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的民眾醫療
**【**新中國可以説是這片東亞大陸上第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與舊時代相比，其先進性是全方位的，醫療衞生條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67年前，人均壽命在35歲左右；67年後，中國人均壽命75歲。67年前，嬰兒死亡率高達每千人121.64,；67年後，嬰兒死亡率降至每千人20.25.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衞生醫療的改善並非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啓動，甚至在環境惡劣、資源匱乏、條件艱苦的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根據地盡力為普通民眾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
本文以晉察冀邊區為例，剖析中共邊區的****衞生建設，看看當時的醫療工作，是如何超越大部分“國統區”。】
1928年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把“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作為鞏固革命根據地必須做好的三件大事之一。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的醫療工作是紅軍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延續，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摸索出的一條適合邊區自己的醫療衞生道路。邊區醫療衞生水平得到提高，邊區人民最基本的醫療有了保障，醫療衞生知識能夠普及，為堅持抗戰打下基礎。
舊中國醫療衞生水平極其低下。學者陳達先生1935年在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著作中統計：中國每年死於胃腸類疾病的人數大約在150萬-240萬；1935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許士廉先生統計：城市新生兒死亡率在25%。二位先生統計的都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這種大城市，而八路所到之處都是農村，醫療條件更為落後！
晉察冀邊區成立前的醫療衞生狀況：民國街頭收屍人
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在1937年的報告中説：“（陝甘寧邊區）衞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人畜死亡率很高，嬰兒死亡率達60%，成人達3%；全區巫神多達兩千人，招搖撞騙，為害甚烈。人民不僅備受封建的經濟壓迫，而且吃盡了文盲、迷信、不衞生的苦頭，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陝甘寧邊區安塞的一個鄉，10年裏生了72個孩子，死亡48個，嬰兒死亡率達60%，低的地方也有40%，晉察冀邊區與之類似。
《清苑縣誌》記載：“民國9年，壁陽城村霍亂流行，百餘人罹病，死亡50人。19年，西孫莊村，傷寒病流行，發病40人，死亡10人。21年，温仁村霍亂大流行，患者甚多，死亡百餘人。”這只是冰山一角，舊中國政府沒有能力深入基層進行社會調查，實際死亡率只多不少。
疾病肆虐更需要有醫療衞生資源為其服務，但據晉察冀軍區衞生部長葉長青回憶，1937年的晉察冀“衞生條件很差。全晉察冀邊區100多個縣城沒有一個像樣的醫院，有的縣城有幾個中藥鋪，西藥更是奇缺。”縣城都缺醫少藥、缺少醫療設備，農村的情況更差。以定縣的農村地區為例， “平均每村沒有約合一個醫生，而且有226個村莊沒有一個醫生，多半是小村。有119個村每村內有一個醫生，有52個村每村有兩個醫生，有27個村每村有3個醫生，有18個村每村4個醫生，一村之內最多的有九個。”⑴不僅如此，這些醫生大部分不是以行醫為主業，沒有現代醫學知識。特別是接生婆，因此造成新生兒死亡率奇高、產婦患產褥熱極多。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四。一是：生活貧困營養不良造成抵抗力極低，加之文化水平低，惡性循環。在北嶽區五台一個村莊裏，“人們過着農奴生活，一村有一個識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聖人。”冀中平原地區，文盲佔農村人口總數的80％左右：冀西山區，學校就更少，許多村莊連一個識字的人都沒有。即使是當時受教育程度較為發達的京漢鐵路沿線，兒童入學所佔的比例僅僅有30％，其它地區則遠遠低於這個水平，連20％也不到，大部分羣眾文化程度很低。⑵
