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實：“小政府”為什麼不適合中國

近十幾年間，有些人一直在中國的輿論場製造聲音，推崇所謂“小政府”。他們認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最小化，在社會治理方面應該“少管閒事”；發展經濟應當完全依靠市場，政府當“守夜人”就好。

“小政府”其實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的理念，屬於典型的舶來品。然而，這個舶來品在中國大地上一直水土不服，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抵制，直到現在也沒打開市場。於是“小政府”的擁躉備感失望，四處抱怨“政府保守僵化”、“人民愚昧無知”——總之，不是他們做的鞋太小，而是別人的腳長得太大；只要不肯剁掉腳趾頭穿他們做的鞋，那就是“缺乏深化改革的勇氣”。

“小政府”為什麼不適合中國國情，其實涉及社會科學的深刻原理，值得認真科普一下。人民羣眾掌握的社會科學知識越多，就越不容易被忽悠。

公權力必定妨礙個人權利嗎？

“小政府”的理念認為，政府不過是為了維持社會不散架、不亂套而存在的“必要的惡”；強大的公權力必定損害公民的個人權利；只要將公權力限制得極小，美好的“公民社會”就會到來。

公權力損害個人權利的情況，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沙俄政府曾經將數以萬計的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亞；國民黨殺人如麻的白色恐怖更不用説。但是，如果認為強大的公權力“必定”損害公民的個人權利，這種歸納就有問題了——在當今中國，強大公權力的存在是公民行使個人權利的必要保障。公權力萎縮不僅不會帶來個人權利的“茁壯成長”，反而會造就基層社會生態的災難。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對社會的控制力總量是一定的，而且是零和的——控制力此消彼長，如果政府失去一部分控制力，這部分控制力必然被其他勢力攫取。渺小的個人沒有能力攫取社會控制力，所以攫取控制力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形成事實上的“地下政府”。“地下政府”有多種形態，例如帶有封建色彩的宗族勢力，幫會等黑社會組織，還有對教民實施嚴格控制的宗教組織。公權力未觸及的社會治理，必然被“地下政府”接管。公權力的萎縮不會釋放出個人權利的“紅利”，只會使“地下政府”坐大。蘇聯解體後的公權力萎縮使得俄羅斯的黑社會迅速發展壯大，販毒、綁架、販賣武器、組織非法移民成為家常便飯。199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破獲了一個以紐約銀行為基地的俄羅斯黑手黨洗錢網絡，涉案金額高達70億美元，其實力可見一斑。

沒有強大公權力提供保護，弱者的個人權利無從談起。當黃世仁這種土豪劣紳掌控“地下政府”之時，喜兒的個人權利在哪裏？只能被活生生逼成“白毛女”。反過來説，在強大公權力的保護下，某些個人權利才得以實現。解放後頒佈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主張男女平等，反對事實上構成壓迫和人身控制的舊婚姻，包括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童養媳、納妾等。從舊婚姻中獲利的舊勢力當然是不情願的，所以新政權用強大的公權力促進了法律的實施，首先瓦解農村的封建勢力，消滅豪強、宗族把持的“地下政府”。先破除基層社會的阻力，再幫助女方解決不情願的婚姻關係。1950-1956年，全國累計約有600萬例離婚，這場“離婚潮”其實是清理舊中國的歷史欠賬。婦女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恰恰是在強大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之下得以實現的。

白毛女：基層公權力缺位的時候，我的個人權利在哪裏？

從歷史實踐來看，“公權力必定妨礙個人權利”的觀點是狹隘的，並未考慮社會制度的因素。在少數剝削階級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害體現了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何足為怪？麥卡錫主義橫行使得美國好萊塢的進步演職人員幾乎被一網打盡，被迫告別文藝圈，“自由世界”的境界不過如此。而對於代表廣大人民羣眾根本利益的政權來説，強大的公權力恰恰是消滅不公平、保障弱者行使權利的基石。在公權力萎縮的基層，宗族勢力、黑社會組織和宗教門宦便橫行鄉里，舊中國不就是這個樣子嗎？在政府和“地下政府”之間，人民羣眾更需要誰，不言自明。

