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復興中國》： 兩大陷阱如何化危為機
9月12日出版的《學習時報》繼續選載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主編的《習近平復興中國》，題目是《兩大陷阱，如何化危為機》。特里爾是《毛澤東傳》的作者。
習近平主持杭州G20峯會。
內容如下：
危機，可能是中國人創造出來的最有辯證思維的詞彙。
危機，是既有危險又有機會的時刻，是測試決策和問題解決能力的考題，也是事物發展的轉折點。
危機，就是問題。問題解決得好，危險變成機會；問題解決得不好，機會變成危險。
馬克思説過：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
一名優秀的領導者，更要具有深厚的問題意識，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探索中提出問題，以歷史勇氣直面問題，以責任擔當研究問題，以政治智慧回答問題，以實幹精神解決問題。
習近平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強調危機意識和問題意識，以問題倒逼改革，成為他執政的鮮明風格。
2013年11月，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向中央委員會作説明時指出，我們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説，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
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和問題是什麼？
研讀大量資料不難發現，如何避免落入“兩大陷阱”，是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當前最為重大的問題關切。
“兩大陷阱”，對內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謂“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因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停滯；對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必然對抗衝突，最後兩敗俱傷。
這兩大陷阱是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危險，也是中國實現大國雄心的最大考題。
但換個角度看，成功規避這兩大陷阱，也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機遇。一旦成功，中國將順利進入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並將擁有比較和諧的外部環境，中國夢也將因此步入收穫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中國家的魔咒嗎？
何為“中等收入陷阱”？
這個説法最早出現於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意思是，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談到為何使用這一概念，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因德米特·吉爾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霍米·哈拉斯撰文表示，當時世界銀行發現，對於亞洲中等收入經濟體來説，還沒有便於傳播的發展戰略。“經濟決策者開始思考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國家所需的經濟增長來自何處。”
世界範圍的統計顯示，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後，許多國家便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按照世界銀行的最新定義，低收入國家是指人均國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國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間，中高等收入國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間，高收入國家則超過10065美元。
時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羣曾在《人民日報》撰文介紹説，陷入“陷阱”的國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徵：既喪失了與低收入、低工資經濟體在製造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沒有能力同發達經濟體在高技術創新領域展開競爭，經濟無法由依靠廉價勞動力或資源能源類自然稟賦向依靠高生產率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
金立羣介紹説，1950年以來新出現的52箇中等收入國家中，35個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些國家甚至深陷其中長達60餘年，如秘魯、哥倫比亞和南非等。與此相對的是，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東亞新興經濟體只用了不到10年就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被稱作“東亞奇蹟”。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等人的測算，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只有12個國家和地區打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除去上個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經濟騰飛的老牌工業強國日本和海灣、中亞石油國家，實際上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成功擺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換句話説，世界上尚沒有一個上億人口的經濟體成功跳脱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陷阱，嚴格意義上來説，它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轉型的陷阱”，是一種全方位的轉型陣痛期。中國清華大學課題組的研究認為，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後，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轉型陷阱”。他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即為“轉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這種變革和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會阻止進一步的變革，既得利益集團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中國《人民論壇》雜誌在徵求了50位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單一性問題，也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安全、生態在內的綜合性轉型難題。
從中國國內的發展階段來看，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約80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
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超過13億人的大國如此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關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發展模式轉型。
