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在大國間“撥火”，新加坡玩得好嗎

【南海欲靜，而風不止。當人們以為，這股風主要來自於美日時，新加坡“露臉”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8日在訪問日本時，與安倍就南海等問題“達成共識，尋求合作”，“強調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聲稱歡迎****日本在本區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安倍則向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追授“一等桐花大綬章”，稱其為“亞洲為現代世界帶來的最偉大智者之一”。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的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上，有不少國家在磋商過程中**“明確反對強化涉南海內容”，令新加坡代表“氣急敗壞”，“冷嘲熱諷”，甚至“出言不遜”，“惡意攻擊”。對此事的報道，又引發了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筆仗”。**

新加坡這樣一個只有“彈丸之地”的小國，為何在南海問題上如此積極？】

李顯龍訪日，稱歡迎日本在區域內更“積極”；安倍授其父李光耀一等桐花大綬章

新加坡很忙，所有的小國裏面，新加坡恐怕是少有的幾個最為活躍的國家之一。

它的活躍，不是因為它的內政，不是朝鮮那種隔三差五搞個關於核武的大新聞，而是它的外交，是它那種與自身國力並不相稱的國際政治行為。

關於新加坡的種種神話，其中就包括新加坡頗為引人注目的“實用主義”外交這一條。

一個蕞爾小國，能夠在中美等世界大國之間周旋，拉拉打打，左右逢源，不僅自己撈足了好處，還平衡了大國關係，改變了地緣政治環境，着實了不得。有一段時間，這一外交的實踐者李光耀曾被讚譽為“小國偉人”、“大政治家”云云。

初看起來，難以理解，一個只有城市大小的國家，既無資源，也無實力，連飲水都需依賴他國，何來如此之大的能量？要做到“四兩撥千斤”，自己起碼夠四兩，但在世界上比較起來，新加坡甚至連這個量級的小國也算不上。

的確，當年的李光耀一代英才，政治智慧超出同時代政治家的平均水準，但這遠遠不夠。拿破崙縱有蓋世之才，也需要有百萬大軍供他指揮，否則什麼都不是。

迴歸基本常識，“弱國無外交”、“小國無外交”的國際政治定律一向如此，並未失效，新加坡之所以如此特殊，背後其實另有原因。

最近一段時間，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又是一通忙活，就在中國眼皮底下，使出一連串的小動作，已經到了影響兩國友好關係的邊緣。

按説，新加坡並不是南海島嶼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的當事國，但其搬弄是非的作為，甚至比其他國家更為積極，其忤逆中國的立場，甚至比其他國家更加極端。

這看起來不太正常，似乎超出了人們關於該國自身“安全困境”的原有理解。在中國與東盟各國普遍發展了良好關係的今天，新加坡的“避嫌”之舉已沒有多大必要，而在爭端當事國也同意迴歸雙邊談判的情況下，新加坡一味推動多邊框架，更顯得另有所圖。

新加坡外交的另有原因和另有所圖，到底是什麼？是時候揭開來看一看了。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緣政治實體的代言人

一直以來，關於新加坡的外交，人們習慣於將其置於常規的國際政治理論框架中理解，將其視為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行為者。但實際上，由於其極端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新加坡本身並不具備在國際舞台上獨立施展作為的外交能力。從根本上講，該國的外交是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東南亞”區域，第二個層面才是區域外的整個世界。雖然各國都有周邊外交和世界外交之分，但新加坡的特殊性在於，如果沒有第一個層面，新加坡根本沒有在第二個層面有所作為的力量。

換句話説，新加坡是通過將自己塑造為“東南亞”這一地緣政治實體的代表，或代言人，才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重要角色的。

僅就第一個層面的外交而言，新加坡肯定是成功的，強鄰環伺，沒有被穆斯林國家吞併，沒有被反華國家孤立，憑着經濟騰飛支撐起的“小龍”地位，成了這一地區的明星國家，並且通過大力推行地區主義，為東南亞注入了政治身份，使之越來越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緣政治實體。

回顧歷史，直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之前，世界上並沒有“東南亞”這一概念。在中華體系內，這一片地區就是帝國邊緣的一羣朝貢國，沒有單獨名詞。在19世紀的西方殖民體系內，這一片地區屬於“東印度”（East Indies）的一部分，而中南半島由於進入了“南中華”範圍則被稱為“印度支那”，也同樣不被視為單獨的區域，更談不上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實體。

