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豪：捧殺與棒殺——美國人眼中的中國航天
9月20日，美國《大眾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CHINA’S RACE TO SPACE DOMINATION的文章，從即將於2018年執行人類首次月球背面着陸任務的嫦娥四號講起，談中國在太空探索方面的努力和現狀——超越美國的年發射次數，未來的載人登月計劃，量子衞星，以及長足發展的航天實力對美國造成的挑戰，文章最後呼籲中美兩國在航天領域進行合作，制定未來空間新規則。
有趣的是，同樣是在9月20日，美國空軍航天司令部司令John Hyten上將，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強調，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正在快速推進能夠癱瘓美軍空間系統的裝備體系研發，並且美軍沒有對應研發限制中俄相應能力的系統，“我們不會沿着這條路走下去”，Hyten這樣説。
一邊是“應聯手製定規則”的巨頭，一邊是“癱瘓美軍空間能力”的巨大威脅，兩個看似對立的形象在美國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封鎖和偏見下，形成了奇特的統一。
John Hyten在參議院參加聽證
早年——與新中國成長同步的封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封鎖，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戰後成立的“多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美國主導，西歐國家參與，於1949年11月在巴黎秘密成立，又稱“巴統”，其宗旨在於防止西方世界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向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流動。1950年，隨着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進攻朝鮮，威脅中國邊境，與之遙相呼應的“巴統”也將中國列為禁運國家。
隨後，“巴統”專門成立了“中國委員會”以監督執行對華封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委員會”的操縱下，“巴統”管制物資清單中25種僅限制出口數量、63種只監視出口流向、甚至207種不在管制範圍內的物資，都被禁止向中國出口，其嚴苛程度超越針對蘇聯的禁運，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差別”。儘管出於自身經濟狀況的考慮，英國等國自1957年起逐漸廢除了“中國差別”，但在軍事和高技術領域的封鎖一直持續了下來。
隨着冷戰的結束，蘇東劇變，“巴統”的存在變得沒有那麼重要，1994年後，“巴統”不復存在，其主要管制項目由1996年33國簽署的《瓦森納協定》繼承。與“巴統”組織相比，《瓦森納協定》對於簽署國沒有強制性出口要求，儘管如此，在美國和歐盟相關出口禁令的限制下，各簽署國在對華高技術領域的出口一直處於被嚴格限制的狀態。
“巴統”的繼承者《瓦森納協定》
開放——轉瞬即逝的合作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西方關係轉暖，雙邊科技交流深入展開——1985年，中法兩國在巴黎簽署協議，在空間科學技術領域展開合作；1987年，中國在第9顆返回式衞星上為法國馬特拉宇航公司搭載了該公司研製的微重力實驗裝置，順利回收並獲得法方高度評價。隨後的1988年，中方又利用返回式衞星，為聯邦德國提供了微重力實驗搭載服務。
與此同時，長征系列運載火箭開始進入國際衞星發射市場，並以極高的性價比迅速吸引了大量來自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射訂單。1990年，中國利用長征3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美國休斯公司製造的“亞洲一號”衞星，隨後又為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發射了一系列通信衞星，其中1997年至1999年連續為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發射了12顆銥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1992年“澳星”發射成功，中美澳三國技術人員歡慶勝利
然而，合作的甜蜜是短暫的，1999年，美國發布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報告》，以大量模糊的證據和無中生有的猜測，指控中國自錢學森時代以來，大量偷竊美國最尖端的熱核武器、導彈和衞星技術。而引發這份荒唐報告的原因之一更是無厘頭：
