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傳興：真以為美國大選是民粹戰勝精英？有人笑而不語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隨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主義呈現“衰退”之勢。與此同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復興主義則不斷強勢“崛起”。以民粹主義為例，其強勢“崛起”的頻度、廣度和深度均可謂史無前例，不僅從根本上觸及到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內部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且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安排造成衝擊。
歷史中的民粹主義運動
從歷史層面觀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出現的民粹主義，絕不是美國政治中的特例或個案。作為一種現象，民粹主義早在美國建國不久就曾出現：由於規定了擁有財產與公民權之間的關聯性，客觀上導致了湧向邊疆地區的新移民羣體和城市外來人口與早先的定居者之間發生利益衝突。在此過程中，安德魯·傑克遜作為華盛頓的“局外人”，某種程度上利用西部邊疆和城市地區出現的民粹主義，成功獲得1828年總統大選的勝利。
美國早期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民粹主義，是始於1860年代的“格蘭奇”（Grange）運動。於1867年成立的“格蘭奇”農業保護者協會組織，直到1873年才有成員20萬，1875年則暴增至近90萬。19世紀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另一次重要表現，是1890年代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之間的合與分。
美國進步派大約從1880 年開始形成, 加入其中的是一些對“共和黨自我滿足的物質主義”憂心忡忡的人。在進步派看來, 共和黨的政客都“庸俗和落後得不可救藥”。這些知識分子和社會、政治改革者們多屬上層美國人, 幾乎都是新教徒, 且大多來自新英格蘭地區。他們相信社會與政治的可計劃性, 就是説, 一場由他們發起的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可以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問題。而平民黨人則多來自中西部和南部, 他們相信來自下層的改革, 或者是革命。當然, 他們依靠的也不是所有下層, 因為在南部, 平民黨人堅決反對給黑人平等的社會與政治權利；他們還經常充當反對移民的急先鋒。
20世紀裏，美國民粹主義作為社會思潮有過三個高峯：分別是1930年代休伊·朗（Huey Long）、1960年代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以及1990年代初羅斯·佩羅（Ross Perot）分別領導的三次民粹主義運動。
朗的民粹主義運動起於路易斯安那州，其社會基礎是受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影響而流離失所的平民大眾，運動理念便是要求分享財富以彌補大蕭條中受到傷害的人。朗將美國經濟的失敗歸咎於銀行家和工業家與深陷經濟下滑深淵的廣大受害民眾之間的財富失衡，因而他主張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並於1934年成立了“財富分享”組織（“Share Our Wealth”）。不過，朗發起的“分享財富”運動因其在1935年被暗殺而戛然終止。
休伊·朗（資料圖）
第二次民粹主義運動高峯興起的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南方社會的不安定。華萊士主張恢復民權運動中白人中產階級失去的特權。他利用白人中產階級對政府集權、黑人權利和共產主義的恐懼，提出為白人工人階級爭取公平税制、合理福利計劃以及減少聯邦政府開支的倡議。為此，華萊士還成立了獨立黨以使自己區別於兩大主要政黨，競逐1968年總統大選，結果最後還是失敗了。
喬治·華萊士（資料圖）
時間進入冷戰結束以後，經濟發展成為美國政治議程中首要議題。恰逢此際，佩羅通過草根階層的力量，發起税收福利改革，團結在全球化陰影中失勢的人。1992年他代表自己成立的“改革黨”參選美國總統，其主要競選議題包括改革美國的政治制度、減少預算赤字、改變對外關係（美國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用新的方法處理美國的種族與財富之間的關係。
羅斯·佩羅（資料圖）
比較而言，如果説朗的“分享財富”運動具有左翼民粹主義特點，那麼華萊士的民粹主義運動則更具有右翼的傾向、吸引的支持者多為南方保守的白人，而佩羅的民粹主義運動則吸引了那些對全球化感到幻滅的年輕白人中產階級支持者。
縱觀美國的民粹主義傳統，可以發現其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經濟上的進步主義與種族上的保守主義相互交纏。一方面，民粹主義雖然在美國並無系統理論，但其因子卻能夠在托馬斯·傑斐遜（尋求確保少數人不會出賣多數人的利益）、安德魯·傑克遜（堅信民主原則是“為所有人的平等權、而非為任何人的特權”）和詹姆斯·韋佛（James Weaver，作為1892年的平民黨總統候選人，認為美國已陷入財閥統治）等人的啓蒙精神中尋得。
另一方面，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運動都是白人為自身利益而發動的，少數族裔利益基本不在其考慮之列、甚而受到野蠻踐踏。無論是傑斐遜和傑克遜的“樸素民眾論”（“the plain people”）——僅指白人，還是朗對“三K”黨的消極反對，抑或是華萊士加強法治以抑制黑人犯罪並減少對黑人遊手好閒者福利支出的主張，以及佩羅區分“你們”（“you the people”）黑人與“我們”（“we the people”）白人的演講，都反映出美國民粹主義運動中的這一鮮明的種族保守主義特點。
