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蔡英文正是要台灣成為“國際孤兒”
從最近4個月來兩岸關係每況愈下,回看去年11月初在新加坡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個頗有意義的觀察角度。
去年兩岸領導人“新加坡會面”的最直接意義,就是對全球媒體和觀眾明確重申“兩岸同屬一箇中國”。這個全球共識,上承22年前海基、海協兩會長的“新加坡會談”,後者的基礎則來自其前一年的“九二共識”,也就是“兩岸同屬一箇中國”。
20多年來,在國際上還沒有任何勢力公開挑戰這個共識。甚至在2004年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表明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CNN等媒體也傳開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報導。不過,這個共識因為它的政治性質和全球範圍,反而被台北操作為提升能見度與存在感的槓桿。要説其背後沒有境外勢力的暗助或利用,恐怕在理論上都很難成立。

新加坡“習馬會”
對於出口導向型的台灣來説,台北綠營想借“新南向政策”在經濟上改變“傾中依賴”;但它所依賴的東盟國家全都支持“一箇中國”原則不説,且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的依存度日益緊密,尤其大陸在今年中以來的南海較勁勝出後,更加如此。新加坡在今年11月主辦的第四屆全球經濟發展論壇,還將圍繞“一帶一路”的議題討論更高度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就是説,不論蔡英文打算把台灣轉向哪,地緣關係決定了台北脱中、反中、仇中的策略,只會讓台灣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蔡政府明知如此,卻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麼算計?這可以從對內、對外兩方面來看。
在對外方面,如本文前述,對台北而言,“九二共識”是具有高能見度的議題;但順着它走,話語權肯定在北京手裏。北京實踐“一箇中國”,必然使境外勢力遏制或圍堵東亞的戰略破局,這當然是美、日等國所不樂見的發展。儘管這是勢不可擋的方向,但在東亞找個支點使力來讓中國發展得慢一點,或讓中國崛起付出更高一些的成本以儘可能削弱其影響,還是符合國際政治的現實。
在這樣的考量下,台北作為使力支點的角色就凸顯出來了。也就是説,只要蔡英文逆着“九二共識”走,台灣的孤立就可以成為“國際事件”;既然是“國際事件”,美、日等國就可以用“區域和平”或“民主價值”等説辭使力。這些招數固然老舊,但一來已沒有別的大招可用,二來在找點麻煩的程度上來看還是管用的,這就成為蔡政府當前否認“九二共識”的外部因素。
不過,單從今年9月G20形成的“杭州共識”看來,便知逆反“九二共識”的政治效益是有限且有害的。20多年來境外勢力使得“中國威脅論”已被“杭州共識”徹底擊潰,全球都參與、等待或至少不反對“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中國方案”,後者要解決的是全球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這是過去“華盛頓共識”所無法應對的問題。那麼,“九二共識”作為北京全球戰略佈局的組成部分,也就成為全球參與、等待或至少不反對的一部分,而非相反。
也就是説,蔡政府的政治意圖不但沒有經濟支撐,且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向與願望相悖;這就決定她只能以政治哀兵的姿態孤注一擲,堅拒“九二共識”。蔡所期盼的,無非是美、日基於不甘國際地位落後所對台施放的政治口惠,這當然於事無補,但蔡也並不奢望改變什麼。因為,蔡要的只是“國際孤兒”這樣的形象,並由美系勢力的政治口惠來妝點一番,再用這單薄的形象來包裝自己的政治想像,以賺來“中國打壓台灣”或“野蠻對待文明”之類的外部輿論。
從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辯論看來,兩方候選人都頻拿中國放槍,正説明中國崛起對美國領袖級人物的巨大壓力。至於拉幫對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還有多少效能,從TPP在兩名候選人的政見中出局,可見端倪。而自馬政府開始就想方設法要加入的TPP,既然已無法作為對沖大陸經濟虹吸效應的戰略支撐,那麼將維護政治實體的想像由出口轉內銷,就成為台北唯一的市場方向。可台北的政治圖景如果不是物美價廉的產品,則必然引起島內經濟通膨與泡沫化;民生搞不定,又必然摧毀台北賴以説嘴的民主政治。從這樣的邏輯來看,可知台灣再度起步的民眾街頭抗議,其實是逆反“九二共識”的政治後果。然而,蔡政府不可能沒估計到這種後果,他們消解內部政治危機的方式則是分化與對立。
