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G20峯會跨越了三道歷史分水嶺

上個月，由中國主辦的G20集團杭州峯會是一場開啓歷史新頁的盛會，這場峯會必定成為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次G20領袖會議達成對多項政策綱領文件的共識，等於正式啓動了全球經濟合作機制的系統性改革，也標誌了人類歷史正式告別以西方為世界中心的時代。

杭州峯會一舉跨越了三道歷史分水嶺：第一是G20集團核心任務的轉換，第二是經濟政策與全球治理主導思想的演進，第三是全球經濟合作議題倡議者與引領者角色的交替。

美國總統布什2008年首度在華府召集G20集團領袖會議，最初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意識到西方國家已經深陷金融海嘯的深淵難以獨力脱身，必須藉助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增長與高額儲蓄，才能及時穩住全球經濟，避免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大蕭條悲劇再現。所以，G20集團峯會最初的任務，就是藉助各國領袖的威信，及時達成對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重整金融機構，以及穩定金融市場措施全球協同行動方案的共識，並強化各國對於履行政策承諾的決心。

在全球經濟逐步走出金融風暴之後，G20集團峯會的關注重心還是集中於如何協調中短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措施，引導全球經濟邁向穩健復甦，適度拉抬經濟增長速度，並以能在2018年前讓全球GDP多增加2%為努力目標。

G20領導人合影

這次杭州峯會將G20集團的核心任務從偏重應對全球經濟的中短期挑戰，正式提升為謀求全球範圍中長期的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性發展，與維護當代與子孫後代的共同利益，併為此制訂與推動結構性改革行動綱領，以及同步推進全球治理機制的系統性改革。這是G20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平台的一次歷史性跨越。

為此，杭州峯會第一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制定行動規畫，第一次制定“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第一次制訂“G20創新增長藍圖”。並在既有的G20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定期會議外，增加主管經濟與貿易的部長定期會議。

過去多年，G20的政策共識文件深受G7集團主流政策思維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失靈的約束，其着眼點是挽救面臨逆轉危機的既有全球化模式，這個模式讓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的利益極大化，但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弱勢羣體的強烈反彈。

這幾年G20集團內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倡議G20應為全球化找到新的動力與社會支持基礎，一方面要對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系統性改革，要優先照顧到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另一方面要鼓勵各國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結構性改革，以創新帶動增長、發掘互聯網經濟與跨境電子商務的巨大潛力、扶植中小型企業、普遍提升勞工的技能、建立完善的社會轉移支付及收入再分配機制，大力推進基礎建設投資、以及積極發展綠色能源。

杭州峯會第一次將上述倡議形成完整的論述，公報首次確立“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長程願景，第一次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行動方案的目標，並首度提出支持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合作倡議。杭州峯會也決議針對結構性改革建立具體量化指標，督導各國進度。同時，峯會還針對建設更有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架構，推進一個全球性公平和現代化的國際税收體系，以及持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股權份額等三項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議題，提出原則性倡議。

杭州峯會的第三個重要歷史性跨越標誌就是中國影響力凌駕美國，北京躍升為全球經濟合作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引領者。這次峯會公報將會議通過的一攬子行動方案正式命名為“杭州共識”，不僅僅是為了讓東道主風光收場，更是體現絕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領航角色寄予厚望，期待“中國方案”可以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可以將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帶上可持續發展的坦途。

畢竟，在過去七年裏，中國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近三分之一，明顯超過G7的總和。同時，中國大陸在推進產業創新、發展電子商務、加速基礎建設，與發展綠色能源等方面進步神速，不但可以與各國分享經驗，更採取了具體行動，分別與亞洲、非洲、中東歐、中東以及拉丁美洲建立了完整的多邊經濟合作平台與開發融資機制，讓西方國家難以望其項背。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