候選人口中的“人民”到底是誰？
雖然美國總統大選註定要成為2016年的世界政治熱點，但民粹主義成為此次競選中的焦點之一，卻並不是許多觀察家此前能夠預料到的。在至今為止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粹主義可謂“大行其道”。究而言之，這種“大行其道”有着內外兩方面的根源。一般認為以下兩種情況容易產生精英階層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導致他們最終轉而訴諸並投靠“人民”：一種是與外部比較時產生的不滿；另一種情況是在內部比較中產生的不滿, 它存在於社會團體之間。
從這個角度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兩黨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曾經的總統候選人競爭者，即民主黨的伯納德·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頓，以及共和黨的唐納德·特朗普，都因對內外“不滿”而訴諸於“人民”。在此過程中，美國政治中長期堅守的“政治正確性”——這種“政治正確性”經過戰後幾十年的發展在許多方面已經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底線更是不斷被突破。
就左翼的桑德斯而言，他所主要訴諸於的“人民”，主要是那些在社會內部比較中“失落”的藍領白人工人階級——原因是華爾街的“掠奪成性”；就希拉里而言，她所主要訴諸於的“人民”，是因與外部世界比較而對自己國家感到“落後”的中低技能勞動者——原因是國際經濟活動對美國的“不公平”，而這正是希拉里對TPP態度急轉彎的根源——儘管這很可能是出於爭取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資格之需。
就特朗普而言，他所訴諸於的“人民”，既有那些在社會內部比較中“失落”的藍領白人工人階級——原因是大量（合法或非法）移民（尤其是拉美裔）佔用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又有因與外部世界比較而對自己國家經濟感到“落後”的中低技能勞動者——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對世界安全承諾和義務預期收益之間不成比例。以上是這次民粹主義運動中經濟上的“進步”表現。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粹主義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民粹主義的老調重彈——即族裔政治與民粹主義的合流。族裔問題本來關乎當代美國政治中的“政治正確性”，但美國社會力量變化，使得這一政治正確性成為“美國不再能夠承受之重”（特朗普語）。也就是在這樣的民粹主義背景下，特朗普才能夠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大打敏感的族裔政治牌。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正如上文所討論到的那樣，特朗普民粹主義中的種族保守主義，自傑斐遜以來其實是有着長期的歷史傳統。雖然違背美國的歷史潮流，但就像其以前的民粹主義運動家一樣，特朗普只是在“正確”的時間——民粹主義盛行——打了“正確”的反拉丁裔移民牌。試想，如果超過1200萬的非法移民假以時日擁有投票權的話，有什麼政治人物膽敢突破這一“政治正確性”底線？！由此觀之，相較於民粹主義短期內衝擊美國的內外政策，真正對美國內外政策形塑產生長期影響的卻是族裔政治。
精英“下嫁”民粹
進而言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民粹主義，終將消弭於歷史的洪流之中而不會走向失控。原因有四。
其一，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根源，其實可以追溯到其最初的憲政設計。在美國憲政設計中最根本的關注之一，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這為民粹主義提供了憲政上的理論根據和豐富的土壤。
其二，由於現代美國政治中存在所謂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共識——即不走極端，因此即便有極端的聲音，也會被主流政黨吸納和消融。換言之，民粹主義可以逞一時之勢，但美國的憲政設計——聯邦制，加上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共識，使得包括民粹主義在內的美國“極端”思潮/運動一般不會走向失控。美國曆次民粹主義運動的結局印證了這一“妥協共識”的存在。
其三，從本質上説，美國的歷次民粹主義運動，並非反對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充其量只是回應社會不平等矛盾的改革運動而已。
其四，除了上述美國政治中民粹主義的特性可以幫助防止民粹主義走向失控之外，世界歷史上全球各地民粹主義的一大共性——民粹主義實為概念上的“底層的主義”和實際上的“精英的主義”，也有助於防止美國的民粹主義走向失控。
正如民粹主義研究學者林紅所指出的那樣，雖然在一般的理解中, 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精英階層的全情投入和精心設計，民粹主義不可能成為一把批判的利器, 不可能形成強大的對現行體制的衝擊；精英主義實質上是產生民粹主義的一種內在推動力，精英階層與中下層社會在某種情形下的暫時融合反映了精英階層的一種策略性選擇, 精英階層是民粹主義政治動員的設計者和主導者，大眾只不過是可以提供合法性的動員對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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