也就是説,在對內方面,台灣人不被綠營視為“命運共同體”。除了“愛台”與“賣台”這洋的老分類之外,還要依據不同的利益羣體來區分敵我;過去省籍、族羣、政治立場等分類方式不是沒有,而是新的分化方式佔據主流,對立效果也能較快變現。比如最近拿軍公教羣體試刀,就是準確算計的政治手腕;從內部製造敵人,往往是消解內部危機的辦法。
有人認為蔡政府是以中產階級為敵,這種説法不很準確,起碼理論上作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實體,就無法這用這種説法,何況蔡政府主觀上也沒這種意願。拿台灣的中產階級來説,軍公教是受薪羣體,直接受到台北的支配;而中小企業則有相當比例是綠營的傳統金主,能夠間接影響台北乃至綠營的決策。如此一來,刀砍軍公教雖然引起反彈,但軍公教的反彈仍然在蔡政府的支配和預期範圍之內,且後者還可以利用這種反彈來讓社會對立變現,從而轉移一部分政治危機的壓力。
當然,這看起來像飲鴆止渴,但起碼是暫時止渴了;畢竟,軍公教那點錢是攢在台北手裏的,砍點福利不至於引起軍公教“革命”,尤其是在他們已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台北“年金改革”的本質,説到底就是挖東牆來補西牆,為了逆反“九二共識”,軍公教既然開不了源,就只好為節流而“奉公守法”。與此相反,中小企業的資本是可流動的,他們的認同由資本利潤來決定。然而利潤像民意一洋,是可以被操縱和引導的,馬政府時代的兩岸和平紅利被黑,就是人為因素使然。同理,若“新南向政策”在經濟上失利,照樣可以被黑成蔡政府的政治紅利——也就是説,企業掙不了錢、員工薪資縮水,可説成“中國打壓台灣”的結果。這種政治語言固然沒什麼技術質量,但在當前的台灣還是多少堪用的。橫豎對不少台灣人而言,“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一樣,早被視為“統戰陰謀”或“賣台説帖”,這正是台北控制枱灣人思維的看家本領。過去藍營黑“一國兩制”,現在綠營黑“九二共識”,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手段。
所以,説綠營公器私用,以公權力清算藍營黨產,而欠缺像樣的制衡力量云云,這一方面是藍綠兩營以黑吃黑的歷史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則説明西方民主政治在台灣水土不合的現實。前述中產階級在台灣的空洞化,已基本決定台灣民主政治的虛構。登太平島的漁民面臨法辦,陸生陸配的人權待遇不公,赴六縣市長受封“藍八奴”,勞資關係、醫病關係、師生關係的對立,甚至教師節工休教不休等,都是在這種虛構政體中被分化而受到差別對待的表現。今年7月遼寧團罹難後,蔡的差別致意,更是分化與對立之術的典型──既分化台灣內部的立場,也製造兩岸情感的對立。
那麼,綠營的擁躉就剩下島內部份青年和學生,蔡要趁後者尚未見世面前,徹底挪為自己的別動隊來使用。比如18歲青少年可選舉公職民代,以及學生代表審議教學課綱等,就屬於這種政治手腕。也就是説,蔡政府既沒打算長遠,也沒打算根本,“轉型正義”只是她打帶跑的政治修辭,擁躉們長大後即使追悔莫及,也只能算是自己轉型的代價。
不過,分化敵我的目的在於將敵人越分越弱、越化越小,才是及格的戰術。如今藍營是變弱小了,中產階級也變弱小了,有些人還被分化得既弱小又低能,這相對錶現蔡的聰明。但拉一派打一派的治術固然好使,要是工農階級都羣起來反抗蔡的話,恐怕就不在她的支配範圍之內。好在台灣社會沒這種條件,農運、工運固然在日據時期就已萌芽發展,但戰後約40年的反共戒嚴體制,已基本摧毀這種傳統。反而在美國牽制島內黨派的兩手策略背景下,綠營控制了台灣工農的意識形態;當然,這不是因為綠營屬於工農階級的政黨,而是台北從內部分化出共同敵人的老套路使然。然而,老套路也有因應新問題而計窮的時候,如果台灣民眾被分化到形成廣大的弱小羣體,就有由量變產生質變的可能,尤其在失卻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結構緩衡閥的條件下。
換句話説,除非蔡不想連選連任;否則,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部條件來看,她想消解去年馬習會“一中共識”的影響,最終是徒勞的。然而,她的演出也才4個月,台灣的虛弱或失能還沒見底,且在她一定程度的支配中;美國新任總統還沒誕生、還沒使招;安倍晉三的口惠還縈繞在她耳際;朴槿惠的轉向也牽動她的希望與想像。由這些因素可判斷蔡不大可能在2020年任職結束前主動承認“九二共識”。試想“一國兩制”,過去經過8年,上世紀經過20年,藍營都沒接受“一國兩制”,憑什麼要她蔡英文向“九二共識”俯首?何況“一國兩制”被黑到底之後,台北再想接受也已時不我予。那麼,她肯定要對“九二共識”擺硬一下,才不枉費辛苦的選舉一回吧?4個月顯然還被她嫌少了。
但是,上述影響她主動承認“九二共識”的內外因素,每項都跟大陸有關。這意味着她的最終承認或接受取決於大陸的意志和實力,這個邏輯本身就説明“兩岸同屬一箇中國”,也就是“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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