其二：文化水平低又帶來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如定縣“夏天農民的內衣三四天一換，春秋兩季二十天一換，冬天一月一洗一換。冬天貼身的內衣褲少有沒蝨子的。”洗澡方面，夏天男人可以下河，冬天就不行了。女人就更沒有機會，認為洗下身是羞恥的、是容易生病的。不講究衞生，認為蒼蠅叮過的的食品吃了對人體有益，“不乾不淨吃了沒病。”居住環境差，豬圈和居室比鄰而居。不經常打掃廁所，夏天污水橫流，蚊蟲滋生。甚至還有將廁所建在水井旁的。家中死了人停屍七天甚至半月，這極容易感染疾病。
其三：政府的權力不能深入基層加以引導，導致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妄求燒香、拜神解決疾病。盂陽一區，某村有個老頭子得病，兒子不看醫生，非説其父被狐狸精迷住，拿着乾草烤，結果將其父活活烤死。岸下村高紅兒四個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結果四個孩子都死了。⑶
其四：戰爭的影響。戰後統計，日寇對邊區萬人以上的掃蕩共計11次，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112次，千人以下的數不勝數，除了造成財產損失，邊區十餘萬人罹病。將數萬老百姓趕入“人圈”，“人圈”中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污水橫流，患病、凍餓而死的甚多。據不完全統計盂平四、六、七區四十餘村中，從抗戰開始到1944年底，共死亡3541人，其中被敵殺死775人，約佔死亡總數的20%，而得病死亡2770人，佔死亡總數的80%；阜平自抗戰以來病死6700人，佔總數70%。⑷
日寇還使用毒氣殺害無辜的邊區百姓，對他們使用細菌，甚至將食鹽里加入毒藥賣給邊區人民，。1939年定縣日軍命令捕鼠上交以製造鼠疫。1942年，日軍在冀中、冀北太行山等地強迫人民繳鼠；在雁北強迫人民繳納蝨子、老鼠、雞毛、鬍鬚。鬍鬚不論年紀每人交二兩，雞毛每户交二兩，老鼠每人交兩隻。交不出者以白銀二兩代替。日軍將收集到的老鼠、跳蚤、鬍鬚、蝨子經過處理染上病菌，在邊區大量散發。1942年，在山西五台縣因鼠疫死亡30餘人。1943年，晉察冀靈壽縣上下石門村、呂生村、西岔頭、萬壽言一帶每天死40-60人。⑸
晉察冀邊區醫療衞生人才的培養
1933年２月中旬毛澤東對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説：“醫院除了給紅軍看病外，也要給老百姓看病，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要結合進行；要教育大家講衞生。”1945年8月，白求恩衞生學校和各軍分區給邊區人民治病情況見下表。
資料來源《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 574頁
相對於總人口19，271，264人（1944年11月統計）的晉察冀邊區，⑽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在醫療服務的數量上還有提升的空間，在質量上更是如此。但應該看到，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經極為不易，這是動員全邊區的力量，培養大量衞生人才，方能實現的。
殘酷的現實意味着只有提高邊區醫療衞生水平才能堅持抗戰，但剛到晉察冀的八路醫療衞生人才奇缺。晉察冀軍區衞生部成立之初有36人，但這36人裏“包括勤雜人員，剩下的醫務人員大多數是看護。至於部隊中有的團連醫生都沒有，有的只是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多是那些走街串巷的遊方郎中，醫療水平低。”⑹不僅醫療水平低而且工作態度也不端正。男八路看病，大夫順手給男八路一個通經丸。給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鑽研業務，看小説。有些八路自己對衞生保健也不重視，接種牛痘疫苗找人頂替，後來一問原來是怕疼——一羣子彈打進身體可以像關公一樣刮骨療毒的漢子怕打針。
為了抗戰，八路動員具有愛國思想的醫療工作者來到邊區，一大批醫務工作者捨棄名利，來到邊區心甘情願過苦日子，如：微生物學教授劉璞、兒科專家陳淇園、眼科專家張文奇等等。他們捨棄的不僅僅是名利，更是用生命來為邊區八路軍戰士和百姓服務。