政府不該為經濟發展佈局嗎？

“小政府”的推崇者一貫認為政府是低效的，而市場是高效的、盡善盡美，所以政府不應該為經濟發展積極佈局，只要將一切交給市場便可。

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念早在古典經濟學時代便已有之，它的基本假設是：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能夠自動帶來全局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經濟運轉仰仗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需要政府以“全局規劃者”的身份出場。然而，上述基本假設不僅缺乏客觀依據，而且經常被社會實踐證偽。正因為對基本假設的證偽會動搖庸俗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基礎，庸俗經濟學家對此往往採取掩耳盜鈴的態度。

能夠用於證偽的反例不勝枚舉，為了便於大家理解，我們談一個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例證。這就是城市公交系統的運營。

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説，公交公司應該儘可能提高票價，然後只運營熱點線路、力保載客人數，這樣才能實現盈利。從城市經濟發展的全局來看，這種運營方式卻極其糟糕。提高票價導致上班族出行成本劇增，從上班族的個體利益出發，乘公交倒不如自己開車划算。於是，越來越多的上班族被迫買車通勤，造成道路的嚴重擁堵和交通效率的下降。這就是歷史上英國公交改革失敗的沉痛教訓。只運營熱點線路則影響到城市規劃：剛建設起來的新城區還未繁榮起來，所以公交載客人數不多，邊際效益不足以彌補公交系統的建設、運營成本；但是如果不在新城區超前發展公交系統，很多人就不會過來上班，新城區的企業和經濟就很難發展起來。這是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真實出現的情況。

帶動整個江寧區發展的南京地鐵1號線延長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多城市都曾經嘗試公交私有化，將公交線路交給私人資本運營的效果可謂一塌糊塗：私企運營的公交系統不僅無法與城市發展的全局利益協調起來，而且頻繁製造飛車、闖紅燈、搶客、拒載、漫天要價等惡劣行徑，在瀋陽、長春等東北城市體現得尤為明顯。於是，深圳、東莞、瀋陽、長春、盱眙、十堰等嘗試過公交私有化的城市，最後都被迫走上了同一條道路——將公交運營權重新收歸國有。

時下中國各大城市已經普遍形成了這樣的格局：城市公交系統由地方國資委旗下的國企運營，不以營利為目的，通過財政補貼維持低票價。公交系統的發展一般緊密圍繞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和經濟發展佈局，新城區規劃往往伴隨着公交系統的超前建設。儘管超前建設意味着公交系統的載客人數在一段時期內低於設計水平，但是由此帶來的土地增值和商圈繁榮能夠創造豐富的財税收入，遠超過對公交系統的前期投入和補貼。舉例來説，南京江寧區的商品房價格在2010年以前曾長期低迷，在6000元/平方米附近徘徊，與南京中心市區相差很多；這是因為此地當時交通不便，前往中心市區需要換乘多次小公交，單程耗時2小時以上。南京地鐵1號線延長線在2010年通車，江寧區到中心市區的通勤時間被壓縮到30-40分鐘。此後江寧房價一直呈指數上漲，現在多在22000元/平方米以上，基本追平了中心市區。而且，地鐵在江寧催生了新的百家湖商圈，金鷹天地、瑞都購物廣場等高端商業地產噴薄而出，江寧區也由此成為南京市財税收入增長最快的區縣。

在五花八門的嘗試之後，中國各大城市最後不約而同地採取了由國企掌控公交系統的格局，因為實踐證明這種格局最為合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將國民經濟視為整體看待，允許以個體利益的讓步換取全局利益的最大化；通過轉移支付制度，做出讓步的個體也會獲得合理的補償。政府作為全局規劃者的角色不可或缺。

