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復興中國》：中共為何在西方一片唱衰聲中不降反升

9月22出版的《學習時報》繼續刊載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主編的《習近平復興中國》，題目是《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文章如下：

如果在亞馬遜網站上輸入“習近平”三個字搜一搜，你會驚奇地發現，不僅有很多關於習近平的書，習近平自己也寫過好幾本書。從1992年到2007年，在15年時間裏，習近平出版了7本著作，除了《擺脱貧困》（1992年）、《幹在實處走在前列》（2006年）和《之江新語》（2007年）等政論性文集之外，習近平投入精力最多的是農業，在1999年到2002年期間，他先後出版了三本關於農業方面的著作：《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1999年）、《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2001年）和《福建農村市場化發展探索》（2002年）。在他任職福建期間，習近平還主編了一本研究福建近代著名思想家嚴復的文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2001年）。

在任期間出版多部著作，這一方面反映了習近平愛讀書、勤思考的個人愛好，就像他自己所説的“讀書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中共自身歷史和使命的理解。2013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建校80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發表題為《依靠學習走向未來》的講話，“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他回顧歷史，“延安時期，我們黨就注意到‘本領恐慌’的問題”；今天，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過去，黨是依靠學習克服了重重困難，今天，依然要依靠學習才能贏得未來。

如果説中共在西方的一片唱衰聲中不降反升是依靠其超強的適應能力的話，那麼這種適應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學習。專門從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薄智躍認為，“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學習模式。中共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龐大的學習系統，使之不僅能定期對黨員進行黨性教育，從而保持堅定的信念和勤政為民的作風，而且能迅速吸收新知識，掌握新措施新實踐，克服“本領恐慌”，應對不斷出現的新挑戰。“學習”部分地可以解釋中共為何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壓力下，仍然能夠保持其執政地位。

中共這套龐大的學習系統分為三個層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中間是各級黨校系統和行政學院系統，最外圍的是中共與國內外高校合作的培訓項目。

學習：從政治局做起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是胡錦濤執政時期建立的定期學習制度。從2002年底至今，每一屆中央政治局領導集體平均每年會舉辦8到9次學習，第十六屆、第十七屆政治局分別開展了44次、33次學習，其制度化程度很高。學習的主要形式是邀請中央黨校、高校、社科院、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為其講課，每一次學習主題都經過精挑細選，回應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國家的重大戰略和民眾的訴求。政治局集體學習不僅幫助中共統一思想、凝聚共識，而且還能推動政策的出台。政治局集體學習已經成為中共政策過程一種形式，並對各級黨委領導幹部的學習起到強大的示範作用。

截至2016年4月29日，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已經開展了31次集體學習，其頻率超過了第十七屆政治局，與第十六屆政治局基本持平。與以前相比，十八屆政治局集體學習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在學習形式上，十八大以來的集體學習形式更加靈活，不僅邀請專家來授課，也開展自學，這是以往集體學習所沒有的。在31次集體學習中，有5次是採取自學並交流工作體會的形式。2012年11月17日，剛剛當選才兩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就開展了十八大以來的第一次集體學習。這次學習的內容是“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形式就是自學並談體會。其後，第7次、第15次、第26次和第30次集體學習也都是採取自學並交流工作體會的形式。這5次自學的主題多為重大問題，如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踐行“三嚴三實”、“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等，這些議題也確非專家學者所長。自學的功能主要是凝聚共識，而非瞭解新知。

不僅如此，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還把集體學習的課堂搬出中南海。以往，學習都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2013年9月30日，政治局第9次集體學習走出中南海，把“課堂”搬到了中關村，採取調研、講解、討論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央視《新聞聯播》的畫面顯示，這次集體學習的授課教師不是專家學者，而是企業家：小米手機的雷軍、百度的李彥宏和聯想的柳傳志拿着話筒進行講解。雷軍用PPT向政治局委員們講解，為什麼他的互聯網手機模式能夠在與蘋果手機的競爭中創造100億美元的估值。李彥宏則講解“大數據”，表示大數據在促進信息消費和關注社會民生方面有重要價值，還現場演示了大數據怎樣提前預測旅遊熱點。

在學習內容上，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統計數據顯示，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內容上變化比較大的有幾個領域：

