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產業政策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林毅夫、張維迎
【最近，中國新能源車騙補事件吸引公眾的關注，該事件之外，有關政府產業政策的爭議再起。8月，市場派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多個論壇上發表演講，炮轟產業政策，並以光伏等行業為例稱，“產業政策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並且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演講文字9月8日發出後，一時間在微信上傳播甚廣。
9月13日，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旗幟鮮明針鋒相對，“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際，不用產業政策的。”“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經林毅夫教授授權，觀察者網為讀者朋友們分享他的最新文章，供思考，同時附上張維迎教授的文章。觀察者網近期將繼續就產業政策補貼話題展開討論，敬請關注，對此話題有研究的讀者朋友，也可以歡迎來稿參與討論。】
林毅夫：沒有產業政策 國家必然不成功
許多國家的產業政策失敗，但是尚未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和保持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產業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既要有企業家的個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幫助企業家解決企業家自身所難於克服的外部性和相應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由於不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資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麼可能的技術創新和什麼可能的產業升級都提供幫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資源，優先幫助能對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這種有選擇性地使用資源幫助某些產業的企業家克服外部性和協調問題的措施就是產業政策。
由於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經濟發展必然不成功，而許多產業政策不成功，因此，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或是因為產業政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就無條件地支持一切產業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本文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分析為何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為何多數產業政策失敗，以及我國如何才能制定有效的產業政策。
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 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均收入的不斷增加，其前提則是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中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二是通過產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這兩者的實現需要有“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場”的重要性在於，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的同類產品中，成本才會最低，才會最有競爭力，企業才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整個經濟才可以創造最大的剩餘和資本積累，使得比較優勢從勞動或自然資源密集逐漸向資本密集提升，為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到資本更為密集、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新技術提供物質基礎。
企業家會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則是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如果有這樣的價格體系，企業為了自己的利潤和競爭力，就會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合適的技術和產業，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會存在。所以，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選擇技術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
“有為的政府”也不可或缺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首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資源必須隨着要素積累、比較優勢變化，不斷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和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的結構變遷過程。
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倘若失敗，將承擔所有成本，並讓後來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樣的錯誤；倘若成功了，後來者將會隨之湧進，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不會有壟斷利潤。也就是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對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而言，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而從社會的角度看，不管失敗或成功都給後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一般是在國際的技術和產業鏈內部來進行，多數情況下不能給予專利，但是，仍然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當然，這種激勵需要找到其他合適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成功與否，並不完全決定於企業家個人的勇氣、智慧和企業家才能。例如，要進入一個新的產業，所要求的從業人員的技能，和以往的產業不盡相同，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訓員工，後來的企業可以以稍高的工資聘走擁有新技術的員工，而使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蒙受損失。
