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作者：中國領導人面臨治黨治國治全球三大課題
9月8日，《學習時報》發表了由《毛澤東傳》作者羅斯·特里爾所撰寫的《習近平復興中國》的連載。在這篇連載中，特里爾提出了中國領導人在治黨治國和處理國際關係中所面臨的的三大課題。
羅斯·特里爾
在當代中國，如何治國理政？如何定國安邦？
中國作為亞洲第一大國，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已經有2000多年的大國治理史。在治理大國的政治經驗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抓大事，抓主線，抓主要矛盾，中國古典哲學稱之為“綱舉目張”。
早在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就指出：“壹引其綱，萬目皆張。”東漢著名學者鄭玄在《〈詩譜〉序》中也指出：“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
所以，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就是理清脈絡，分出重點，抓住主線，重點解決最主要的矛盾。
當中國邁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最主要的課題就是完成三大治理，即執政黨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
在這三大治理中，執政黨治理是核心。這是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也是中國發展之路上至關重要的領導核心，執政黨黨員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先進分子，是這個國家和社會的精英與中堅力量。執政黨如果渙散不振，甚至腐敗不堪，中國就會失去凝聚力，就會重回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的崛起與尊嚴就無從談起。
國家治理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只有實現對中國這樣超大型國家的良好治理，才能保證長治久安，確保“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如期達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國家治理還要實現現代化轉型，只有實現科學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國家治理才能走出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週期律，邁上持續穩定繁榮之途。
全球治理是基石。中國已經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的發展與世界局勢息息相關，世界不安寧太平，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不斷開放的中國需要一個和平公正的國際新秩序，參與全球秩序建設，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公共產品，這是大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以來，圍繞“治理”主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創新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的理念和思路，已經基本形成完整系統的治國理政思想框架體系。
這個框架用數字的方式簡單概括就是：一個夢想——中國夢召喚，兩個百年——“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引領，三大主線——治黨、治國、治軍統籌進行，“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戰略佈局，“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協調推進。
這一治國理政思想框架體系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總的目的就是實現執政黨治理、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協調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巔峯夢想。
一位著名的英國政治學家曾經説過：在過去15年中，國際社會科學文獻中最為流行的術語之一便是“治理”。
從統治到治理，雖然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背後的理念支撐卻大相徑庭。中國著名政治學者俞可平等均認為，統治重在管得住，治理意在管得好，實現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所以，完成執政黨治理、國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任務，不僅是要管得住，而且還要管得好，成為良政善治的典範，讓中國成為一個全球矚目的大國。
治國先治黨，治黨先過權力關
擔任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是公認的演説高手，他的講話通常從講故事開始，不時還穿插一些事例，在幽默風趣中啓迪聽眾的哲學思考。
為了讓美國最著名的知華派基辛格先生深入瞭解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的治理邏輯，王岐山向他的這位老朋友又一次講起了中國故事。
2015年11月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紫光閣再次會見基辛格。王岐山説：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五位一體”協調發展，關鍵要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好。中國的歷史文化決定13億人民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領導核心，黨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必須全面從嚴治黨。
2013年3月，剛剛擔任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會見基辛格時，基辛格曾經暗示王岐山擔負的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僅僅兩年半後，這位博聞強記的老牌政治家對中國共產黨治黨能力的評價發生了根本轉變——基辛格對王岐山表示，已經觀察到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非常欽佩中國共產黨的勇氣。中國的成功符合世界利益，願為美中關係健康發展做出新貢獻。
“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一個艱苦的事業，只有堅貞不屈的人才能勝任，只有那些在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的時候能夠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鍛鍊得堅如刀劍的人，才配稱為工人階級的戰士，才配稱為革命者。”這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生前名言。這一名言道出了無產階級政黨既掌好權又不變質，絕不是件輕鬆的事情。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總結治國執政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報紙版面截圖
習近平的治黨目標很清楚，那就是要打造像鋼鐵一樣堅強有力的執政團隊。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第一次會見中外記者就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他表示，執政黨要想履行好歷史使命，首先就得解決黨內各種消極腐敗問題。他要求全黨都警醒起來，下力氣解決這些問題，使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曾經説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於2016年1月7日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這一重要原則。
習近平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保證。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關鍵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要實現制度化、規範化。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正因為領導中國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執政黨治理也就成為了三大治理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政黨，擁有8700多萬黨員。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其領導和執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國人民在經歷長期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中作出的歷史選擇，並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中國的《憲法》也在法理上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但中國共產黨也深知，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它最終取決於執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以及執政黨與人民的關係。習近平曾對此尖鋭地指出，“我們黨是一個擁有8700多萬黨員、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黨，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不僅直接關係黨的命運，而且直接關係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脱離羣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鋭地擺在全黨面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擁護和支持是黨執政最牢固的根基。”