儘管沒有明顯的跡象説明中國已經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經濟增長持續回落、貧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亂象叢生、就業壓力持續、反腐敗形勢嚴峻、公共服務短板突出、社會維穩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卻現實存在。世界上體量較大的經濟體，連自然稟賦極佳的巴西、阿根廷都仍然深陷泥潭，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中國突出重圍絕非易事。習近平領導的執政團隊“壓力山大”，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不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徐康寧等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國家在經濟發展某個階段出現增速放緩甚至經濟停滯的現象，有一定的客觀性，並具有警示作用。但是，並非所有的現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質，“中等收入陷阱”也只是一種現象，並非一種規律，構不成普遍性的經濟學原理。
中國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實際上就是用改革與危機賽跑，改革如期成功，則中國進入高收入較發達國家行列；改革停滯不前，則中國將深陷蕭條與動盪的泥坑，再一次失去歷史機遇。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僅靠單方面善意是不夠的
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新一屆執政團隊任務更重，現實挑戰性更強。
挪威國防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榮英格早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初就指出，與以前相比，習近平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他不得不應對繁重的發展任務，繼續推進中國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同時也要通過安撫鄰國來維持穩定的外部環境，還得避免地區危機甚至大國對抗”。
確實如其所言，對習近平而言，不僅國內改革發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在對外關係處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為一種現實考驗。
2012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是中國經濟實力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登上世界亞軍的位置，也標誌着中國的大國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該報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
當時，世界上有這樣一種論調：“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將與美國、日本等傳統強國發生衝突。”
針對這種擔憂，習近平在專訪中説：“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際關係中炙手可熱的議題。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因此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這一概念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他看來，當一個崛起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矛盾衝突，多以戰爭告終。在修昔底德撰寫的鉅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作者以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為例：在當時的“崛起大國”雅典領頭的提洛同盟與“守成大國”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爆發的戰爭，最終持續了27年，以斯巴達獲勝告終，也使得整個希臘由盛轉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對於雅典崛起的擔心，使得戰爭無法避免。”修昔底德總結説。
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修昔底德陷阱”幾乎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拉漢姆·阿里森的研究，從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在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其中有12組陷入戰爭之中，只有4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勝數：19世紀末的德國和英國，20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最終都引發了大規模的戰爭甚至世界大戰。
因此，在格拉漢姆·阿里森等人看來，如果從歷史的軌跡上來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崛起大國與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之間的戰爭和劇烈衝突似乎“難以避免”。
如果單純按照修昔底德與阿里森等人的邏輯，中美之間確實已經走到了歷史的關口——世界上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一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都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時，按照保守主義者的思維，中美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對抗、摩擦、猜忌，也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擔憂的可能。
而美中對抗的現實也佐證了兩個大國的確存在日趨激烈的戰略競爭和角逐，這從美中對抗的新戰場——中國南海，就可見一斑。
2015年3月，美國“斯坦尼斯”號航母戰鬥羣闖入中國南海水域，這是美國在南海威逼中國的再一次強力秀肌肉，美國航母戰鬥羣在中國“兩會”期間出現在本已風高浪急的南海，很顯然是美國對中國以及周邊地區國家發出的明確威懾信號。前美國海軍艦長、新美國安全中心專家傑瑞·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表示，憑藉全套航母戰鬥羣以及指揮艦，美國海軍表現出其利益範圍和在全世界投放力量的能力。
美國向中國南海投入越來越多的海空實力，美國智庫還發表報告，推演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爆發的可能性。這些威懾性舉措都在暗示，美中合作關係確實存在墜落的風險。
習近平對美中關係面臨的複雜形勢是早有預判的，他在上任執政伊始，就明確提出要以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來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並且率先為中美關係定調——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習近平的真誠和遠見也得到了美國戰略層的積極回應，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並非已成必然。
但誰都清楚一個事實，博弈是雙方的事，合作也是雙方的事。僅靠中國單方面釋放善意，並不能為中美矛盾解套。加強中美戰略互信，消除戰略互疑，需要中國降温，也需要美國撤火。中美之間能否避免迎頭相撞？這種博弈的主動權其實並不完全掌握在中國領導人手中。習近平能否縱橫捭闔，用強有力的震懾手段遏制極端人物的野心衝動，用來自東方的人文情懷化解頑固的戰略誤解堅冰，既考驗着他的膽氣，也考驗着他的智慧。
大跨越，中國人正在創造歷史
鄧小平有句名言：“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
