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華龍：猶太人與聖地——內塔尼亞胡口中的四千年曆史可信嗎？

本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年度講話，譴責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對於以色列的人權問題的批評。內塔尼亞胡還特別提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否認猶太民族與“聖地”聖殿山長達“四千年”的聯繫，其荒謬程度不亞於否認長城和中國的聯繫。此語在中國網絡上也引起了網友廣泛的爭論。有人笑稱，長城是實實在在建起來的，但記載以色列古史的《聖經》卻只是胡編亂造的“傳説”；而還有人説，“猶太人本來就是這片土地上的原生居民，在此地復國理所當然”，反倒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人應該檢點自己的行為。

考慮到以色列和聯合國歷來並不和諧的關係，這條新聞本不驚人。不過內塔尼亞胡的話加上中國網友的評論，卻一下子給我們帶來了三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一、聖經是可靠的歷史嗎？

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索求是否可以用聖經來支持？

三、我國網友應該對以色列及巴以問題採取什麼立場？

以下是我的一些個人看法，特來與大家分享。

首先，內塔尼亞胡之所謂猶太人與聖殿山長達“四千年”的關聯是什麼？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認為聖殿山是自己聖地。至今，聖殿山附近就是猶太的哭牆，傳説是猶太第二聖殿的殘留，而聖殿山上矗立的伊斯蘭教第三聖地阿克薩清真寺以及耶路撒冷的地標——金頂清真寺。

哭牆

聖經舊約和猶太教有些傳統會將聖殿山與錫安山或摩利亞山等同。不過，似乎無論從哪個角度説，“四千年”的關聯似乎過於誇張了。即便我們認為聖殿山就是聖經《創世記》第22章亞伯拉罕從神諭準備將其子以撒當作犧牲先給神明的摩利亞山，此事件按照聖經內部紀年計算距今也沒有四千年——然而更重要的是，《創世記》的內容基本上相當於把女媧造人、夸父逐日的故事與三皇五帝相結合：換言之，創世記並非什麼來自同時期的歷史文獻，而主要是傳説故事。靠亞伯拉罕的故事計算年數，本身就比較荒唐。

不過，我們能否説因為《創世記》幾乎肯定不是狹義的歷史，那麼聖經舊約整體都毫無歷史價值，甚至如某些網友所説，全是臆想出來的故事呢？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因為首先聖經舊約並不是一本書，而是二十幾部書的集合，如同我們説四書五經並不是一本書一樣。簡而言之，由於聖經長時間以來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經典，因而在近現代科學發展以及聖經批評興起之前，大部分人都認為聖經裏面從耶和華創世到後面的以色列古代史都是史實。

而隨着人們科學知識的進步，至遲自啓蒙運動以來，聖經內部有些“怪力亂神”的內容就受到了質疑。這種質疑慢慢也擴展到聖經的其他內容。人們開始懷疑所謂亞伯拉罕、約瑟、摩西等人不過是傳説中的人物。出埃及、征服迦南、士師統治時期甚至統一王國時期的歷史真實性，都已經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甚至列王紀以及以其為藍本的歷代志，也不一定是史實。同時，聖經當中即便是看上去像歷史的部分，如列王紀和歷代志，其最初角色也並不只是對歷史的忠實記錄。其背後的作者團體自始至終都受到自身立場、意識形態和宗教觀點的影響，因而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聖經的任何內容當作歷史。當然，這後一個特徵，恐怕是古今中外史書類史料的共性，並非聖經自己的毛病。

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我們必須補充一句。文本和考古資料缺一不可，而在以色列古史方面，聖經舊儘管問題多多，卻仍然是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因為古代以色列的銘文類資料相對匱乏，而至少從公元前九世紀開始，銘文資料、考古資料和周邊地區的歷史資料可以間接支持聖經內有關以色列和猶大王國的某些歷史人物及事件的真實性，因而總結起來應該這麼説：聖經可以充當史料，但正如《史記》中《五帝本紀》和《項羽本紀》的史料價值以及運用方法恐怕截然不同一樣，我們作為歷史愛好者對待聖經舊約的不同篇章也應該區別對待，並且應該一直非常小心。

其次，聖經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有史料價值，但我們能否因此認為現代以色列國的建立可以靠聖經支持呢？這種支持領土索求合法性的方式其實並不罕見，“自古以來”耳熟能詳。不過，我們不能忽視，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現代以色列國的建立本身是現代歷史事件,並源自西方。這與歐洲民族國家興起、歐洲排猶傳統息息相關。

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猶太人為了解決自身問題，求助於各種思潮和社會運動，從世俗化、公民化到工人運動再到民族國家，不一而足。而錫安主義（或稱猶太復國主義）成為其中最為成功的一支。一般認為，現代猶太人在文化、宗教乃至血統上的祖先曾經自公元前12-11世紀開始形成文化上區別於周邊人羣的羣體開始，一直到公元后二世紀第二次反羅馬起義失敗後被大批逐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為止，確實主要生活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不過，近兩千年來，直到猶太復國主義發起移民浪潮之前，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很少，並且本身很多也是1492年伊比利亞半島驅逐猶太人後遷入奧斯曼帝國的南歐猶太人以及同樣是移民東歐猶太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兩千年來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的猶太社區——除非我們把自稱“以色列人”是幾百個撒瑪利亞人算進來。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有些巴勒斯坦人將“錫安主義者”與歐洲殖民者相提並論了。

金頂清真寺

總之，亞伯拉罕、摩西、約書亞和所羅門王的故事勾勒出一個浪漫而輝煌的昨天，**但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國靠的是移民、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復活希伯來語口語、部分大國支持和真刀真槍的戰爭。**並不是每一個民族或團體都可以靠“自古以來”的主張而成功建國——譬如巴勒斯坦人本身。

站在猶太人的立場上，靠古“史”和宗教、文化傳統來支撐自己的主張，獲取民族和國家利益，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説是不可或缺的行為。而且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宗教團體在宗教、文化乃至血統上很可能的確大致傳承了下來。但我們若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則切忌“入戲太深”，忽視其近現代歷史背景或無視事件另一方的歷史及現狀。

接着上一段末句，最後我想指出，我國網絡上關於巴以問題的爭論往往反映出我國網民自己的政治和宗教立場。這條新聞下面，有反聖經反以的評論，也有反伊斯蘭的評論。僅根據個人觀察而言，隨着以色列加強對華宣傳，以及伊斯蘭教極端勢力近年來引起的恐慌，我國網民對於二者的態度也與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了比較大的變化。基本上體現為對巴勒斯坦（雖然巴勒斯坦人並不只有穆斯林）的同情減少，而對以色列的好感度上升。然而，必須警惕的是，這種態度如果過多帶入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評估，則會造成許多麻煩。作為中國人，我們對於巴以問題的關注角度不妨更全面、中立。

若非要找個立場，親以親巴、親猶親阿，歸根結底不如親華來得實在——二者都可以是我們的朋友，都可以為“我”所用。若因為對猶太朋友的過度好感，而傷害我國一些具有其他宗教背景的同胞，就太不明智了，我們要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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