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內功比拼”將成中美競爭關鍵

無數史實已證明，源於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所謂“崛起大國與守成霸權之間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假設，是基於特殊時代、部分區域的歷史經驗而形成的總結，帶有濃厚西方中心主義、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邏輯色彩。

1980年代，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蘇冷戰的惡果。2012年8月22日，哈佛大學格拉姆·阿利森教授在英國《金融時報》再以“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歷史學隱喻，復燃了西方學術界尤其是美國研究者對美國衰落的焦慮，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擔心，成為當下國際研究與大國博弈的熱門話題。對此，只有讓全球進行完整的歷史觀察與全面的時代思考，才能讓打破這個美國焦慮者“自我實現預言”式的假設，使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是某些西方學者的自我臆念

“大國爭霸戰爭”的現實主義假設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然而，無論是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還是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大多西方學者經典理論闡述的史料來源，均侷限於1500年以後歐美大國興衰進程，更是站在霸權國的立場上虛構來自崛起大國的威脅。突破這個時空區間，“大國爭霸戰爭”便只是一個自我臆念而已。

西方學界慣以“1500年以來”為限，描述曾出現過16次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對抗的情況，其中有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剩下的4次避免了戰爭。但細究發現，並不是所有對抗都與“爭霸”有必然聯繫。如從19世紀末開始的美國崛起並沒有與守成霸權英國發生過戰爭，相反，美英在一戰、二戰中並肩作戰；20世紀下半葉，蘇聯與美國全球爭霸，並沒有發生過軍事戰爭；二戰後的德國、日本相繼在本地區崛起，與美國也沒有發生過戰爭。而20世紀與守成霸權美國發生軍事戰爭的，如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都無意、也無實力與美國爭霸。

通觀整個世界歷史，多數守成霸權的衰敗並不是由崛起大國的戰爭引發的。以中國為例，20多個王朝的衰敗絕大多數源於內部原因，而非外部侵略。古代羅馬帝國的例子更明顯，千年帝國先是分裂成東西兩部分，接着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衰敗。羅馬帝國也並非是源於崛起大國的戰爭，而是從內部先腐爛。

美國學者卡倫·默菲在其代表作《美國是羅馬嗎？》中提到，美國的衰落極有可能像羅馬帝國，國內精英權貴為爭奪控制權而內鬥不止，國內腐敗加劇，體制崩潰，經濟停滯而失去對世界事件的影響力，最終由於“帝國的過度擴張”，導致失去對全球的控制權而絕對衰弱。德國歷史學教授亞歷山大·德曼特在其1984年專著《羅馬興衰》中列舉了羅馬衰亡的210種原因，其中相當多內容都適用於美國，“美國與羅馬帝國之間唯一的區別就在於，美國不駕馬車”。

由此看，與其説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借中國崛起建構美國衰弱的威脅感，不如説美國人自身造成了本國的衰落。與其説擔心中國崛起會與美國爆發一場戰爭，不如反思一下為何美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每隔3-5年便會發動或參與一場對外戰爭，造成全球和平遭受的嚴重破壞。

戰爭崛起是最不合算的崛起方式

西方學界所臆測的“大國爭霸戰爭”作為一定崛起方式，多隻適用於早期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時期。在殖民主義時代，從大英帝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法爭霸，再到拿破崙帝國戰爭、俄國擴張，以及20世紀上半葉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盛行，戰爭一直被視為奪取領土、資源、人口、財富的最低成本與最快捷的路徑，而領土、資源、人口與財富的遞增則是一個國家崛起的基礎。

更糟糕的是，由於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粉飾殖民主義史的思維慣性，戰爭並不是視為屠殺生命、財產破壞的貶義詞存在，反而會被視為國家發展、社會強大與世界和平的必要手段，加以正面論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2014年新著《戰爭》中就充分肯定了戰爭的歷史貢獻。在他看來，“戰爭創造出更大的社會，不僅讓人們生活得更安全，也讓人們變更富有。”大量西方學者如克勞塞維茨、埃利亞斯、蘇倫斯·基利、阿扎爾·蓋特等都以“文明進程”的方式頌揚戰爭的積極意義。這使得臆想“戰爭會推動大國崛起”成為西方學術界的某種思想傳統。

