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前外長：澳大利亞對中國恐慌過度-鮑勃·卡爾

《澳大利亞人報》網站9月10日發表前外長鮑勃·卡爾文章，批評澳大利亞對中國恐慌過度。全文如下：

有大約48.18萬澳大利亞人出生在中國，再加上他們的子女，中國是我們最大的移民來源國之一。

過去一週裏出現的一些評論是對成功的中國僑民的誹謗。事實上，正如約翰·李在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博客上的文章所説的，澳大利亞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四分之一的研究生都是中國人。在這些創新的核心領域，澳大利亞需要他們的聰明才智和進取精神。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9月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同樣缺少律師們所謂的”證據基礎“。這篇文章透漏，據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匿名人士稱，中國遊客存在從事情報活動的風險，可能會收集情報供北京分析。那麼，他們大概是在沙灘上欣賞海浪時偷偷記錄了B-52轟炸機的飛行，或者把格雷戈裏街道指南藏在行李箱中的嬰兒配方奶粉下面。

如果中國遊客對安全構成威脅，那麼這種威脅也沒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去年日本接待的中國遊客數量幾乎是我們的四倍。

澳大利亞在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領土附近開展海上巡邏。大膽而孤單的澳大利亞是唯一迅速注意到美國海軍將領的暗示的美國盟友。我們還曾打算與日本一起成為少數沒有加入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投行的美國盟友，連加拿大最近都決定申請加入。

澳大利亞前外長鮑勃·卡爾到訪北外談中澳關係

有人猜測冷戰戰士會堅持要求我們放棄自由貿易協定和與中國的經濟融合，轉而——或許這是他們真正的計劃——與日本人愉快地簽署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安全條約》那樣的協議。

他們最近對中國的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對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和現任總理特恩布爾領導的政府沒有簽署協議以實施這一理想計劃的不滿。批准中資企業租賃達爾文港是最後一根稻草。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澳大利亞有能力根據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制定政策嗎？或者我們可以僅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或透過華盛頓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嗎？澳大利亞冷戰戰士在美國智庫身上花了太多的時間，卻沒怎麼讀過基辛格寫的《論中國》，也沒有去那些跟十年前的新加坡越來越像的中國城市走走。

正如阿博特和特恩布爾的大多數決策所顯示的那樣，明智的做法是保留多種選擇，施展前總理保羅·基廷所説的“外交彈性”——也就是説，縮小政治價值觀之間的差距，保留任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