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也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需要有新的能夠動員更多資本、有效分散風險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這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隨着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資本密集度和規模經濟的提高，市場的範圍和交易的價值會不斷擴大，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這些完善顯然超出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能力之所及。
隨着一個國家的發展，技術和產業會越來越接近國際的前沿，新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需要與這些新技術和新產業相關的基礎科學的突破，基礎科學的研發屬於公共產品範疇，其發現不能申請專利，企業家不會有積極性持續地從事這方面研究。凡此種種困難，均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的企業，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
產業政策失敗 是因為政府容易支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動員和配置的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各種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外部性補償，和完善所有相應條件的要求。因此，和企業一樣，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必須對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做出甄別，按“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精神，以“產業政策”集中有限資源，協助企業家從事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最好最快地發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同樣，發達國家的政府也必須對其企業家所要從事的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基礎科研給予支持，由於發達國家可以用來支持基礎科研的經費並非無限，因此，也和發展中國家一樣必須根據可能的回報來配置有限的科研資源，這種配置也就是一種產業政策。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產業政策時經常失敗，除了執行能力的問題之外，究其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容易出於趕超的目的，而去支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無止境的保護補貼來生存。
成功的產業政策必須是針對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所謂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指的是該產業的要素生產成本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有優勢，但是由於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交易費用太高，使得總成本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力的產業。政府若能針對這些產業中的先行企業給予外部性補償並幫助提供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則這樣的產業政策能夠使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不同產業 政府因勢利導作用應該各有差異
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後，如何在“有效的市場”環境中發揮“有為的政府”的作用，推動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將來從中高端向高端升級，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根據現有產業和國際前沿的差距，可將我國的產業分成五種不同類型，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各有差異。
第一種是追趕型產業**。**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500美元，同年美國的人均GDP是57101美元、德國44999美元、日本38491美元，韓國24329美元。這種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國現有產業的技術和附加值水平，比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水平低，處於追趕階段。我國的汽車、高端裝備業、高端材料即屬於這種類型。
對於追趕型產業，我國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在資金融通和外匯獲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適企業像吉利汽車、三一重工那樣，到海外併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發達國家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發展乏力，很多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經營不好，低價求售，出現了許多好的併購機會。
在沒有合適的併購機會時，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業像華為、中興那樣，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直接利用國外的高端人才來推動技術創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篩選我國每年從發達國家大量進口的高端製造業產品，根據其地區比較優勢，創造這些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到海外招商引資，把那些高端製造業產品的生產企業吸引到國內來設廠生產。
我國現在的GDP規模約佔世界的14%，在新常態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長意味着我國每年對世界貢獻將近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世界每年的經濟增長在三個百分點左右，也就是説，我國每年對世界市場容量擴張的貢獻率達到30%。
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根據這些高端製造業的需要提供合適的基礎設施、人才培訓、營商和法制環境，國外許多高端生產企業，會有很高的積極性到國內設廠生產，以滿足我國不斷擴大的需求，並以我國為基地生產供應世界各地的市場。
江蘇省太倉市的中德企業合作園區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業合作示範區”，到2014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國企業入園，投資總額達20億美元，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產業的招商引資上我國仍處於大有作為的機遇期。
第二種是領先型產業**。**我國作為中等偏上國家，有些產業，像白色家電、高鐵、造船等，其產品和技術已經處於國際領先或已接近國際最高水平。領先型產業必須依靠自主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地位。
自主研發包括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和新產品、新技術開發所需“基礎科研的突破”。企業開發的新產品、新技術可以申請專利，這類活動理當由企業自己來進行。但是，基礎科研不僅投入大、風險高，其產品是論文，屬於社會公共知識，企業沒有從事基礎科研的積極性。
