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默克爾將證明，沉迷“聖母”形象引入難民會怎樣

歷史將會用冷冰冰的事實，無情地告訴後人：如果一個政治家被輿論操縱，將會產生多麼可怕的後果。

最近，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政黨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選舉中遭受慘敗。與之相應的是，極右翼另類備選則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議會，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受選舉結果的打擊，默克爾在選後對自身的難民政策作出了懺悔。但事實上，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破壞效應並不僅僅侷限於選舉，從長遠來看，默克爾還將把整個歐洲的未來甩上毀滅的祭壇。

毫無疑問，默克爾大規模引入難民的決定是在左翼作家、媒體和娛樂明星的聯合鼓動下輕率做出的。眾所周知，當默克爾不顧安全部門的疑慮，下決心引入難民時，全世界的媒體幾乎全在為默克爾唱讚歌，西方學界領袖更毫不吝嗇對默克爾的讚美，被媒體譽為“諾貝爾和平獎重量級分析學者”的哈普維肯直接將默克爾視為新時代的“道德領袖”。凡此種種，不絕於耳。也正是這種鋪天蓋地的輿論狂潮，淹沒了決策者默克爾的最後一絲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瘋狂的決定。

對於默克爾大規模引入難民的決定，知名媒體《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欣喜若狂，紛紛將默克爾視為世界最傑出的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甚至將她譽為“相等於、甚至超越”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施密特和科爾的史上“最傑出歐洲領導人”。

僅僅在2015年5個月時間裏，德國吸收的難民數量就超過了100多萬，這相當於德國總人口的1.6%。2015年，德國接收難民所花費的費用，就已經超過211億歐元(約226億美元，1441.13億人民幣)，極大地加劇了德國的財政負擔。不過，金錢問題僅僅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面後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因為，無論從各方面來看，引入的穆斯林難民很難融入歐洲世俗文化，這就意味着德國將會因為默克爾的決策，出現難以避免、且將愈演愈烈的文化衝突甚至宗教戰爭。而這種預判，絕非危言聳聽的虛妄之詞。

首先，穆斯林具有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歸屬。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千百年前開始散居在中國的穆斯林信徒，還是奧斯曼帝國遺留在歐洲巴爾幹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遺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強大異質文化的重重包圍下頑強地保持着對宗教的虔誠。而在法國、瑞典、英國，當地的穆斯林幾代人堅守着自己的宗教，他們不但能夠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還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無數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背景的相同事實表明，默克爾引入的穆斯林難民將永遠不可能被歐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的教育水平相對不高，以及難以適應西方工薪社會的宗教習慣，再加上語言難題，將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很難在西方社會看到上升通道，以至於走向極端。由於穆斯林社會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業競爭市場上淪為不擇不扣的弱勢羣體，而穆斯林不吃豬肉、每日五次禮拜和戒齋的宗教習慣更難以適應西方式的工薪環境，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輕人將很難在西方社會找到自己的出路。為此，他們不得不投入宗教熱情的環抱，並大量淪為宗教激進分子。

法國社會黨議員比伯尼曾表示:“法國穆斯林大量在古蘭經學校，而非正常學校就讀，這為法國穆斯林的受教育狀況敲響了警鐘。”而事實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來自於經學校園，因為難以找到正常工作，而變得宗教狂熱。伊斯蘭國領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時，德國穆斯林難民大部分都是散盡家財，懷着“德國夢”歷經千辛萬苦，一貧如洗地進入德國，而後他們還將在德國承受最底層的生活。毫無疑問，在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閡，難民們必然大失所望甚至產生憎恨，由於這些難民大多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他們更加傾向於以暴力手段傾瀉自己的不滿，從而引發無窮無盡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如果再考慮到穆斯林遠遠高於德國本土人的生育率，那麼大量的穆斯林難民瞬間湧入將會對德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難民的湧入不但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難題，還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嘯。

德國《經濟數據》表明,2015年底，難民狀告聯邦移民與難民局“不作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這一數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隨着犯罪數量迅速飆升的是，難民與本地民眾、難民與難民之間的劇烈衝突，2015年9月，德國中部城市卡塞爾的一處難民居住營地在一日之內發生3次大規模衝突；2016年1月，德國科隆發生難民對德國本地民眾的大規模性侵；2016年9月，德國薩克森州包岑鎮發生當地民眾和難民之間的大規模鬥毆。而類似的事件在現今的德國早已數不勝數。

與治安事件層出不窮相應的是德國恐怖襲擊的頻發：2016年7月，德國僅在一週之內就發生了四起恐怖襲擊，頻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終，難民危機全面重創了德國傳統政治力量的權威，併為激進政治勢力的覺醒製造了足夠的道德土壤。

激進反穆斯林的德國政黨AFD，在默克爾難民決策的幫助下迅速崛起

遺憾的是，當上百萬的難民瞬間湧入，並大規模地羣居在德國境內之時，那些真正有識之士，就已經意識到德國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難民了。因為，這些難民正是聽信了默克爾的號召，才不遠萬里跑來德國，他們中的大多數為了進入德國，幾乎已經身無分文，在習慣了德國相對舒適的生活之後，大部分難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殘垣斷壁的家鄉了。而如此規模性的難民羣聚形成之後，任何對他們的遣返都會遭到劇烈的反抗甚至引發全面暴亂，這也意味着在德國現有制度下，難民的進入將會形成再也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即紛亂的社會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將會繼續陪伴德國和歐洲——而這一切，都是默克爾造成的。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迫使英國走向脱歐，同時讓東歐國家與西歐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個歐盟幾乎瀕臨崩潰

實際上，可憐從不等同於無害，難民並不意味着朋友。現實的冷酷將遠不止於目前歐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鬧，歷史上：

滅亡羅馬的日耳曼蠻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難民；滅亡西晉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鮮卑的難民；竊據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項人是逃避吐蕃的難民；而滅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鮮迫害的難民（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貼木爾）。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什麼有恩必報，歷史只存在有機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殺掠，大量的日耳曼難民跪伏在羅馬帝國邊境祈求庇護，羅馬皇帝瓦林斯為了彰顯自己的仁慈，不顧邊境將領的反對，准許這些難民部落進入。僅僅兩年之後，由於難以忍受羅馬帝國的生活境遇，羣居的西哥特人發動叛亂，併成功取得在帝國境內自由遷徙的權利，這掀開了羅馬帝國的崩潰進程。

德國畫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講述了日耳曼難民為了逃避匈人屠殺，逃亡羅馬避難——這些日耳曼野蠻人最終滅亡了接納他們的羅馬帝國。

1600年後，歷史重複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為了躲避戰爭，或為了富裕的生活，成羣結隊地湧入歐洲。

所以，無論是暴力襲擊的愈演愈烈，還是極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面效應的開始，而非結束。這些讓人恐懼不安的現實只是為歐洲昭示了一個並不遙遠的未來：要麼法西斯化，或者伊斯蘭化。

總之，曾經歐洲的寬容和美好將隨着去年夏天的瞬間衝動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陶太郎”，ID:“wtt0316606212”，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