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春：從國際智庫看G20框架下中德兩國合作

【短短几周以來，默克爾的政黨在選舉中接連失敗，甚至丟掉了柏林議會，未來的大選前景日趨黯淡。

中外合作經常受到對方執政黨更迭的困擾。在G20峯會取得多項成果後，對中國回應最熱烈、又是下屆G20輪值主席國兼主辦國的德國，卻最先露出政局變動的苗頭。

本文作者認為，中國和德國都是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獲益者，中國和德國的經濟表現也都相當依賴對外貿易和對外出口，中德兩國維護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中國和德國都因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高額的外貿盈餘而在國家層面上飽受攻擊。

相近的理念，相近的經驗，再加上相近的境遇**，將繼續讓中國與德國相互接近。】**

面對嚴峻的選情，默克爾不得不説出“時光倒流”來表現悔意

杭州G20峯會已經落下帷幕，會議所通過的系列重要成果（《二十國集團杭州峯會公報》以及附件《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 》和《二十國集團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既正面表明中國在制定和引領國際政治和經濟議程方面的決心和能力，又反向表明了國際治理架構本身仍舊處於摸索階段，相當倚重於大國或如G20主席國等核心力量的決心和努力。

在這一既有的國際格局背景下，我們不用驚訝於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包括智庫）對杭州G20的反映：既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20專題研究組的高度評價（“中國比此前任何峯會主辦國所做的準備都更為細緻、內容要求都更高”），也有漠視者、質疑者、冷嘲熱諷者，更不乏藉機無限放大峯會東道國種種所謂問題的一葉障目者。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着眼，我們不妨以平常心對G20的功用且做某種審慎的判斷。究其原因，除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面臨的種種政治和經濟難題之外，可能更要從西方社會目前缺乏發展共識的角度去進一步挖掘，這也正是霍普金斯學會“世界經濟和發展”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G20專家布萊德福特（Colin I. Bradford）在觀察杭州G20峯會後表達的觀點：“發達國家雖然公眾焦慮程度最深，卻似乎無意擁有着眼於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共同遠見。”

比如我們發現，美國雖然與中國同時在G20前夕批准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卻也顯然對於自己難以“一言堂”主宰的G20意興闌珊，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同時舉行的眾多以國際政治為議題的雙邊會談上；歐盟對國際社會討論難民問題、要求中國約束鋼鐵過剩產能、跨國企業的税收等關切自身利益的議題投入了主要興趣；英國忙於向國際社會澄清脱歐後的自我定位，試圖減輕各方的疑慮；法國的相當一部分精力被反恐議題所佔據；俄羅斯正處於與西方陣營的整體性地緣政治衝突中；而對於在中國主場舉辦的國際性活動，我們更不可能指望日本充當任何建設性的角色。

這一局面與目前這個失序的時代和世界所呼喚的領導力與執行力恰恰構成鮮明對比。然而是否除了作為輪值主席國和峯會主辦國的中國之外，G20是否真有各説各話的非正式論壇即“清談館”之虞？

我們發現，我們尤其應該在G20的框架和平台中注意德國的角色和分量。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德國是G20下任主席國、德國漢堡是2017年峯會的舉辦地等實在的技術性原因，也不僅因為德國政府和智庫在杭州峯會前、會中和會後都發表了眾多涉及峯會的意見，更因為德國可能與中國一樣，屬於G20成員之內對於G20的核心議題——全球經濟治理——及其解決方案仍舊抱有興趣與希望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如果從中國的角度出發，我們不妨做出如下大膽表述：德國很可能擁有發達國家中與中國最為接近的發展觀，這首先體現為一種由經濟發展推動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工具理性；而德國獨特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也在2008年以來席捲美歐主要經濟體的諸種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中體現出實質性的抗危機和良性發展能力，這也無疑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制度性借鑑。

我們發現，德國從德國經驗出發為歐洲經濟開出的藥方着眼於結構性改革和緊縮的財政政策，迥異於南歐國家奉行的刺激性財政政策以及美國和日本的寬鬆貨幣政策，而後兩種被動的手段在當前的形勢下看來無異於拖延危機和飲鴆止渴。“我認為中國在擔任主席國期間把重點放在不同領域的結構性改革上又對又好”——這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杭州峯會議題設置的評價。