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絕大多數屬於領先型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基礎研究，絕大多數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高校，或是由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機構來進行，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以政府的資金支持類似的機構來進行這方面基礎研究。我國自然也必須採取同樣的方式來支持領先型產業的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
我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財政撥款設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領先型產業的企業與科研院校協作進行基礎科研，支持企業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資金支持相關行業的企業組成共用技術研發平台，攻關突破共用技術瓶頸，在此突破的基礎上再各自開發新產品、新技術。
在企業新技術和產品開發取得突破後，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採購，幫助企業較快地形成規模化生產，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領先型產業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銷售、加工生產、售後服務等網絡，以開發市場，中央和各地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訓、資金、法律、領事保護、投資保護上給予相關企業的海外拓展必要的支持。
**第三種是退出型產業。**這類產業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是在我國還有比較優勢，但是產能有富餘的產業。
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是最典型的第一類產業。這類產業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資成本。目前，我國一線工人的月工資是3000元-4000元人民幣，相當於500美元到600美元之間。到2020年“十三五”結束，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加上人民幣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資至少會上升到1000美元。這類產業在我國失掉比較優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面對這種挑戰，我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中的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品牌、研發、品管、市場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兩端。從事生產加工的多數企業則只能像上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和80年代以後亞洲四小龍的同類產業中的企業那樣，利用其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把我國的GDP變為GNP，否則必然會因競爭力喪失、海外訂單流失而被淘汰掉。
這些加工企業在海外的成功，也將給我國相關產業中附加價值比較高的中間部件和機器設備的生產企業提供海外市場，成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拉動力。
我國各種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絕大多數在一些市縣形成產業集羣，這些產業集羣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以採取以下兩種因勢利導的政策：
一是提供設計、營銷方面的人才培訓、展銷平台等，鼓勵一部分有能力的企業轉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經營品牌的企業則可以對其新產品開發的費用給予和高新產業研發費用一樣在税前扣除的待遇；二是協助所在地加工企業抱團出海，提供信息、海外經營人才培訓、資金支持，以及和承接地政府合作設立加工出口園區等，幫助企業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資源優勢來提高競爭力，創造企業的第二春。
根據這一思路，我國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業應向何處轉移？由於我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第三次工業普查顯示，整個製造業的從業人員高達1.25億人。以人口規模相對較小的越南、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等國而言，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稍微往那些國家轉移，馬上就會帶動其工資和我國一樣迅速上漲，實際上這正是近些年來那些國家出現的情形。
從人口和勞動力供給而言，非洲現在有11億人口，大量是富餘的農村年輕勞動力，和我國80年代初的狀況一樣，目前的工資水平僅為我國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承接我國勞動力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最合適的地方。但一個地方要成為現代製造業加工出口基地，除了工資水平低以外，當地的生產企業還必須具備比較現代化的管理和技術能力，以及國際買家對當地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按時交貨的信心。
非洲國家現在遇到的發展瓶頸是，基礎設施薄弱，國際買家對非洲企業的管理、技術、產品質量和按時交貨的能力缺乏信心。如果我國中央政府和勞動密集加工產業所在的地方政府在“一帶一路”和“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框架下，能夠幫助非洲國家學習和吸取中國在招商引資方面的經驗，設立工業園區改善基礎設施，提供一站式服務，以發展產業集羣的方式將我國的勞動密集加工企業吸引過去，非洲也能快速發展起來。
東莞華堅鞋業公司在埃塞俄比亞投資，是政府搭台企業唱戲的典型。圖片來自華堅鞋業官網。
2012年東莞的華堅鞋業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廠迅速獲得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華堅在國內的工資佔總成本的22%，埃塞俄比亞工人的工資水平只有國內的10%，工人生產效率是國內的70%，工資總額實際上只有國內總成本的3%，下降了19個百分點。
華堅所有的原材料來自國內，產品全部出口，物流成本從在國內佔總成本的2%增加到8%，扣除物流成本高出的6個百分點，華堅在埃塞的廠和國內相比還節省13個百分點。
埃塞和許多非洲國家目前處於工業化的早期，大量剩餘年輕勞動力滯留在勞動生產率水平極低的農業和服務業，勞動密集加工製造業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裏工資水平基本能夠維持不變，去的企業多了，生產規模擴大，物流成本將下降，所以，我國企業到哪兒投資的利潤水平還會隨着生產規模擴大而上升。
隨着我國國內工資水平的上漲，許多上世紀80、90年代轉移到我國大陸的台資、港資、韓資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企業已經轉移出去，我國自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企業則因為不熟悉國外投資環境，缺乏海外經營管理人才而仍滯留國內。
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集羣所在地的政府，可以給企業提供合適發展加工出口產業的國家信息，和承接地政府做好對接，幫助他們學習中國的招商引資經驗，設立工業園區，營造良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會同行業協會因勢利導，協助我國的企業抱團到那裏投資。