第一，政治、法治和經濟議題呈下降趨勢。尤其是經濟議題，從十六屆的10次和十七屆的8次下降為十八屆的2次。但十八大以來，這三個領域的改革措施卻非常密集。在政治和行政領域，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空前；在法治建設方面，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方案；在經濟領域，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互聯網+”、創新驅動發展等措施。也許，這種下降可以解釋為中共對相關議題有較為成熟的思考。

第二，馬克思主義和軍事國防議題有上升趨勢。儘管數量變化並不大，但議題本身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在馬克思主義的議題中，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強調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如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這是以往的集體學習所沒有過的，這個特點與習近平強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指導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吻合的。在軍事國防領域，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了中國的海洋戰略、軍事創新和國家安全，與十八大以來大刀闊斧的軍事體制改革相互呼應。

第三，傳統文化和全球治理領域首開先河。十六屆和十七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沒有討論過關於傳統文化的議題，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在過去的三年多時間裏討論了4次，而且這些議題都不是純粹從文化繼承的意義上來談，而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如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形成和發展，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積極借鑑中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第四，有些領域雖然起伏不大，但指向性更明確。如黨史黨建議題，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3次學習全部集中在反腐倡廉問題上，與十八大以來的重拳反腐工作高度契合。歷史議題也是如此，雖然只有一次，但“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學習主題顯然是為了配合“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戰略。

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為模板，各地方和部門黨委都建立了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這一集體學習制度。理論學習中心組就像是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地方黨委版”，是中國共產黨各級核心領導層進行政治學習的關鍵平台。

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官員培訓工程

如果説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是風向標的話，那麼由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組成的官員培訓系統則是學習型政黨建設的主要載體。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中共的幹部教育培訓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浩大的官員培訓工程，完備的培訓體系和眾多的專業培訓機構，使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和提升，從而從整體上增強了中共的執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中共一直非常重視幹部的培養培訓工作。毛澤東曾經講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治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要組織他們，培養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組織和使用的工作主要由組織部門來完成，培養培訓工作則主要由黨校和行政學院來完成。正如沈大偉所言，黨校系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設計，全國近3000所黨校不僅負責對4000多萬名有一定級別的黨員幹部進行培訓，不少黨校還發揮着智囊團、改革觀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

進入1990年代以來，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中共開始對黨校系統進行改造。進入21世紀中共進一步加大投入，迅速提升黨校和行政學院的辦學質量。由於中共對幹部培訓的高度重視，幹部培訓體系在中國成為僅次於國民教育體系的第二大教育體系，幹部培訓的規模相當驚人。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各級黨政幹部約有1.5億人次受訓，其中，1978年到2002年約培訓3000萬人次，2002年以來培訓1.2億人次。

中共幹部教育培訓有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理論武裝、黨性教育、能力培訓和知識更新。

中共幹部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知識性的。習近平多次強調，黨校姓黨，黨校教育首先是理論武裝和黨性修養。中共的幹部教育始終緊跟黨的理論創新步伐，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通過黨校教育進行理論武裝，轉變觀念、凝聚共識。與此同時，在黨校系統內，較長的培訓班次都專門設立“黨性修養”板塊，而在較短的進修班次中，即使沒有設置“黨性修養”板塊，也設置了專門的“黨性分析”環節。黨性分析需要學員寫出思想報告，在思想報告中要深刻分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指出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找到黨性修養上的差距。有的黨校在黨性分析中嵌入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傳統組織學習的要素。

加強能力培訓和知識更新、克服“本領恐慌”，這是黨校和行政學院學習的重要內容。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強調，領導幹部要成為經濟社會管理的行家。他指出，在市場、產業、科學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領導幹部必須有較高的經濟專業水平。資本投入、安全生產、股市調控、互聯網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風險、高技能的，如果判斷失誤、選擇不慎、管控不力，就會發生問題甚至大問題，嚴重的會影響社會穩定。

