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反思“佔中”兩週年 48名“佔中”主事者仍未被起訴

據環球時報9月29日報道，9月28日是香港“佔中”爆發兩週年的日子，一些反對派團體28日下午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進行所謂的紀念活動。對此，有香港評論直言，“佔領”行動禍港殃民，絕無半點“紀念”價值，相反只有進一步揭露其禍害以及繼續予以聲討的必要。

集會由反對派團體“六一七民間約章”主辦，從28日下午5時開始，到晚上11時結束，超過50個團體及政黨參與。在下午5時58分(兩年前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淚彈的時間)，全場默站3分鐘。星島日報網29日稱，當年的“佔中三子”、學生代表黃之鋒及羅冠聰分別上台發言，多名反對派現任及候任議員也到場。東方日報網稱，警方展開嚴密佈防，行人通道及中信天橋已架設鐵馬，並放置施放胡椒噴霧用的高台，預留百名警力防範。不過警方內部評估“二次佔領”的機會不大。

9月28日，香港反對派團體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進行所謂的“佔中”紀念活動。（來源：台灣“中央社”）

2014年9月28日下午，在頭一天晚上所謂“學運三子”翻牆進入政府總部廣場及香港大學學者戴耀廷宣佈“佔中”開始後，大批民眾到金鐘一帶集結，警方被迫施放催淚彈驅散，集會人數入夜後再有增加，其後部分人“留守”佔領，其間行動擴展到銅鑼灣、灣仔和旺角一帶，並多次發生暴力對抗衝突，前後歷時79天才結束。

這段期間，香港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亂象：政府總部門前及添馬公園一帶被公然佔領，帳篷林立，公務員要繞道上班，警方用於維持秩序的“鐵馬”被“佔領者”搶去作為阻止警方執法的“反路障”，堂堂國際金融中心、“東方之珠”面目全非。

如今“佔領行動”已經過去兩年，但其遺留下來的禍害卻絕未結束，不少香港輿論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

據香港文匯報28日稱，“佔中”事件對香港法治造成嚴重衝擊，誘發“港獨”勢力抬頭，令社會撕裂愈趨嚴重。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接受訪問時指出，“佔中”搞手及一批反對派頭面人物承諾會“伏法”，但他們至今仍逍遙法外，對法治帶來很大的傷害，促請特區政府加快處理案件。

曾擔任大聯盟執委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也稱，尚有48名“佔中”主事者久未被起訴，會造成“破窗效應”，令犯法者覺得有法不依都沒問題，產生更多的違法行為。他們都認為，反對派現試圖借兩週年為“佔中”招魂，全港市民都必須警惕，珍惜法治的核心價值，並嚴防“港獨”之禍蔓延。

據瞭解，去年年初“預約拘捕”的48名主事者，包括“佔中三醜”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時任“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以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等，最終只有“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預約拘捕”，且至今仍未被落案起訴。

香港文匯報還稱，李、黎兩人在這兩年間繼續發揮“禍港本色”，其中李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多次出訪英美“告洋狀”。前年4月，二人高調訪美，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隨後又宣稱獲美國副總統拜登“順道”接見。去年3月，加拿大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無視中方反對，邀請李柱銘出席聽證會。報道稱，兩人下月將到澳大利亞出席圓桌會議及演講，主講香港未來及立法會選舉對香港的影響，預料屆時又會大放厥詞。至於另一名“禍港四人幫”成員、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被指曾在拘捕名單上，但最後仍逍遙法外。

此外，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楊志強28日也在香港文匯報刊文稱，“佔中”導致的“破窗效應”亟待修補，首先，香港社會需重拾守法意識，加強法治意識；其次，特區政府和法院必須依法嚴懲暴徒，讓暴力亂港者付出沉重代價，不能再姑息手軟，才能修補香港法治漏洞。（注：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指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