1996年2月15日，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發射美國勞拉公司研製的“國際通信衞星-708”失敗，隨後，火箭研製方——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邀請勞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等美國航天企業的專家組成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共同對發射失敗原因進行調查。調查組組長由華裔科學家、勞拉公司副總裁Lim博士擔任，成員是來自勞拉、休斯、戴姆勒-奔馳航天部門的科學家，以及通用動力、國際通信衞星公司和英國宇航的退休專家。
在早期調查中，中方調查組將注意力集中在火箭陀螺儀的內框架上，認為發射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陀螺儀內框架力矩電機的一條導線斷裂，並通過實驗成功模擬了火箭飛行前7-8秒的姿態。但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對全程22秒飛行進行復現，並通過遙測數據將問題鎖定在了陀螺儀的隨動框架上。
最終，雙方調查組共同確認，用於陀螺儀隨動框架伺服迴路HMS501J的一個功率放大器的三個引腳沒有輸出信號，是導致事故最可能的原因，中方進行了完善的故障復現模擬實驗，並根據專家組意見對調查報告進行了完善。
長三乙火箭和它使用的陀螺儀示意圖，右側陀螺儀最外層方框即為隨動框架
這原本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國際合作，雙方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成功查明瞭事故原因，對未來的發射合作清除了潛在的隱患，但偏偏有人要無理取鬧。
就在1996年當年，美國國內一些議員開始借這次事故調查，猛烈抨擊勞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在為中國“完善導彈設計”，理由竟然是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的技術來源於中國的東風導彈，幫助長征火箭找到一個偶發故障就是在幫助中國完善導彈設計。
在事故中，儘管美方人員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併成功回收了星載加密-解密設備，但由於沒有發現最敏感的FAC-3R電路板——很可能已經在爆炸中被焚燬，勞拉和休斯公司從上到下都受到了無端指責，甚至因違反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即同樣臭名昭著的ITAR）遭到美國政府的鉅額罰款。
勞拉公司的工程師對衞星系統進行測試
後來，眾議院政策委員會主席考克斯牽頭的委員會以這次事故調查，還有著名的“李文和案”為由頭，炮製了長達800頁的秘密報告，對中國在核技術與航天領域取得的成就橫加指責，以充滿主觀臆斷的語彙，極盡詆譭之能事，甚至不惜自污地描繪出一個被中國間諜滲透到千瘡百孔的美國。
最終，考克斯報告在美國國會以近乎全票的優勢通過，並直接促成了1999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將衞星及相關零部件全部禁止向中國出口，甚至任何包含美國元器件的衞星都嚴禁由中國的火箭發射升空。這項禁令直接導致剛剛成熟的中國對外發射業務基本退出國際市場——因為當時世界上主要的衞星製造商，幾乎沒有不採用美國元器件的。
然而，就算審視中國發射西方衞星的這9年，美國的封鎖與偏見依然是俯拾皆是的。在這9年中，根據美國法規，中國是不能發射美國衞星的，除非總統以國家利益為理由進行豁免。9年中每一次由中國進行的美國衞星發射都是在取得了當時美國總統首肯的情況下展開的，如此“法外施恩”令人哭笑不得。
而在合作發射的過程中，美方為了防止自己最先進的衞星技術泄密，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條件：從運輸到星箭結合，全程由美方提供安保，中方人員甚至無權接近衞星。對於衞星最基本、與機密完全無關的力學數據，美方也視若珍寶，拒絕向中方提供，並因此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損失——1992年12月21日，長二捆火箭發射美製澳賽特B2衞星，火箭起飛45秒後，位於頂部載荷艙內的衞星發動機發生爆炸，但火箭仍然準確地將衞星殘骸送入預定軌道，堪稱人類航天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蹟。由於事件過於離奇複雜，中美雙方分歧嚴重，最後以互相承認衞星和火箭都不存在問題做結。
發射實況：注意火箭頂端的火球，此時衞星已經爆炸，但火箭依然在正常飛行
事件的原因直到3年後才初露端倪。1995年1月26日，長二捆火箭發射美製亞太二號通信衞星失敗，同樣是升空後不久，衞星發生爆炸，只是這次火箭也受到了波及並被引爆。事後終於查明，由於美方對中方隱瞞了衞星的共振頻率，導致火箭在高空遇到風切變時，整流罩與衞星發生耦合共振，並最終導致了衞星肼基發動機爆炸。