為了有效應對不斷加大的治理壓力，問題導向成為黨校和行政學院組織教學的重要取向。在班次設置上，均以治理問題為中心，圍繞問題確定教學計劃，以短期、小班、專題班教學方式，力爭培養能夠立即解決問題、能立即上“戰場”的官員。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黨校和行政學院不斷自我革新，以更加現代的方式對教學課程加以改革。例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直接推動了中共的應急管理技術培訓，黨校與行政學院的各種班次都設置了相應的應急管理技術培訓課程，而且建立了專業應急培訓基地。如2009年以來，中央黨校着手建立包括應急指揮系統與新聞模擬系統的“情景模擬教學實驗項目”，能夠承擔新聞發佈、公共危機處理、電視訪談、網民互動的行為訓練。實驗室的場景佈置模擬危機發生時的情景，非常注意燈光、背景的設置。比如公共危機處理會模擬應急指揮系統，在大屏幕上播放發生地震、水污染等危機時的處置場景。在教學過程中，學校讓學員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讓學員扮演總指揮進行現場協調指揮，扮演新聞發言人對外發佈政府信息，扮演記者進行現場提問；同時，全程進行攝像，能夠同步進行回放，由學校請來的專業人士如電視台新聞主持人進行專業點評。

為了配合大規模培訓幹部，中共還在黨校、行政學院之外，新建了中央直管的高級別幹部學院，用以培養訓練中高層領導幹部，尤其是中組部戰略性選調幹部。2003年之後，中央連續在上海浦東、江西井岡山、陝西延安、遼寧大連四地創建了四所國家級幹部學院。其中，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主要是利用上海作為建黨之地的革命資源和國際大都市的戰略位置，對中高層領導幹部進行黨史黨性、金融管理、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忠誠教育、能力培養、行為訓練”；江西井岡山幹部學院和陝西延安幹部學院，則主要是利用中共革命歷史資源和兩地的地理資源，側重於對領導幹部進行黨史與黨性教育；大連高級經理學院，則是一所提升中國國有企業領導骨幹國際競爭能力的幹部學院。這四所國家級幹部學院，前三所直屬於中央組織部，大連高級經理學院直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管理與指導，都擁有全國一流的教學設施與師資配備，其中浦東干部學院與大連高級經理學院更加突出國際化發展，不少國外知名教授都被邀請作為兼職教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共馬上組織關於金融管理的應急性培訓。在中央層面，中組部連續組織3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為主題的省部級幹部專題研究班，其中的課程還包括美國高盛公司高管講授的“美國金融形勢與危機防範”。與此同時，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還加速優化培訓資源，使中組部調訓的領導幹部能夠接受最為現代的金融管理訓練。2008年底建立“金融交易實驗室”，領導幹部能在這種模擬課程中得到具有實效性的金融管理技術的訓練；2010年與美國三所大學的頂尖金融教育機構（哈佛商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與教育學院）合作，將國外最先進的金融課程引入到對領導幹部的培訓序列中。

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共的幹部教育培訓，既堅持自身優良傳統，又借鑑大量現代培訓技術，其能力已經大大超越許多發展中國家，幫助中共幹部獲取了較高水平的行政技能。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官員已經開始在中國接受培訓，比如中央黨校、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等都開設有此類班次。

兼容幷蓄為我所用

除了黨校和行政學院等中共專門的培訓機構，中共還充分利用高校知識門類齊全、知識更新速度快的優勢，與各大名牌高校合作，通過設計專門的培訓項目，迅速提高幹部的知識技能。

2000年代後期，中共為了引入優質的教育資源，將高校納入幹部培訓體系之中。2009年，中組部與教育部聯合在北京大學等13所重點大學設立幹部教育培訓基地；在中央的示範下，地方組織部門也紛紛將地方高校設置為幹部培訓基地。高校擁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及時和系統地補充幹部在經濟發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現代知識，從而提升幹部在治理危機中的綜合素質。十八大以來，相關培訓項目的課程設置更加靈活，幹部學習採取選課方式，根據自身工作需要，“缺什麼補什麼”，在不同的高校中選擇自身需要的課程。

國外的大學也成為中共進行幹部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與國外一大批著名高校建立了多個合作培訓項目。例如，201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合作舉辦“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每年一期，由中組部負責選拔年輕的優秀副廳級以上幹部參加培訓。據統計，至今已有30多個國家的100多所高校、企業和國際組織承接中國黨政幹部的培訓項目。從國外高校的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東亞國家與歐美國家，其中東亞國家偏重在日本、新加坡的知名大學，而歐美國家則集中於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知名大學。

可以説，中國共產黨在治理壓力下，不斷強化學習型政黨建設，不斷改造學習體系，創新學習機制，將中國傳統、黨的建設與現代治理技術都融入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組織主體上，大大提高了黨員幹部的黨性和治理能力，也強化了中共自身的適應能力。中共的學習系統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