我國的商務、外交等中央部門和進出口行、開發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機構也要在投資保護、簽證便利和金融上給予走出去的企業必要的支持。
退出型的第二類產業則包含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這些產業近些年在我國發展很快，機器設備很新，技術相當先進，生產能力是按滿足過去高速增長所需的投資的需要形成的。
我國進入到新常態以後，增長速度從過去36年年均9.7%的高速回落到現在7.0%左右的中高速，這些產業在國內也就出現了不少過剩產能。但是，這些產業的產品在非洲、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還嚴重短缺，我國政府可以像支持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向非洲轉移那樣，以同樣的方式支持這些富餘產能產業中的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和我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投資既使這些企業擺脱困境，也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發展，是一個雙贏的選擇。
**第四種是“彎道超車型”產業。**此類產業的特徵是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週期短的新興產業。相對於一種新藥的研發週期可能歷時十年以上，成本投入高達10億美元，信息、通訊產業的軟件、手機等，研發週期僅為幾個月或一年，則屬於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週期短的“彎道超車型”新興產業。
在這類產業的發展上，我國擁有國內市場巨大、科技人才多、和完備的生產加工能力能夠把概念迅速變成產品等優勢，並已經出現了華為、中興、阿里巴巴、騰訊等成功的企業。各地政府可以針對這類型企業發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國內和國外的創新性人才創業，利用我國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在當地的發展。
**第五種是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通常資本非常密集，研發週期長，投入巨大，我國尚不具比較優勢，但是，其發展關係到我國的國防安全，例如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產業即屬於這種類型。
戰略型產業有一個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需要有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發展起來。過去，政府的保護補貼主要是通過對各種要素價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來實現。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要素價格的人為扭曲將會被消除，今後應由財政直接撥款來補貼這類企業。在美歐等發達國家，不論國防安全型戰略產業是民營或國有，也都由政府財政直接撥款來支持其新產品新技術開發，並以政府採購和推廣到其他國家來支持其產品的生產。
對戰略型產業的扶持是國家行為，應該由中央而不是由地方財政來承擔。但是，這類型產業落户在哪個地方，會間接地促進那個地方軍民融合的配套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所以，各地政府可以支持鼓勵配套產業的發展，並改善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等軟硬條件，來爭取戰略型產業落户當地，以實現戰略型產業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雙贏。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然處於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徵，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隻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外部環境下，我國的經濟在十三五期間也仍然能夠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跨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2615美元的門檻，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上文首發於新浪《意見領袖》，翻頁請看張維迎的文章《為什麼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
張維迎：為什麼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
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8月25日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西安峯會”上的主體演講整理修改而成，經張維迎教授本人審閲，轉自張維迎教授的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
產業政策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
人類會犯好多錯誤，人類能夠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具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中國古話“吃一塹長一智”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我看來，我們經常是隻吃塹，不長智。計劃經濟在全球都失敗了，這是人類用生命代價換來的一個教訓，但計劃經濟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來，人們對產業政策的推崇就是一個例子。
實際上，產業政策不過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當然，產業政策並不是一個新東西。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實行產業政策最早的國家，也是產業政策連續時間最長的國家，這個產業政策就是漢武帝開創的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阻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現在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不再搞重農抑商，但過去幾十年裏政府還是不斷推出各種各樣的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同樣阻礙着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回過頭來看，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鳳毛麟角，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
舉例來説，2009年推行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政府對光伏產業的支持使得這個新興產業很快陷入危機。但我們並沒有認真地總結這些教訓。
時至今日，我們不少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甚至一些企業家，仍然在不斷地呼籲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產業政策為什麼註定會失敗？大概歸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第二個原因是由於激勵機制的扭曲。我要特別強調，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扭曲更為根本。讓我先談一下認知能力的限制。