由此反推1992年的事故，過程驚人相似，究其原因，應當也與1995年類似。如果美方能早些向中方提供有關衞星的基本數據，由兩國合作製造一顆力學特性模擬星進行早期試驗——甚至於沒有模擬星，只進行最基本的星箭耦合振動試驗，此類事故根本不可能發生，更遑論發生兩次。由此可見，美國對於中國的嚴防死守，已近乎神經質，並最終付出了兩顆衞星的高昂代價。
現狀——口蜜腹劍的自我封閉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航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獨立自主的載人航天——從首名中國航天員楊利偉夢圓九天，到翟志剛首次出艙行走；從首次與空間站交會對接，到首次空間站視頻公開課，一步一個台階，一步一次跨越。對外發射陷入困頓，那就自己研發衞星平台，結合成熟的發射技術，實現一站式整星出口——至今我國已基於東方紅三號、四號衞星平台，讓多個國家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先進通信衞星。
在中國航天不斷取得突破，國際影響力日漸增長的時候，美國自己卻陷入了困境——ULA發射價格年年看漲，航天飛機退役，新一代載人飛船難產，國際空間站的美國乘組至今仍然需要搭乘俄羅斯“聯盟號”飛船往返天地間。在這種境況下，美國國內學界要求與中國在太空問題上合作的呼聲日漸強烈，而NASA高層也開始正視中國在航天領域的成就，並認真審視長久以來對華的種種限制，探討合作共贏的可能性。
然而不幸的是，在美國，總有人想開歷史的倒車。在2011年的美國聯邦預算法案中，資深國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強行插入了一個條款，該條款嚴禁NASA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與中國進行任何聯合科研活動——漫説正常的學術交流和學術會議，甚至連領導人蔘觀NASA都被禁止。
對此，這位連選連任17次，任職時間最長的議員先生是這麼説的：“我們不想給中國任何從我們的技術中受益的機會，而且跟他們打交道對我們不會有任何好處。並且我跟你講這純粹是個道德問題……你會跟斯大林搞雙邊計劃嗎？”
弗蘭克·沃爾夫
拜這位沃爾夫先生所賜，NASA內部展開了新一輪“鋤奸肅反運動”，大批華裔科學家受到調查，其中包括被沃爾夫親自點名而遭到FBI逮捕的中國科學家姜波——沃爾夫聲稱NASA配發給他的筆記本電腦是姜波私自帶回中國的，且硬盤儲存有軍方機密。而最終調查發現，除了成人電影以外，電腦中沒有任何與違禁品掛鈎的文件，但這位無辜的科學家依然被NASA解僱。
自此，美國終於親手關閉了與中國在航天領域合作的所有大門，筆者依然記得2013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宇航大會上，有記者提及中美合作，時任國家航天局局長的馬興瑞在回答中反覆強調中國對外合作共贏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並不點名地對NASA執行的封鎖政策表達不滿，而NASA局長博爾登則閃爍其詞不願正面回應，用國會和法規做擋箭牌。
而在美國輿論中，對中國航天也形成了捧殺與棒殺兩派，捧殺派以中國航天的跨越式發展為題，一方面宣稱要與中國合作開發宇宙，一方面指責美國政府對航天的投入還不夠；而棒殺派則直接得多，他們在各種場合都不遺餘力地宣揚中國威脅論，要求美國政府在高技術領域與中國“全面斷交”，以保護本國的技術優勢。當然，有些時候，捧殺派與棒殺派又會眾口一詞地宣佈中國航天技術落後美國幾十年，美國普通民眾依然可以為自己國家的航天技術驕傲。
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不管是“捧殺”，還是“棒殺”，他們的根源都是美國人長久以來的優越感，以及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根深蒂固的歧視，他們從心裏不相信中國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果取得了那就一定是哪裏出現了問題。
捧殺派的想法無非是：你看中國這種國家都快追上來了，我們美國還徘徊不前，一定是因為航天預算被剋扣——國會你還我血汗錢！棒殺派則是：你看中國這種國家都快追上來了，一定是我們共諜太多，封鎖工作還不到位，那就繼續加大封鎖力度。而真正拋棄了意識形態偏見的，真心希望中國和美國聯手為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科學家們，他們的聲音往往不能得到傳達，就算傳達出來也沒有當權者願意聽。
在美國經濟持續疲軟的今天，捧殺派的預算依然遙遙無期；在傲慢與偏見下，棒殺派持續了近70年的封鎖還將繼續持續下去。不過對於捧殺派來説，有一個好消息，那就是任何詆譭和封鎖都不能嚇退頑強的中國航天人，中國對太空的探索、開發和利用不會停止，中國在高新技術方面的進步也不會停止，因為中國人永遠記得一位偉人的話：
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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