反之，中國把基於中國模式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作為成功的經驗提供給國際社會，這才有了此次杭州峯會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的《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二十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等成果，也前所未有地邀請了多個發展中國家與會。這也是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ISPI）稱之為中國擔任主席國期間為未來的G20留下的寶貴遺產，即“堅持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包括處理全球化進程中“輸家”的（一國之內和跨國的）移民、貧困和不平等問題”。

“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均衡”正是德國政府G20官方新聞總結的題眼。不難想象，如果國際社會齊心協力解決非洲等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努力消除貧困”，“確保在此進程中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是不是可以為解決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社會動盪、以及由此產生的衝擊歐洲的難民潮提供更為本質性的解決方案？源源不斷抵達境內的難民潮，是不是可以令德國為首的歐洲國家轉換思維，直視難民問題產生的根源，對難民來源國家和地區放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干涉性外交政策呢？

這一系列中德之間可能存在的交集背後，顯然有着相近的經濟經驗的支撐，畢竟經濟和民生才是重中之重的話題：中國和德國都是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獲益者，中國和德國的經濟表現也都相當依賴對外貿易和對外出口。簡單説來，中德兩國維護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也與G20成立的初衷完全一致。德國《明鏡在線》的經濟專欄作家亨裏克·穆勒教授（Henrik Müller）在G20期間的評論以“一旦全球化失敗，德國也就失敗”為題，便清楚不過地説明了這個道理。

但是，全球化目前無疑正經歷着一股低潮、甚至逆潮，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勢力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均有所抬頭，中國和德國都因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高額的外貿盈餘而在國家層面上飽受攻擊。

相近的理念，相近的經驗，再加上相近的境遇：中國與德國在G20框架內從惺惺相惜到相互接近也就不令人驚訝了。中國在向世界經濟和其他相關性問題開出中國藥方的同時，顯然也兼顧了德國的重點關切：應對難民和移民問題、氣候和能源政策、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數字經濟等等。

不難想見，在中國抓G20成果落實的同時，很多議題將延續至德國2016年12月1日起承擔的主席國任期，成為2017年7月7、8兩日漢堡峯會的核心內容。這種中國與德國G20工作重點的延續性，得到了德國負責組織G20智庫工作（T20）的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和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DIE）所確認——前者的研究員羅爾夫·J.朗哈默爾（Rolf J. Langhammer）在2016年3月的智庫聯盟“全球問題解決委員會”框架內就此提交專題研究報告《中德G20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合作》，已經把中德基礎設施投資合作提升到雙贏、多贏、乃至理想的高度；後者在2016年8月的研究報告《修正歐盟發展共識：公平而可持續的全球公共產品政策新共識》中突出強調歐盟應該在發展政策方面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其他國際智庫也紛紛表達了對於中德在G20框架下合作的期待，比如澳大利亞智庫Lowy國際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研究員漢娜·伍爾夫（Hannah Wurf）於2016年5月對中國的主席國任期進行中期盤點時就建議，中國和德國在擔任主席國期間必須緊盯發展這一目標；比利時歐洲學院歐盟-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娜·卡特琳娜·施塔爾博士（Dr. Anna Katharina Stahl）於2016年6月號在德國《外交雜誌》撰文認為中德兩國應該在G20議程設置和執行方面互相支持，以確保G20機制的成功；加拿大智庫國際治理創新研究中心、德國波茨坦高等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安德里亞斯·克萊默（R. Andreas Kraemer）在2016年9月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提出德國應該在G20框架內繼續中國開始的可持續能源議程，將之納入財政議程。

我們發現，無論議題如何，中德兩國在G20框架內密切合作幾乎是各方觀察者的共識。面對這種期望——也是壓力，中德兩國看來必須攜手對應超越雙邊的全球性經濟和社會發展議題，為恢復世界的信心、構建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發揮正能量了。

（作者：胡春春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本文獲得同濟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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