“東南亞”這一名詞，是在二戰後期，盟軍劃分戰區時才臨時創造出來的，而在二戰結束後，又在冷戰的東西方對抗格局中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所以一直保留了下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僅在大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中獲得身份，並沒有形成自身的主體意識。

左下角就是盟軍東南亞司令部的轄區

美國在1949年出台的一份安全政策文件中説：“假如東南亞也被共產主義席捲，我們將承受政治上的大潰敗，全世界的其他地區都會產生連鎖反應，特別是在中東和到那時暴露無遺的澳大利亞。”1954年，艾森豪威爾提出了針對東南亞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印度支那的陷落將會導致整個東南亞的陷落，而東南亞的陷落將使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和日本受到嚴重威脅。於是美國在那一年組建了“東南亞條約組織”，與《日美安全條約》、《美澳新安全條約》一起構成了一道“反共防線”。

從1954年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同年的“東南亞佛教國家集團”計劃，到1961年馬、泰、菲成立東南亞聯盟，再到1963年菲、馬、印尼成立“馬菲印尼組織”，這個時期的東南亞，基本上是被大國所強加的一種被動的國際政治身份。

所謂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成員國多是域外國家

而這個時期的新加坡，還只是個地理名詞，主要靠英軍基地在當地的消費維持基本的生計。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被迫獨立時，李光耀當眾大哭，那是對生存前景的一種絕望。

1967年英國政府宣佈將在1971年4月前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軍，徹底離開亞洲。原本親英反美的新加坡被迫調整立場，轉為親美。也多虧了美國的堅決反共，甚至多虧了中國在那個時期的“極左路線”，讓新加坡以“堅定反共的華人國家”這個同時被美國和東南亞鄰國認可的身份，在美國全球“反共防線”的東南亞環節中擠佔了一個小小的位置。

新加坡獨立時，伴隨李光耀一聲長哭，還有當時馬來西亞總理拉赫曼一句惡狠狠的警告：“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損害馬來西亞的利益，馬來西亞將切斷柔佛水供應”。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併期間，李光耀與拉赫曼是這樣的

新加坡被踢出去時，李光耀只能流淚

按説，這樣一個連水源都被外國掐在手裏的國家，是談不上什麼外交的。對於這一點，新加坡自己很清楚，所以該國外交活動的中心目標，就是緊緊保住自己在“東南亞”這個區域內的生存位置。為此，它既要確保自己不被“東南亞”所排斥，同時又要儘可能提高整個“東南亞”的國際政治身份，增加“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份量，讓“東南亞”這條大船和自己在船上的這個小船艙都儘可能地穩固和安全。

1967年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正是在新加坡的積極倡導之下成立的，其宗旨仍然是鞏固“反共陣線”。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赫曼在成立之初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説：“我們認為，對付來自北部的共產主義威脅的最有效的力量就是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和命運。”

新加坡自身並沒有那麼宏大的目標，它只是為了自救，李光耀直言不諱：“我們必須與鄰國政府搞好關係，同時也與他們的人民搞好友誼關係，我們將來在東南亞的地位才有把握——永久的把握”。

自此之後，一方面藉助整個東盟的份量周旋於大國之間，另一方面又藉助與大國的關係遊走於東盟內部，一切圍繞着自身的安全利益，就成了新加坡外交的一個固定模式。

1970年代初，伴隨着美國從越南撤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中日實現關係正常化，東盟迎來了新的時期。1971年東盟五國發表《東南亞中立化宣言》，表示 “爭取使東南亞作為一個不受外部強國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區得到承認和尊重。”1976年東盟五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盟協調一致宣言》，開始推動經濟一體化。

這一切，正是新加坡所樂見的，“東南亞”終於開始成為了一個地緣政治實體，而由於新加坡的特殊地位和李光耀這個特殊人物，它甚至成了這個實體的實際代言人。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緣政治實體的經營者

中國在1970年代重新恢復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為新加坡對這一剛剛成型的地緣政治實體的經營，帶來了絕佳的機會。