在冀中區工作的張珍瞭解到，畢業於日本東京慶應病理學的教授殷希彭大夫醫術高超，而且還有強烈的愛國心，於是動員他參加八路。殷希彭大夫有自己的擔心，一個是怕自己吃不慣小米——也難怪，人家那是一個月三百大洋的主；另一個怕自己年紀大了（38歲），不能和八路軍戰士一樣爬山——要一條毛驢。張珍將殷大夫的擔心彙報給聶榮臻司令，聶司令説：“別説一條毛驢就是一輛小汽車我們也應該給，雖然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來了不僅可以給我們的戰士治病還能培養一大批醫生。”
就這樣，殷希彭大夫來到邊區，從具有樸素民族思想的大夫變為一個革命者，毛驢、小灶讓給了傷病員，自己和年輕的戰士們一樣爬山路、啃窩頭。不僅如此，他還動員兩個兒子參加八路，長子在1943年反掃蕩與日寇戰鬥中殉國；二子在43年遇敵機轟炸犧牲，年僅十七歲；其妻一度帶着幼子沿街乞討。“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有了這些頂尖醫療人才，邊區開始着手培養更多的醫務工作者。1939年9月18日，晉察冀軍區衞生學校正式成立，白求恩大夫親自編寫了《外科教材》用於學校教育，還為邊區建立了一整套醫療救護制度，這是他對邊區醫療最大的貢獻。抗戰爆發後，平津地區大批學生來到邊區，如烈士崔健吾，原畢業於天津女子師範大學中文系，來到邊區後改行學醫以解決醫生不足的問題，1941年在反掃蕩中為掩護傷員犧牲。白校要求醫生須大學畢業或抗大畢業，像崔健吾烈士這樣改行學醫的愛國學生有很多，至10月衞生學校學員多達1000人。1942年學校改名白求恩衞生學校，至抗戰結束學校共培養醫生、護士、藥劑師1500餘名。⑺
同時，邊區大力普及中小學教育。1938年，邊區開始籌建中學；到40年已有29箇中學，畢業學生7166名。⑻截止到1940年，北嶽區學齡兒童入學比例達57.19%，冀中達75%，各別縣達90%。大量受過基礎教育的人就像土壤，白求恩醫學院的學生就像一粒粒種子被撒到邊區的大地生根發芽、結果。
為普及基本醫療保障，邊區招收醫務人員的標準降低了很多，比如冀中區規定有高小水平即可。助產師在農村生過孩子認識字的就行。老式接生婆有實踐經驗，但理論知識不足，於是各分區對老式接生婆加以培訓。1945年6月，邊區衞生受訓人員統計如下：
（資料來源《晉察冀邊區衞生醫療工作》19頁）
冬學運動形式多樣，學習時間靈活，有利於傳播醫療知識。如組織廣大婦女學習衞生知識、宣講人體生理常識；全面宣傳婦嬰保健工作、推廣新法接生，被譽為“子弟兵母親”的戎冠秀向婦女宣傳怎樣帶好娃娃；提倡創造“三淨四勤”的家庭衞生環境；教育廣大兒童“不喝生水”、“滅除蚊蠅”、“保護學校環境衞生”等。糾正了人民的不良衞生習慣，培養羣眾健康的生活方式。
晉察冀邊區的冬學教育，上有六十、下有懷抱的娃娃
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衞生宣傳活動，通過小學生帶動其父母養成注意衞生的好習慣，如張慶雲的《洗衣裳》街頭詩：“桃樹葉密滿院青，我娘叫我栓根繩；繩兒拴到樹陰外，洗衣棠，叫我曬，常常洗，衣裳淨，穿在身上不受病；不生病自然壯，不在吃的胖不胖。”
《晉察冀日報》中設有科普專欄，在1941年2月19日的報紙上，刊登了《開展清潔衞生運動》的社論，後又發表《講究衞生少災病》、《廣泛開展防疫工作》、《消滅春疫預防春瘟》、《開展羣眾衞生運動》等相關文章。還在廟會、集市上設宣傳欄，提高廣大邊區人民的衞生知識。
豐富多樣的宣傳活動，提升了邊區軍民的科學素養，降低封建迷信思想對大家思想的束縛。
獨立自主研製開發藥物
為了解決邊區缺醫少藥的情況，除了繳獲日寇藥品、發動藥鋪捐獻、團結愛國商人從天津、北京運西藥，邊區自己動手開展藥物生產。1938年，冀中衞生部創建時，在李各莊建立起衞生材料廠。1939年7月，邊區在唐縣建起製藥廠。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寇對邊區的掃蕩更為頻繁，對邊區急需的醫藥封鎖更為嚴密。為了保障邊區百姓生命安全，聶榮臻司令讓有行醫、製藥經驗的杜柏華擔任衞生部副部長，兼任製藥廠廠長。
杜柏華大夫每研製一種新藥，總是先在自己身上做試驗，觀察服後痛苦大小，有無副作用，以掌握第一手資料。絕對安全後，才給傷病員服用。缺少藥瓶，他帶領大家開辦玻璃廠；缺少醫用粘合劑，他帶着大家採樹油；野戰部隊攜帶中藥不便，自己研製壓片機。杜柏華終因體內藥物毒素積累太多，在1941年6月30日以身殉志，但他的犧牲打破了日寇對邊區的封鎖，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中華民族不缺神農嘗百草式的人物。
1941年，秋福百龍、撲瘧母靈、黃岑鹼、陳皮丁、痢必停、健胃散等十幾種外科用藥、婦科用藥都能自己生產了。2月20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衞生部部長遊勝華聯合簽發《關於自制代用藥品問題的訓令》：“自敵對經濟封鎖加緊後，西藥之購買與輸入日益困難，而我們邊區土產原料炮製之各種藥品……雖因技術設置所限，提煉尚不純良，外觀不如舶來西藥之精緻，但所採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藥成分之原料，或按中醫驗方所配成，屢次試驗均極有效。”為紀念杜柏華烈士，聶榮臻將晉察冀軍區製藥廠改名為柏華製藥廠。據不完全統計，柏華製藥廠在抗戰期間共生產醫藥器械140餘種，藥品119種，14550磅，23000塊，85000包，6730包，200條。衞生敷料7種，35677磅，90953個；醫療器材21種，5595件。⑼