今年8月，“佔中”組織者黃之峯（左）、羅冠聰（中）被香港法院判處社會服務令，周永康（右）被判監禁3周緩刑1年。

另香港大公報28日總結稱，兩年前的“佔中”對香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所造成的破壞或許只是其次，以血淋淋的方式撕裂社會，以極端手法煽動青年暴力對抗，才是對香港的最惡劣影響。一直以來香港社會保持着相對的理性與和諧，在一些重大問題面前，儘管有不同甚至是根本矛盾，但總能通過各種討論與協商達到一個基本共識。然而“佔中”卻是拒絕任何共識，將部分人的政治主張強加於全社會之上，硬生生將社會撕裂。文章説，“佔中”更將香港青年與學生推到政治對抗的最前沿，大學生有之，連一些初中生也不例外。更為嚴重的是，在刻意的“洗腦”之下，將政治對抗説成是唯一的政治手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香港青年人的社會觀、政治觀和人生觀。一些極端政客更將魔爪直接伸向中學校園，煽動所謂的“獨立”主張，今年初的“旺角暴亂”堪稱是“集大成的體現”。

香港文匯網提到，兩年間，“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黨”等“港獨”組織一個接一個冒出，他們鼓吹所謂“勇武抗爭”，導致香港旅遊業和零售業踏入冰河時期，而香港的競爭力亦每況愈下，評級機構穆迪更擔心立法會緊張關係未能解決的話，為香港信貸評級產生負面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79天的違法“佔中”在政治層面上掀起了一個公然對抗中央、否定“一國兩制”的惡浪。香港大公報稱，迴歸以來，港人社會當然不是沒有對抗力量和聲音，但公然否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否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則是在“佔中”之後才首次出現。如今“佔中”團伙的真正目的已經隨着時間的消逝更清楚暴露在全港市民面前，他們要的不是佔領、不是違法、不是襲警，而是要從根本上動搖“一國兩制”。文章説，香港可以承受劇烈的經濟波動，卻無法承受社會撕裂的後果。香港社會可以有不同意見，卻無法承受青年的極端與暴力。在“佔中”開始兩週年回顧這段歷史，是要汲取教訓，避免出現更嚴重的事件。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田飛龍，在香港大公報刊發文章《法治、民意的惡化——佔中兩週年反思》，他認為，法治損害是佔中兩週年主要後果之一。香港裁判法院在“佔中判決”中以公義動機因素輕判，成就黃之峯、周永康、羅冠聰之青年民主派政治聲譽，變相承認其“公民抗命”之道德正當性，並凌駕於香港法治權威性之上。法官以青年社運之民主與公義面向而持同情理解之立場，比附美國民權運動的司法道德，但其未充分意識到香港憲制之地方性與從屬性，以及輕判模仿對本土分離之違憲取向的縱容效果。

他還稱，“佔中”打破了違法禁忌，旺角暴亂打破了暴力禁忌。如今，法治權威實際上正在消解，“本土派”固然敬畏法官，但並不敬畏法律尤其是基本法。香港的核心價值，似乎從法治理性向鬥爭倫理轉向，“本土無罪，造反有理”可能成為青年一代的座右銘。與法治價值屈從“社運”取向相比，香港青年的成才觀與奮鬥意識也在發生畸變，起身於本土分離主義的青年議會新星及“社運”新領袖可能成為青年世代的成功榜樣，原本的自我奮鬥精神屈居邊緣。再者，青年世代拒絕在國家的國際化進程中積極參與和獲得成長，而是侷促於一方面留戀舊式殖民主義的國際身份，一方面埋頭挖掘香港之“想象共同體”的獨立自主的歷史與歷史觀，而斷然將香港意識隔絕於整體中國的歷史和政治之外。對過去和鄉土的過度留戀造成了一種獨特的羣體悲情意識與偏狹心結，從而與日益開放和國際化的國家成長背道而馳，也與寬厚深沉的中國文明傳統及其政治生命形格勢禁。

（觀察者網綜合環球時報、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