習近平在這裏指出的“四大考驗”與“四大危險”，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深沉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如此尖鋭的自我批評和自我風險評估，這在全世界執政黨裏邊也是絕無僅有的。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拿出“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果敢勇氣，在黨內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敗鬥爭，堅持“零容忍”“全覆蓋”“無禁區”，並且取得了階段性重大勝利。習近平在2016年1月召開的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首次使用了“對反腐敗鬥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的肯定性評語：3年來，我們着力解決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松、失之於軟的問題，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全黨同志對黨中央在反腐敗鬥爭上的決心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鬥爭取得的成績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鬥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鬥爭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夠自信。
在執政黨治理問題上，習近平已經作出部署，執政黨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
時事觀察家已經注意到，中共反腐敗的力度不會鬆勁，但今後的治理重點將逐步落實到制度治黨、依法治黨上來。
對於執政黨的治理方式，習近平用了四個“鐵”字來概括——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
制度治黨、依法治黨，這是中共長期堅持並不斷完善發展的基本經驗之一。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提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
所以，習近平抓制度治黨，第一條就是要求全黨尊崇黨章。習近平説：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尊崇黨章。各級黨委和紀委要首先加強對維護黨章、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的監督檢查，確保黨的集中統一，保證黨中央政令暢通。
“黨紀嚴於國法”。這是中共近年來在制度治黨方面提出的又一條重要經驗。“必須讓紀律成為管黨治黨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線。在全面依法治國條件下，管黨治黨要靠黨規黨紀，堅持紀嚴於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用嚴明的紀律管住全體黨員。”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公報這樣闡述了中共下一步治黨的基本思路。
“權力既是腐蝕劑更是毒品。”在全世界廣為流行的美劇《紙牌屋》裏的這句台詞道出了執政黨治理的最大難題。
權力不僅能腐蝕人性，更像是戒不掉的毒品，一旦染上終身難以擺脱。執政黨擁有巨大的權力，但也承擔着無比巨大的責任。曾經擁有無限權力的蘇聯共產黨，因為權力過於集中、民主監督缺失，造成人亡政息的悲劇，這一歷史教訓再一次説明馴服權力、承擔責任不是一件輕巧的事。“我們國家無論在體制、制度上，還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與前蘇聯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豔陽天；弄不好，蘇共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習近平在執政伊始就向全黨發出瞭如此嚴厲的警告，説明執政黨治理永遠在路上，只要權力的腐蝕性存在一天，嚴格治黨的任務就不能停歇。
國家治理現代化，古老大國的全新課題
治理中國有多難？
這是中國之外的執政者難以體會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臨終前起草的《遺詔》裏這樣描述自己的治國體會：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憂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朝夕憂懼，慮恐不終”。這些詞語的意思就是説，朱元璋自從擔當皇帝的治國重任以來，經常憂懼，天天勞心，儘管從早到晚未曾懈怠，但還是擔心做得不周到，唯恐出現紕漏。
朱元璋面對的還只是一個治理面積不算大，人口不算多，經濟結構單一，社會階層固化的傳統國家，其治國難度和複雜性與當今的中國如何能同日而語？
一位美國總統曾感嘆，原本以為美國總統既要面對美國又要面對世界，已經是世界上最麻煩的人了，沒想到中國領導人每天僅僅面對國內事務，就相當於在面對整個世界。
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在與歐美政治學者交流時，總是提醒同行，中國面臨的治理挑戰的複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範疇：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面對相當於2.6倍大的歐洲這樣一個巨型國度，並實現有效治理。“平心而論，歷史上人類社會積累的各種公共治理經驗，面對中國當前所處的歷史情境都會顯得有所不足”。
作為超大型發展中國家，極高的複雜程度是中國一個首要特徵。尤其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於格局、秩序、規則的大變動、大調整階段，中國自身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與轉型，增長速度、增長方式不同於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轉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正在深刻調整，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更加艱鉅，經濟社會轉型挑戰更加嚴峻。
習近平2014年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也坦承治理中國“很不容易”，他説：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56個民族，13億多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還不高，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必須腳踏實地。我曾在中國不同地方長期工作，深知中國從東部到西部，從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層級方方面面的差異太大了。因此，在中國當領導人，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説，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圖為全國人大少數民族代表
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形成了一個大一統國家體系，這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統一國家體系，比西方統一時間最長的羅馬帝國還高出一倍多。但傳統中國總是走不出治亂循環，繁榮和衰敗交替的循環圈。如何打破歷史循環怪圈，將中國帶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並且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如何讓中國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21世紀上半葉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最主要的課題。
瞭解現代化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還不是全面意義上的整體現代化。如果沒有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現代化，那中國的現代化不僅難以全面，也難以最終達成解放生產力的目標。
國家治理能力落後和國家治理體系原始，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遲遲未能邁進現代化門檻的根本原因。畢生探究中國大歷史規律的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發現，中國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前，國家一直未能實現數目化管理，整個社會依賴的還是部落社會遺留的“倫理式管理”——傳統中國像一塊潛水艇形狀的三明治。其上一片狹長的麪包是“文職官僚”，其下一片狹長的麪包是農民階層，二者都數量巨大，而且毫無差別。上下兩層的制度性聯繫並非建立在法律觀念或經濟紐帶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會價值觀念。男尊女卑，長幼有序，讀書人統治文盲，這些社會規範統治中國長達數百年。