創新是不可預見的
擁護產業政策的人一般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就是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事先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但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新產業來自創新。
縱觀人類的產業發展史就會發現，創新和新產業都是不可預見的，我們現在講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產業發揮了多麼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後諸葛亮式的總結。
30年前沒人預料到今天的新興產業，甚至20年前也沒人預料到；同樣，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預見20年、30年之後哪些產業、哪些技術是最為重要的。
為什麼新技術和新產業難以預見？因為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的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這與科學上的發現很類似。不確定性與我們通常講的風險不同，風險可以用統計規律來找出它的概率分佈，不確定性沒有任何統計規律可尋。
創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概率。並且，一個創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決於後續的其他創新是否出現，因而面臨的是一系列的不確定性，而不是一個單獨的不確定性。
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然後制定一個目標，再按這個目標尋找一個路徑。我們其實既不知道目標在哪裏，也不知道路徑在哪裏，我們只能在不斷的試錯當中行進。
讓我舉幾個例子。在人類過去200多年的歷史中出現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像蒸汽機、火車、汽車、飛機、電力、無線電、計算機、激光、互聯網等等，都是沒有預料到的。
蒸汽機在它最初出現的時候，就是用於煤礦井下抽水，沒多少人認為它有多麼廣闊的用途，所以瓦特改進蒸汽機時找不到錢，只有一個叫羅巴克的英國企業家資助他，結果把羅巴克搞破產了。
後來博爾頓接手了羅巴克與瓦特的合同，但失敗和鉅額的資金需求還是給博爾頓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時候，能夠使得蒸汽機後來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術都沒有出現，比如火車不存在，輪船也不存在，而火車和輪船的出現又依賴於一系列其他的發明創造，包括鋼鐵質量的改進，機械設備等等。
計算機是IBM公司1945年發明的，當時沒認為它有多大商業價值，所以遲遲沒有投入市場，因為當時計算機必須用真空管，不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計算機真正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是由於十幾年後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出現，而這一重大發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術可以説無處不在，我們開會進門的時候身份驗證要激光掃碼，我這裏演講要用激光投影，我們聽的音樂是激光唱片，圖書出版要激光排版，去醫院檢查身體要激光，不少手術也變成了激光手術，等等。事實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現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於激光技術才能實現的。
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技術之後，一開始甚至不準備申請專利，因為“激光技術對通信來講沒有多大意義”。為什麼以後變得有意義了？因為出現了纖維光學技術，只有纖維光學技術和激光結合起來了，才徹底改變了通信信息傳輸方式，後來才不僅能夠傳輸語音，而且傳輸數據，現在傳輸音像。激光技術的巨大價值依賴於一系列應用技術的發明，在後來這些技術出現之前，人們很難認識到激光技術的價值。
我特別想舉兩個企業的例子。一個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一對夫婦創辦的，需要投資的時候他們去找風投，找了72家風投沒有一家願意給錢，因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筆錢。風險投資家是些非常聰明的人，削尖腦袋找有利可圖的項目，但也經常眼濁！
另外一個例子是騰訊的馬化騰。我曾遇到過一個風險投資家，他曾在飯桌上對我説，現在一想起馬化騰就想扇自己兩耳光，我問為什麼，他説當初馬化騰就想要50萬美元，他愣沒看上。馬化騰找不着錢，好在最後碰到一個南非的風投給了錢，騰訊公司現在的最大股東不是馬化騰，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資公司。
我舉這些例子，就是想説明一個道理：所有重要的創新，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更進一步是所有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
新技術的價值最初是無法預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關的應用技術出現之後，它才能顯示出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沒有辦法對新產業、對創新做任何規劃，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所謂的產業政策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這也正是我們需要企業家的原因。也可以説，如果技術和創新是可以預料的，我們不需要企業家，我們只需要政府官員和科技幹部。
我們需要企業家就因為創新是不可預料的，所以需要企業家的警覺、想象力、判斷力，需要企業家不斷試錯，市場競爭決定誰成功誰失敗，成功的創新就被別人模仿，在市場上不斷擴散，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也給你帶來利潤，失敗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殺了企業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創新之路。
產業政策是豪賭
產業政策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要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的、物質的）投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實際上是一種豪賭，連盲人摸象也談不上。
不能想象政府官員對未來技術和產業的判斷比企業家更敏鋭，當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員確實很有企業家精神，但總體來講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在創新方面更為遲鈍。