這種西方推崇戰爭的思想傳統與中國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完全不同。在中國人看來，“軍事戰爭”是最後的被迫手段，如《孫子兵法》中就講“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古代聖賢不斷提醒歷代君王，要警惕“國霸必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些文化傳統使戰爭在中國歷史演進中的特殊作用：多用於內部的政治整合或軍事防禦，而非對外的勢力擴張。

基於對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的總結，戰爭的負面教訓在中國精英層已形成了共識，中國政府數次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提醒“絕不讓戰爭的歷史悲劇重演”，要“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等等，表明了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決心。

事實上，在21世紀，戰爭對於提升一國國家實力來説算得越來越“不合算”，甚至可以説，越發動戰爭，衰弱得越快。以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為例，10多年戰爭耗費美國約2萬億美元的軍費（後續支出會更多），導致了3.6萬美軍傷亡（其中死亡約5000人），本國經濟佔全球GDP由2002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24%。這些還不算約100萬在戰爭中死亡的伊拉克民眾。正如美國學者戴維·梅森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中的評價，戰爭“是美國在尋找絕對安全的徒然折騰中自我毀滅”。

當地時間2005年4月4日，一名受傷美軍剛剛抵達巴格達的美軍醫院，後援醫療部隊護士長Patrick McAndrew正為其實施心肺復甦術，試圖挽救該名士兵的生命

另一方面，以軍事為基礎，金融、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新時代最能獲利的國家發展手段。筆者在《美國的焦慮》一書中曾給美國算過一筆金融賬：美元的鑄幣税收益、負債消費收益、超額投資收益和金融政策自由等四大金融優勢每年能為美國得到隱性“結構收益”高達上萬億美元。而這恰恰是支撐美國霸權的根基。

由此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通過戰爭方式崛起，是客觀層面上中國文化的歷史慣性，更是主觀層面上國家發展的理性訴求。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訪美期間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中美競爭，未來是“誰更能解決國內問題”之爭

中美兩國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的全球兩個經濟體，客觀上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競爭。但與歷史上任何一組崛起大國與守成霸權不同的是，中美博弈是第一次處在互聯網時代的大國關係，相互融合、相互依賴對兩國發生衝突的抑制作用空前強大。類似“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簡單粗暴的軍事衝突方式不可能牽制中美博弈的未來趨勢。

在互聯網時代，“安全困境”雖仍存在於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但中美融合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國關係新格局，不斷塑造和強化相互依存的廣度和深度，從而界定了中美博弈的“非零和”性質。互聯網更使信息即時傳播，信息放大了大國博弈中的蝴蝶效應，即便如中美兩國股市中的波動、匯率的微調都會使其負面影響外溢至全球，引發體系動盪，要發生一場中美之間的戰爭，全球更是承受不了。

西方諺語中所説：“大象若打架，遭殃的是草地”。冷戰時期，核武器的相互毀滅性大大抑制了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而互聯網時代的利益關聯性更使得大國之間的戰爭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任何公民社會都會對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甚至擦槍走火產生恐懼和高度警惕，並通過互聯網快速傳播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冷靜頭腦而不是啓動國家的戰爭機器。

更重要的是，世界發展遠未到弗蘭西斯·福山所説的“歷史終結”期。互聯網使得國家治理和發展道路趨於透明化、傳播化，以國家宣傳戰略為主要方式的國家形象打造遠抵不過互聯網時代的自傳播方式。在自媒體傳播方式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模式正在被越來越多人所重新審視甚至摒棄，中國方案正在越來越多國家所借鑑甚至複製。

