IMF又迫使受影響的國家以折本價甩賣其資產…甩賣過程由一些金融機構一手操控，而當初正是這些金融機構撥出資本促成危機。”[7]
對於如此公開的“連環套”式洗劫，西方學者和媒體給出的解釋卻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太多的政府幹預以及國家和商業之間的腐敗關係，也就是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所以才會如此！解決方案是什麼呢？當然是進一步新自由主義化！
中國人應該還記得，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後，也正是國內的經濟學界新古典經濟學狂飆突進之時，“張五常旋風”、“科斯熱”、“弗裏德曼衝擊波”…不一而足。那時的中國政府，一方面遭受着來自外部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猛烈衝擊，另一方面還遭受着海內外自由派經濟學家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猛烈攻擊，“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專制政府”、“腐敗國企”、“僵化的金融體制”…用於衝破國家主權、迫使國家解除政府管制、開放資本賬户、變賣國有資產的各式理論武器，齊齊開火。事後回顧地看，中國當時竟然成功守住了防線，既沒有爆發金融危機，也沒有改變政治體制，堪稱奇蹟。
實際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單一市場，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在“資本國際”的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山銀山，一羣貪婪無度的資本家做夢都在想如何才能像洗劫俄羅斯那樣洗劫中國！
可以説，正是來自於“資本國際”的經濟動機，極強的經濟動力，主導了近40年來西方政界、學界、媒體界針對中國的輿論攻擊，無論是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等領域，還是圍繞國企改革、金融自由化、開放市場等問題，乃至針對西藏、新疆、民族、宗教、人權、歷史文化等方面各種形式的攻擊，都源於此。
所以，中國應該看清，導致中國不斷捱罵，不斷被妖魔化，不斷被宣告“崩潰”的那個炮火據點，其實就在新自由主義這個陣地上，歸根結底服務於“資本國際”要把中國變成經濟殖民地的戰略目的。
在這裏不得不提的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往往只是籠統地針對“西方”、“美國”、“自由主義”等概念進行反擊，並未特別將主要代表資本利益和帶有經濟動機的新自由主義單獨分出來，這就難免出現混亂。例如當中國教育部官員表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課堂”時，馬上被輿論反問“馬克思主義算不算西方的觀念？”這就是不加區別地使用“西方”代替西方新自由主義而引起的尷尬。而即使針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也應該區別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因為兩者在很多問題上完全對立。
總而言之，那個真正“亡我之心不死”、反中攻勢不斷的炮火據點，源頭就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國際”。美國政府也好，西方媒體也好，NGO組織也好，其實都是工具。如果不是背後強大的經濟動力，它們原本並無多大興趣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論戰，在制度和道路問題上挑起理論之爭。
這就是為什麼説中國完全有理由，在歷經40年風風雨雨之後，對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一次總清算。中國沒有成為“薩克斯計劃”之下的俄羅斯，或“布雷迪計劃”之下的墨西哥，或“布雷默計劃”之下的伊拉克，並不是因為華爾街、IMF和美國財政部沒有針對中國的類似計劃，只是因為中國堅持了40年沒有給它們實施這種洗劫計劃的機會。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沒有為建立防線、抵禦衝擊而付出成本和代價。1980年代的自由化運動和政治風波，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理論思潮造成的“去政治化”，2000年代圍繞“國退民進”、國企改革、資本賬户開放、人民幣匯改等問題的力量博弈，中國都承受了很大的犧牲。直到今天，在大學、智庫、媒體、出版界、娛樂界、網絡輿論場等多個重要領域，新自由主義勢力也還佔據着半壁江山，“資本國際”在中國經濟學界和政府經濟部門的代理人也還在控制着話語權。
然而，中國自信已經掌握了“與狼共舞”不被狼咬的技巧，積累了運用“雙刃劍”不傷到自己的經驗。所以，即使新自由主義大本營長期以來都不放棄瓦解中國的戰略目標，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頻頻以敵對勢力的面目出現，但中國無意對其進行清算。這個分寸，就是通過習近平主席所説“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這個原則來把握的。
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讓新自由主義替中國牽制退回老路的傾向，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讓新自由主義替中國打擊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也算是一個高明的“借敵”之術。
不擁抱，但也不清算，中國還沒取得最後勝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尚未完全退出舞台的新自由主義，一起來到“新起點”，面對未來再出發。
這就是中國在本次G20峯會上提出的“新起點”論，對於新自由主義的雙重含義。歷史將見證其里程碑的意義。
作者介紹：
文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參見温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10
[2] 文揚：《G20當看清，世界經濟還在新自由主義廢墟上掙扎》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6_08_30_372836.shtml
[3] 熱拉爾·迪美尼爾，多米尼克·萊維：《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魏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5] 參見熱拉爾·迪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大分化》，陳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6]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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