1971年8月緬甸政府總理奈温訪問中國，兩國重新恢復友好關係。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1975年中菲、中泰正式建交。1974年中馬建交後，新加坡為了避嫌，表示將在其他東南亞國家之後同中國建交。但那時雖未建交，但之後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聯繫已開始迅速發展。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和貿易高速發展，新加坡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從過去的負面因素又轉為了正面因素。這時的新加坡，開始扮演幫助東南亞鄰國接近中國、瞭解中國的中間人角色。李光耀在1981年曾對鄰國説，當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大國真心誠意地接受和尊重東南亞各小國的完整和獨立的時候，其它強國直接或利用代理人來威脅任何國家的機會就很有限了，這是一個崇高的願望，我們可以建立持久的合作關係。

很顯然，中國與東盟關係的快速發展，各國紛紛推動對華貿易，無形中也大大提高了新加坡在東盟內部的地位。1990年10月，新加坡緊接在印尼與中國復交之後與中國建交，自此新加坡又有了更大的資本，繼續實行它兩個層面的外交相輔相成的總體策略。現在，它甚至可以到大國俱樂部裏和各國打中國牌了。

日子從來沒有這麼美好過。想當年靠央求英國晚幾年撤軍來討生活，到現在成了可以和各大國一起玩耍的高等小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新加坡憑着和中國的經貿聯繫，短短一年就挺了過來，1999年GDP恢復正增長，2000年達到驚人的13.0%！

一整套的“東南亞小國戰國策”已呼之欲出，新加坡外長拉賈拉南總結道：“在存在許多太陽的情況下，每個太陽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過對這種引力作用所產生的拉力與反拉力的巧妙作用，小行星可以獲得最大的運行自由。”

看得出來，小行星們發現了新的活法，太陽是誰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只有一個太陽，它們發現了多個太陽的好處，它們開始追求這種周旋於多個相互制約的太陽之間的“運行自由”。

但如果不能如願呢？如果太陽們並不像小行星們希望的那樣相互產生拉力與反拉力呢？如果有一個太陽越來越大以至於把其他太陽擠出去了呢？天吶！這可不行！太陽們不配合我們就要採取集體行動迫使它們按我們的要求相互削弱，相互抵消，相互制約！

至此，人們大約可以明白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的種種作為了。也就是説，今天的新加坡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需要看所有大魚和小魚臉色行事、不敢輕舉妄動的小蝦米了，它現在不僅代表一個小魚集團，而且具有利用小魚集團左右和制約大魚行為的意志和能量！雖然新加坡本身仍然脆弱，仍以確保生存利益為頭等要務，但行為方式已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它現在要通過經營東盟，強化東盟的政治身份，增強東盟的政治能量，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舞台上保衞自己。

在它看來，南海問題是一個絕佳的題材。

一方面，“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整體的歷史太短，東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歷史也太短，這個地區需要一個大的“集體敍事”，一個能夠喚起歷史記憶的自身認同的重大主題。沒有什麼比南海問題更合適的了，該地區各國對於古代中華的恐懼，對於紅色中國的害怕，對於未來中國的疑慮和擔憂，正在通過南海爭端凝聚起來，成了一種共同的意識。只要稍加煽動和刺激，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即有望構建起來，而對於當下這個已在中國高速崛起的衝擊之下七零八落的東盟來説，這正是求之不得的。

另一方面，雖然李光耀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曾預測中國將在二、三十年後成為在亞洲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先於所有人，但恐怕就連他也沒有預料到中國如此之快的崛起速度。原本以為中國將成為該地區的太陽之一，不曾想很快就成了最大的一個，照現在這個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東南亞就又要回到只有一個太陽的情景了。因此，當務之急是儘快把美國這個大太陽拉回來，抵消中國太陽的吸引力。而再沒有哪個問題，比南海問題更適合成為美國 “重返亞太”提供的藉口了，它簡直就是為東盟量身定做的，一定要緊緊抓住！

綜合上述，基本上可以解釋清楚新加坡到底在忙活些什麼了。過去那種單純從該國安全困境出發來理解其行為的理論框架多少有些過時了。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新加坡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新加坡，更不是建國之初的新加坡，只有從當前這個新的、更為複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中建立新的理解，才能更加準確地描述並預測該國的種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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