1945年晉察冀八路軍收復張家口給老百姓看病
動員中西醫一致團結抗戰
民國時期普遍存在“中醫無用論”這種説法。1929年，國民黨衞生會議上，有代表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案”。1936年，國民黨政府頒佈《中醫條例》，“無具體的措施通過規則使中醫在知識系統和身份下擁有更為正當的合法性”。國民黨這些做法加深了中西醫之間的門户之見，兩家互不來往。在邊區，這些現象也廣泛存在，極不利於抗日大業。邊區從自身現實出發，做出團結中西醫的決定，逐漸打破中西醫的門户之見。
邊區對私人炮製中藥予以税收、資金方面的支持。阜平王快鎮的地主顧老壽，抗戰前收地租，開了三個藥鋪。抗戰後別的地主跑到山裏坐吃山空，顧老壽還開着藥鋪。有人勸他，“打仗的年頭還能掙錢嗎？掙了錢都得給你負擔了去。”他説：“賺了錢就不怕負擔，負擔越大賺的越多。”邊區實行統累税後，他專門炮製藥材、生產中成藥。邊區對炮製藥材、生產中成藥免税，他一年就賺了一百萬以上，成為王快鎮頭一家。他感慨道：“這還不是咱自己的能力。抗戰前我年輕、有力量為什麼不能發財呢？這是共產黨給咱的福利（指炮製藥材、生產中成藥免税），跟着共產黨走準沒錯！”
1941年10月22日，晉察冀日報社論《廣泛開展衞生運動加緊防治流行性疾病》號召：“各地應廣泛地儘可能的動員中西醫醫務人員和中西藥品”。杜柏華髮表文章《科學大量的使用中醫》。1942年，北嶽區黨委要求 “當地中西醫生，必須設法使他們參加衞生防疫工作。” 1945年，《開展羣眾衞生運動》要求“中西醫的團結必須加強羣眾觀點，和相互比賽醫務技能中求解決。”
45年，曲陽爆發疫情，軍醫李德慶等三人前去救治。在救治過程中，以身作則團結中醫，中西醫之間打破隔膜，視同一家，相互交流診斷情形與處方。在行醫過程中，由於邊區老百姓不喜歡聽診器，西醫學會了號脈，而中醫則學會了打針。中西醫門户之見在邊區被打破，各自為邊區的衞生事業貢獻力量。這其中最為出色的是龍華縣中醫張明遠。
張明遠式醫療合作社
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通過合作社給農民以看得見、摸得着的利益，給予農民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提高了邊區醫療水平。
1941年，邊區龍華縣醫生張明遠找到縣領導，擔心日寇掃蕩後爆發瘟疫。商討過後，決定成立醫療合作社，由張明遠大夫負責，邊區投資1800元，張明遠招集民股2000元。⑾為消滅病災，張明遠和政府協商組織醫生座談會，成立中西醫研究會，按地區劃分六個小組，到病區為病人突擊治病。兩個星期治好一千多人，制止了疾病的蔓延。
抗戰前，張明遠就是一個名望很大的大夫。通過學習現代西方醫學知識，水平提高了很多，學會了使用注射器、聽診器；同時改掉了過去看病需要病人家屬接送的陋習，自己坐驢車給病人看病，不用病人家屬準備“四盤四碟”（華北農村請大夫的風俗）。自己帶上乾糧、自制中藥備着，省的病人無處抓藥。遇有大病症時，幾個醫生一起會診，集體研究解決，治癒了很多疑難雜症。當地老百姓稱張明遠醫療合作社為“治病活人的救難所”。
開辦初期，合作社僅有三個醫生。隨着名氣、規模不斷增大，1943年秋，張明遠募集民股40,000萬元，邊區公營商店投資56,000萬元。⑿合作社經常組織醫藥研究會，經常參加的中西醫有七十六人，團結了全縣一百二十個醫生不定期參加學習，一月一次研究技術、互相學習。社裏的醫生王綬臣説：“張主任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醫藥合作社就是我的家”。
合作社研製了二十幾種丸藥，同時發動羣眾挖草藥，用草藥通過敵佔區換取川廣藥。合作社將自己研製的藥和換取的川廣藥廉價供給給別的藥鋪，影響隨着八路的反攻逐漸擴大，到1945年抗戰結束前已經擴大到易縣、淶源、淶水等地，合作社的醫生達到三十五人。
張明遠醫療合作社賣藥取一分利，貧苦人家治病免費施藥、免費種牛痘。從1941年到1945年底，合作社共救活了29280人。張明遠大夫一人救治了3116人，其中480人是他帶病救治的。僅1945年，合作社就獲利454106元，不含免費種牛痘、救災、優待抗屬、幫助醫藥研究會培養新大夫的90000餘元費用。⒀
張明遠醫療合作社還特別注意羣眾衞生，到處宣傳健康衞生防疫知識，並貫徹防、治、養三結合的教育，注意改變邊區百姓衞生習慣以減少疾病。張大夫常説：“治病是亡羊補牢的辦法，我們的技術災高明，也不如開展羣眾衞生工作，使羣眾不生病，那才來的漂亮乾脆！”
1944年，邊區有8245名病人。1945年，八路反攻地區擴大一半，邊區病人反倒較少至5455名。⒁1945年2月，邊區統計共組織醫藥合作社114個，醫生507人。1940-1945年間，邊區共組織162組中醫，治療病人1213728名，施帳藥費45941800元。⒂