鄧小平在1978年發起了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大改革，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所謂“趕上時代”的要義，也正在這裏。
為了“趕上時代”，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温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成為新時期中國黨和政府帶領人民奮鬥的總目標。
中共十五大將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擴展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共十八大重申了這一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這只是歷史賦予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使命之一。與此同時，新一屆領導集體還將肩負更加重大的歷史使命，這就是開啓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徵程。”從中共十八大到中共二十大，執政黨既要率領中國人民成功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要科學謀劃未來30年的現代化建設全局。這就是中共未來10至15年最為重大的歷史任務。
根據中國的發展規劃，人們可以看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既處在已經完成第二步發展戰略，正在邁向第三步發展戰略的“大台階”上，又處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叉點上。換言之，中國既處於由傳統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階段，又處在由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跨越的階段。只有確保轉型成功，中國實現現代化才有把握；只有確保跨越順利，中國才能邁入發達國家行列，躋身世界一流強國。
全世界的登山愛好者都知道，在珠穆朗瑪峯南坡有一個“致命海拔區”，從海拔8500米處進入這一區域後，距離登頂還必須逾越最後一道關口——“希拉里台階”（位於珠穆朗瑪峯8839米處的一個登山關口，因著名登山運動員埃德蒙·希拉里第一個通過此關口而得名。）這段裸露的山體岩石斷面幾乎垂直，十分險峻，每次只能容一人攀越，其他登山者不得不在這片危險區域駐足等待。2015年上映的驚悚電影《絕命海拔》，再現了無數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階”下飲恨終生的故事。
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正在重返世界之巔的復興之路上艱難攀登，如今已走到了“致命海拔區”，正在發起對“希拉里台階”的衝刺。
“民族復興”“趕上時代”“中國夢”，從其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説，都指向一致——讓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所以，全面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曆屆領導人前赴後繼、從未放棄的強國夢想。
近14億人的中國邁入現代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當今世界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人口總和還不到10億人，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5%。而中國大陸地區的人口已經達到13.68億人（2014年數據），約佔全球人口總數的20%。也就是説，中國一國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將超過幾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所有國家與地區現代化人口的總和。
中國一旦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世界的財富版圖將為之重新描繪。而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曾長期佔據的位置。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早在21世紀之初就研究了1700年以來中國GDP的變化趨勢，並與美國和世界總量進行了比較：170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22.3%，美國佔0.13%；1820年中國佔32.9%，美國佔1.87%；1949年中國佔4.5%，美國佔27.34%。
中國的財富體量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才觸底反彈的。中國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分別按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預測了中美兩國GDP增長趨勢，其中匯率法預測結果是：2019年中國GDP為19.8萬億美元，美國為18.9萬億美元，中國將第一次超過美國。世界大多數統計學家都認為，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口徑，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看，即使按匯率法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至15年內重新回到世界第一號經濟體的位置。
中國重回世界一號經濟大國的位置，這將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在人類歷史上，繁榮經濟體曾經輪流坐莊，輝煌強大的羅馬帝國、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等都曾雄霸一時，但誰也沒能成功演繹“王者歸來”的歷史大戲。如果中國能夠重登一號經濟大國的寶座，那將是創造歷史的奇蹟。
當然，中國領導人也非常清醒地看到，即便到21世紀中葉，儘管那時中國GDP總量也許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GDP還只能達到世界最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中國總體還只能算是中等發達國家。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用一個世紀的時間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成就，也足以稱為曠古偉業了。
然而，中國實現現代化大跨越的最大歷史意義還不僅止於此。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如何在5000年文明的土壤上嫁接現代文明？換句話説，“內不失古老文明固有之血脈，外不落後於世界之思潮”，這一前無古人的難題，中國將如何做得到？這才是史詩一般的大跨越，也是當今世界文明演進最大的懸念之所在。
現實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理論，沒有一種抽象的教條能與之爭辯。中國道路、中國優勢乃至中國經驗能否成立，都依仗於中國人民的艱苦探索能否成功。中國的成功將會徹底摘掉困擾其數個世紀的“文明自卑”帽子，從此重樹起泱泱文明大國應有的自信心，重樹起中華民族應有的文化自信。
正如50多年前的1962年，毛澤東曾預計的那樣：“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斗爭。……要準備着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
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執政團隊領導中國人民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斗爭，也正在創造惠及全人類的寶貴經驗和發展成果，這樣偉大的文明成果理應受到歷史的珍視，也理所當然會得到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理解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