弗蘭西斯·福山

在非西方世界看來，美國已不再是過去的美國。美國已處在資本壟斷政治經濟大權的治理模式下，形式上是民選的總統、議員等所謂精英實際上是金融資本的傀儡，既無動力、也無能力解決貧富極度分化、產業嚴重空心化、社會階層相對固化的頑疾，此前以壟斷技術和超強的金融軍事實力榨取他國人民的超額利潤或掠奪他國財富的發展道路再也無法維繫美國的霸權。2016年以來，美國大選爆出各類候選人醜聞，不滿意兩黨推舉候選人的選民數量陡增，國內民粹主義高漲，越來越印證了美國的“政治衰敗”。2015年，美國本土僅有15%人信任國家體制。美國雖仍保持着可觀的軍事與金融實力，但對全球的影響力已下降到空前的地步。

相比之下，經過近40年改革開放，中國在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越來越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爭相研究、學習和效仿借鑑的對象。尤其是2016年9月初在杭州舉行的G20峯會獲得巨大的成功，中國引導全球關注發展中國家利益與2030年可持續增長目標，集合全球各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勾勒了令各國印象深刻與信服的全球秩序願景。

筆者過去10年曾到訪數十個國家，與當地多數一流智庫的學者交流，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經濟轉型、主張社會穩定、切實改善民生的務實發展經驗，得到了各國的高度肯定。多年來，中國各地的經濟開發區、產業科技園、農業示範區、官員選拔制度、基礎設施優先、城市治理等經驗，大量被發展中國家甚至有一些發達國家所複製，成為未來可能具有全球普適性的經濟發展模板。

綜上比較，21世紀全球互聯網時代的傳播鏡像正在變成兩幅截然相反的圖景：各個地區的危機折射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越來愈無力作為穩定和發展的標杆，為動盪的國際體系中提供維持秩序的力量。而“中國方案”贏得越來越多國家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支撐着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話語權的提升。

可見，中美結構性權力的此消彼長並不是以“修昔底德陷阱”所設定的軍事衝突模式所進行，而是“誰更能解決好本國國內問題”為軸展開下去。中美之間未來誰更能在全球秩序中擁有話語權，關鍵不是誰能在兩國戰爭中勝出，而是誰更能創造本國的美好社會，並幫助全球建立更好的未來。從現實中看，目前的中美博弈方式更像是延着後者而持續下去，而不是前者。

中國要保持對美的戰略定力

38年前，中國毅然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決定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世界開放；約20年前，中國理性地認識到國際現實環境，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十六字方針”；約5年前，中國提出對美“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中國方案”，其核心要義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近40年的中國對美戰略始終都圍繞着迴避中美戰爭、越超“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心思想而展開。

必須承認，對中國而言，美國依然是決定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國家因素，關係着中國可持續崛起的國際成本。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更無意以軍事方式挑起一場對美戰爭，不是説一説的空話，而是歷史與實踐證明的利己利人之策。

現在看來，當年的遠見、多年的堅持換來了中國今天長遠的發展與穩定，這種戰略大局觀與定力理應在可預見的將來得到繼承。畢竟，從大國興衰的“勢”上，時間站在中國這邊。

中國正在完善和優化先前美國主導的國際遊戲規則，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歡迎世界各國搭乘中國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的便車，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對外投資越來越贏得世界的支持，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成立的亞投行得到各國積極響應，G20杭州峯會更是發揮了中國大國實力、協調力、感召力和親和力。中國正在以非戰爭方式逐漸超越美國，塑造中國的戰略信譽和威望。

儘管中美都有一些輿論希望中美髮動戰爭，兩國肯定也有一些利益集團慫恿着兩國衝突，但從兩國領導層與主流精英的角度，看不出中美會跳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跡象。

不過，天有不測風雲，在全球形勢複雜的今天，戰爭仍像達摩利斯之劍那樣懸在大國博弈的空中，中美對於可能導致兩國衝突、將中美綁架至戰車的“黑天鵝事件”要保持高度警惕。只有中美兩國精英都把解決本國難題、推動全球發展，而不是武力征服對方視為本國長期戰略目標，“修昔底德陷阱”才算在學理上真正被消除，在實踐上真正被超越。

（本文主體首發於《參考消息》，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載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