民兵在埋地雷，牆上寫着“注意衞生，防止病號”
有的合作社在經濟狀況發展較好後，自己聘請醫生，如張瑞合作社。張瑞是徐水縣高村營人，38年入黨參加抗日，善於經營，邊區派他回村組建合作社。發展到1945年，張瑞合作社已經有了磚瓦廠、榨油廠、軋花廠、紡織組。經濟條件好了，合作社請了兩個大夫、一個司藥，幫助七個大煙鬼戒了鴉片，給一千餘社員治了病，補貼家境困難的社員，醫藥費減免。類似的還有高街合作社等等。
抗戰勝利前夕，晉察冀邊區做出《關於開展民眾衞生醫療工作指示》，“行唐三個月以來患病者達5687人，已死329人，曲陽兒童患麻疹的在萬人以上，只四、五、六、七區一百個村由去年十月底到今年二月底四個月死亡十四歲以下兒童即達2000人以上，定唐田興莊患病者近400人，佔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67人，佔病人六分之一以上，新解放區游擊區因敵人燒殺蹂躪，病災更易流行，行唐劉庫池一村去春患瘟疫死亡83人，佔全村人口的45%。在羣眾中流傳的三荒只有病荒還在嚴重威脅着我們對敵鬥爭和各項工作進一步的開展。”⒃
1945年5月，邊區組織婦嬰衞生訓練班對26個縣進行調查，婦女患病人數佔調查人數的49.2%，嬰兒死亡率為45%。該統計包含了新解放區，老解放區則好一些。針對解放區不斷擴大，醫務工作者不足這個問題，邊區決定降低醫療人才學習的門檻，如冀中區1945年8月通知，“文化程度有高校程度最好，初小畢業者也可。”
45年春，邊區開展婦幼保健工作，以新式接生為中心，培養新式接生員。第一期培養了40個婦女幹部，不僅給當地產婦接生，還回到所在區培訓其他接生員。邊區百姓説：八路軍、共產黨將生孩子都給我們想到了，一個種族能將自己的血脈延續下去是最大的善。因此，45年邊區婦女大會，婦女代表知道婦女幹部要去延安，紛紛回家取來小米、紅棗：“把這些帶給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訴他老人家我們一定安心搞好生產。”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老百姓吃的很不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隨着醫療衞生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長抵消了糧食的增長。
邊區的醫療工作有很多不足，即便如此，也比同時期國統區強了太多。國統區大城市產婦死亡率1.5%，城市小兒死亡率13%，農村17%，新生兒死亡率50%以上。這也預示了國共兩黨在中國未來的命運。贏得了民心也就贏得了未來，贏得了迎接了1949年10月1日的這一天。
本文資料選用：
⑴⑶⑹⑼《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後勤工作史料選編》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685、556、685、735頁
⑵《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回憶錄選編》第2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206頁
⑷《關於開展羣眾醫療衞生工作幾個問題報告》，1945年
⑸《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歷史上被隱瞞的篇章》，燕山出版社，247頁
⑺《老解放區教育史資料上冊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453頁
⑻《晉察冀日報社社論選》，308頁
⑽⑾⑿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編），227頁；《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二編），452頁，452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⒀《晉察冀邊區醫療衞生工作》，16頁
⒁⒂⒃《晉察冀人民翻身記》82、83、83頁；《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83頁
未見標註的見冉淮舟、劉繩《奇特的戰場-晉察冀抗戰史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史料選編》，軍事科學院出版，《中國婦女運動史》，《解放軍後勤烈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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