“這種組織體系根本不具備機構上的穩定性和實用的靈活性。”黃仁宇對中國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批評，一針見血指出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艱難曲折。
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長官意志，運用市場與政府兩隻手激活經濟，推進治理制度現代化建設，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畢生都念茲在茲的一件大事。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
1980年，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的採訪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時再一次強調：“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着手。”
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再一次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同樣是在1992年，鄧小平還進一步提出設想，再有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鄧小平的這一設想，終於在2013年細化成為中國國家治理戰略的行動方案。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這一總目標是在鄧小平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的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習近平在面對中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遠意義時，語重心長地指出，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綜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治理體系，而各國的治理能力由於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的差異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治理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結合起來一起提。
隨着習近平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的國家治理將邁入嶄新軌道。許多外國媒體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比如多維網發表的文章認為：這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因應世界局勢，徹底實現現代化政黨轉變和長期執政的必然之道。
該文認為，習近平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現代化視野下的概念，它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第五個現代化”回答了堅持改革總目標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推行“第五個現代化”，將使中國徹底走出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也將使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古老中國也將實現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最大的治道變革，這是中國全面邁入現代化的關鍵一招，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治理體系的又一次重大變遷，必將產生全球性影響與示範作用。
全球治理，中國不能滿足於獨善其身
快速崛起的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導性大國之一。自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中央放射出強烈的光芒，可謂氣場十足。連習近平也形象地把中國的發展體量比喻成“大塊頭”。
快速膨脹的“大塊頭”將如何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換句話説，中國這樣的“大塊頭”會不會像過去的列強那樣，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唯我獨尊，欺凌弱小，對別國要求“嚴守本分”，對自己則“網開一面”，完全不顧他國感受？
妖魔化中國一時間成為一種國際時尚，“中國威脅論”也成為西方的流行語。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參與進了揶揄中國的大合唱，語帶譏諷地稱中國為“800磅大猩猩”，暗批中國不安分，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橫衝直撞，不可理喻。
對於射向中國的種種“明槍暗箭”，中國人普遍感到憤怒與不解。因為中國的發展靠的是勤勞致富，沒有侵佔一寸殖民地，也沒有擄掠黑奴，更沒有發動掠奪戰爭，可以説中國的發展史最清白、最正當，也最有説服力。
但只有勝利者才能不受譴責。中國要過當下的“捱罵關”，首先要依靠中國改革的成功，只有驕人的發展業績才能讓嫉妒者閉口無言。其次，中國還要運用自己的智慧，提出讓國際社會心悦誠服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導新的全球治理觀，承擔起改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責任，這是大國崛起不容迴避的課題，也是大國對於世界不容推託的責任。
杭州G20峯會前，習近平和奧巴馬在西湖國賓館夜話
法國傑出的政治學家托克維爾曾經精闢地分析過大國與小國的不同：“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命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恆，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
當前的人類歷史已經發展到“大國責任時代”，如果中國重蹈大國霸權的覆轍，那將是全人類的災難；如果中國重回封閉僵化的老路，那將是走上一條死路。無論如何，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除了勇敢前行，別無他途。
近兩百年來，中國對參與全球治理經歷了拒絕、期盼、受挫、牴觸到深度參與的曲折過程，歷史和現實充分説明，主動參與是上策，建設性參與最穩妥，迴避或魯莽破壞是自毀長城。
對此，習近平深刻地指出，“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生前曾這樣評價中國未來參與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的意義：西方在經濟和技術上影響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卻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國家林立世界的超級難題，這個政治真空將由中華文明來補足。而只有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湯因比為未來人類社會開出的藥方不是武力和軍事，不是民主和選舉，不是西方的霸權，而是文化引領世界，這個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湯因比最終的論點是：一個歷史上一直是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
事實證明，中國已經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中國在維護聯合國權威方面發揮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是世界經濟復甦主要的發動機之一（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還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資本輸出國，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擺脱落後地位的主要政治經濟依靠。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天下情懷，“達則兼濟天下”“四海一家”“民胞物與”“厚往薄來”“懷柔為上”“為萬世開太平”等富有啓示意義的天下治理思想均源自中國；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具國際治理經驗的國家，其主導的東亞秩序維護了長達兩千年的地區穩定和平。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被稱為“發現新大陸”之後，全球最大的發展構想。
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不僅是中國的內需，也是世界的剛需，必須激流勇進。
戴高樂曾經説過，“沒有了偉大，就沒有了法國”。
同理，如果中國失去偉大理想和濟世情懷，拋棄“環球同此涼熱”的價值追求，中國也將不可避免地墮落成二流三流國家。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會被國際社會尊重，只會被歷史的滾滾洪流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