中國政府為何無法成為“小政府”？

中國政府不是“小政府”，它承擔的社會責任遠超過西方國家的政府。中國老百姓習慣於向政府表達迫切的利益訴求。例如，中小型私企較多的浙江省，近年來頻繁發生欠薪老闆捲款跑路的事件。遭到欠薪的工人經常去找地方政府“討説法”。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強制性工資保證金制度，規定某些行業的私企和有欠薪“前科”的私企，必須將一定數量的資金存入政府指定的工資保證金帳户。一旦老闆跑路，政府就會使用賬户中的保證金給工人發放工資。

這種事情在西方國家是難以想像的。按照美國的思路，如果老闆欠薪跑路，工人能做的只有報警。然而，在跑路老闆被緝拿歸案、法院做出判決之前，工人不可能拿到任何欠薪和補償。哪怕窮困得一塌糊塗，地方政府也不會替他們出頭。假如工人聚集在地方政府，以遊行示威敦促政府解決欠薪，將會面臨“破壞公共秩序”的嚴重罪名，受到警棍和辣椒水的“熱烈歡迎”。美國地方政府的邏輯很簡單——欠薪的是跑路老闆，不是政府，妨礙我辦公做甚？冤有頭債有主，命苦不能怨政府。

同樣的事情，美國地方政府可以不管，但是中國地方政府卻不能不管，這是為什麼？原因在於，毛主席等領導人在新中國創立之初確立的政治倫理，在人民羣眾中造成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這套政治倫理涵蓋以下內容：

1、人民政府對羣眾的福祉承擔終極責任

2、人民政府致力於使羣眾享受實質正義，特別重視對弱者的保護

3、人民政府必須接受羣眾監督、聽取羣眾意見

4、人民政府承擔對羣眾的教化職能，不斷改善社會風氣

在這套“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之下，浙江工人的做法就很容易理解了：我們認真工作、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遭到欠薪意味着實質正義受損；既然政府對羣眾的福祉承擔終極責任，那就應該聽取羣眾意見，設法實現實質正義。

正是這套政治倫理，造就了新中國與舊中國政治生態的根本差異。舊中國沒有這套政治倫理，所以才有“衙門八字開，沒錢別進來”的民諺，普通百姓將與政府打交道視為畏途。而共產黨通過營造新的政治倫理獲得了人民羣眾的廣泛支持，由此取得革命勝利、奠定了當今政權的民意合法性。

對浙江地方政府來説，處理企業欠薪可是頭等大事

“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是對人民羣眾的莊嚴承諾。與之相比，“小政府”的理念純屬開倒車：不追求共同富裕、不在乎實質正義的政府，還能給羣眾解決多少問題？政府一旦放棄了莊嚴承諾，就喪失了民意合法性，羣眾基礎立刻地動山搖。中國各級政府不可能冒這種“為天下之大不韙”的風險，所以註定無法成為 “小政府”。

真正符合廣大人民羣眾利益的，是法治框架下的“有為政府”。中央政府在國有經濟發展、醫療衞生改革、扶持科技創新等領域出台的諸多政策，充分體現了這種理念。這不免令“小政府”的推崇者肝腸寸斷，直呼“中國沒有前途”。真應該送他們一句周總理的話——“人民羣眾喜聞樂見，你不喜歡，你算老幾？”

在中國最熱衷鼓吹“小政府”的羣體，其實就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些暴發户，以及他們在體制內外豢養的利益代言人。這類人羣鼓吹“小政府”的實際意圖，就是希望政府將社會的管理權讓渡給私人資本，以便他們換取對社會的控制權。試想一下，倘若公權力萎縮，基層不就變成他們的天下了麼？黑老大劉漢這樣“黑白通吃”的人物將會層出不窮。倘若國有經濟被瓜分殆盡，喪失了經濟基礎的政府就會變質，最後淪為私人資本的“家丁”。鼓吹“小政府”的野心家在乎的是一己私利，他們眼中標榜“憲政民主”的“理想社會”，對於廣大勞動人民來説必然是無盡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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