當政府官員認識到某種技術的重要性的時候這種技術基本上已經過時了，比如説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機廠家只搞組裝，沒有核心技術---彩色顯象管，所以政府花數十億美元進口了幾十條彩色顯象管生產線，結果顯像管生產線還沒裝配好的時候，技術就過時了，因為我們進入了數字時代，顯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專家制定產業政策呢？也不行，因為專家可能有硬知識，但沒有創新所必須的企業家的敏鋭性和軟知識。如果要依靠專家的話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專家認為正確的東西很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像我剛才舉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個人一塊投票的話，72個人投反對票，只有一個人投贊成票，這個項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説專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況有些專家説某個技術重要，其實是為了多得到科研經費。
靠企業家制定產業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為有資格被邀請參與政策制定的企業家一定是已經成功的企業家，但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的成功，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
不妨設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產業政策委員會，由比爾·蓋茨任主席，互聯網時代就不會這麼快到來，因為比爾·蓋茨當時根本不看好互聯網，只看好PC。
同樣，如果2000年左右中國組織一個企業家主導的產業政策委員會，由CCTV投票選出來的十大年度經濟人物來組成，並且由柳傳志和張瑞敏聯席擔任聯席主席，我想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可能不會像今天這麼好，更可能的是計算機行業和家電行業的產能過剩。
像我剛才講的，好多創新就是名不見經傳的人做出來的，成功之後我們好多判斷就變得失誤起來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代一代新的企業家在替代老的企業家。這是認知方面的原因。
不搞砸絕不罷手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除了認知方面的原因，還有激勵機制方面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激勵和企業家很不一樣，企業家試錯，失敗了損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員做事成功了沒有與此對應的貨幣收益，失敗了反倒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儘管並不總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員考慮更多的是怎麼迴避個人責任。迴避個人責任的一個辦法就是聽取專家的意見，這樣任何政策出問題以後都可以説事先徵求過專家的意見，官員自己當然就沒有責任，至少情有可原。
可以説，聽取專家意見已成為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第二個辦法就是忠實執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中央號召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或者“跟風”，別人（其他地區）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比如別人做動漫，我也做動漫，別人做太陽能，我也做太陽能。這樣即使最後失敗了，大家都失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失敗了，我個人當然也就沒有責任。
光伏產業的情況就是這樣，中央決定發展光伏產業，全國都這麼搞，我也這麼搞，各地都這麼搞，最後就搞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一旦政府鼓勵任何一個產業，這個產業一定會變得產能過剩，危機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產業，不把它做砸絕不會罷手。
當然，做砸了是不是罷手也不一定，因為政府官員還可以錯上加錯。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錯誤：支持了不該支持的企業和產業。
但政府官員一般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這就從無知走向無恥！
比如説，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億的政府資金，搞了個所謂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漢芯一號”，後來被揭露他不過是把摩托羅拉芯片買過來磨掉人家的商標而已。
我相信政府一開始只給幾百萬，最後發現錯了以後不能暴露自己選錯人了，所以不斷加錢，他自己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不做出樣子來好像交待不過去，就只好造假，最後搞成這樣。
政府部門也不會願意資助那些一心想證明它們犯錯的人，所以獨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資助，這進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門掩蓋錯誤能力。
比如説，當初上3G通訊時要求中國移動公司使用TD-SCDMA標準顯然是一個錯誤，花幾千億的代價，但現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寫出來，有個郵電大學的教授寫了也沒有辦法發表。
這樣的情況在自由市場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場上，如果一個企業家犯錯誤，第一他沒有積極性掩蓋，因為越掩蓋虧損越多；第二他也沒有權力掩蓋，因為有競爭對手存在，誰也沒有辦法阻止別人證明自己的錯誤。你搞一個技術，人家也搞一個技術，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產業政策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在市場準入、税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
有些企業家不具有創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尋租的本事，很熱衷於跟政府官員勾結起來搞尋租活動。現在一些所謂的新技術公司賬面有利潤，一檢查利潤都來自政府的補貼。所以不難理解，大量從政府拿錢的企業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企業。
企業家要爭取的是普遍的權利，而不是特權
總結一下，由於人類認知的侷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能阻礙創新，而不可能激勵創新。跟着政府的產業政策走的企業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型企業家。
為了創新，為了把我們國家變成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家，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什麼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業家不應該有這個奢望。任何特權都是對他人的歧視，會扭曲企業家精神。
我要特別呼籲一下，企業家應該爭取的是每個人的平等的權利，而不是給自己的特權。但我很遺憾地發現，現在一些企業家向政府所爭的是給自己的特權，而不是給所有企業家、所有個人平等的權利。
我們應該記住哈耶克在幾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説：許多假裝捍衞“自由企業”的人，實際上是一羣捍衞他們自己特權的衞道士和要求政府採取有利於他們的行動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權的反對者。他認為，除非反對國家控制運動的領導人以身作則，隨時準備用他們要求大眾接受的競爭市場節律來約束自己，否則我們就無望回到一個較為自由的制度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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