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席勒：“公平革命”即將摧毀國籍特權

在過去幾個世紀裏，世界經歷了一系列針對多種形式壓迫的知識革命。這些革命在人的腦海中發生，並最終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普及——但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語言和溝通技巧。然後到了某個時候，這些新知識就不再存在爭議。

我認為，下一場此類革命預計會在21世紀的某個時刻發生，它將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內涵形成挑戰。它將集中在不公的問題上，這種不公是由有些人出生在窮國，而另外一些人出生在富國這種完全是出於偶然的事實所導致的。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為跨國公司工作並結識了更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所以這將對我們的公平感產生影響。

溝通改善促進公平革命

這絕不是沒有先例的。在《1688：第一場現代革命》一書中，歷史學家史蒂文·平卡斯堅信，人們最好不要從議會推翻天主教信仰的國王的角度來看待英格蘭所謂的光榮革命，而是應將它視為公平範疇的一場全球性革命。

人們想到的不應當是戰場，而應是在當時變得普及、有免費報紙可以閲讀的咖啡館——這是當時人們進行復雜交流的地方。光榮革命明確標誌着，不認同強勢國王所要求的意識形態的羣體的合法地位開始得到全球承認。

托馬斯·潘恩的政論小冊子《常識》在1766年1月一出版，就在北美13個殖民地火爆暢銷，這標誌了另外一場此類革命——他與後來在同一年開始的反對英國的革命戰爭不是一回事。《常識》的影響範圍無法估量，因為它不僅僅是銷售，也會被拿來在教會和集會上大聲朗讀。書中堅決摒棄了世襲君主們以某種方式在精神上優於我們普通人的思想。今天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包括英國——都贊同這一點。

在取消奴隸制的問題上也可以這麼説。奴隸制的取消主要不是通過戰爭實現的，而是公眾日益增強的對殘忍和不公的認識。1848年歐洲各地的起義，本質上是對選舉權僅侷限在少數人——地主和貴族——手中的抗議。之後不久則是女性選舉權。在20世紀和21世紀我們看到了公民權是如何擴大到種族和性別上的少數與弱勢羣體上的。所有這些過去的“公平革命”都源自溝通交流的改善。如果人們根本碰不到或者看不到被壓迫者的話，壓迫將隨着人們之間的疏遠而愈演愈烈。

經濟自由減少國籍特權

下一場革命將不會消除出生地的影響，但是國籍的特權將減少。儘管今天全球敵視外來移民的情緒蔓延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但是不公平感將隨着溝通的進一步增進而變得更加強烈。最終，關於不公平的認識將帶來巨大的改變。

眼下看來，這一認識面臨着來自愛國主義越來越強有力的衝擊和競爭，後者建立在國民之間社會約定的基礎之上，他們多年來通過納税和服兵役等建設或捍衞他們自認為專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加限制地允許外來移民似乎是違背了這種約定。

但是在減少出生地帶來的不公方面，最重要的措施可能不是鼓勵外來移民，而是應更多地集中在推動經濟自由上。

1948年保羅·薩繆爾森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以敏鋭且有洞察力的方式表明，在沒有運輸成本的無限自由貿易條件下（並假設其他條件都已理想化），市場力量會令全球所有市場要素的價格趨同，包括各種標準化勞動類型的工資。

在理想世界中，人們無需為獲得更高的工資而從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他們只需要有能力參與生產可以在國際上銷售的產品。

貿易協定要有社會保障

眼下，技術使運輸和溝通的成本向零的方向靠近，這種價格趨同實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但是實現這一點要求消除舊的壁壘並防止新壁壘產生。目前正在磋商的自貿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遭遇了挫折，因為利益集團為了自身目的而令協定扭曲變形。但是説到底我們需要的是比這更好的協定，而且預計我們也會有更好的。

為了令市場要素價格趨同，人們需要有可以真正從事終生事業的穩定基礎，後者與自己實際居住的國家密不可分。所以我們必須為現有民族國家內部因對外貿易而利益受損的犧牲者提供支持。美國可以追溯到1962年的“貿易調整援助計劃”、加拿大1995年開始試行的“收入補充計劃”都是此類支持。美國總統奧巴馬建議擴大“貿易調整援助計劃”，但是迄今為止除了試驗和建議之外幾乎就沒有什麼了。

最終，下一場革命可能將由每天和外國人在電視屏幕上的互動產生。這將帶來更好的貿易協定，但其先決條件是更強有力的社會保障的最大發展，以便在向着更公平的全球經濟過渡時可以為國內的人們提供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