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對外援助，中國如何超越西方好心辦好事？
這邊廂和張維迎對戰產業政策，另一邊林毅夫的研究和實踐並沒有止步：繼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大旗張起之後，林毅夫繼續豐富他的理論，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對外援助上。
而這一次，不僅僅是理論。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週年之際的南南合作圓桌論壇上宣佈成立的南南合作學院，由林毅夫出任院長，已於9月初開學，來自20多個國家的學員齊聚北大燕園，聆聽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此前，世行工作期間，林已經幫助埃塞爾比亞及盧旺達引進中國企業投資，為非洲當地人造了無數個就業機會。
9月25日下午，北京的秋天，藍天白雲，氣候宜人。觀察者網編輯在這裏見到了林毅夫。這一天，他帶着新書《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級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做客北大博雅講壇，並發表題為《南南合作機制與中國企業機遇》的演講。
此時，距林毅夫教授離開世行有4年之久。林毅夫談及新書坦言：這是一個新的課題，因為在世行做的大部分是與援助有關的工作。講座還有一位氣質優雅的對談嘉賓——王燕女士。她是《超越發展援助》一書的合著者，在世行工作20年，做了大量中非發展合作與投資的研究工作。
南南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林毅夫感慨道。
原因正在於，“思路決定出路”。“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並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無論最開始結構主義提倡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是後來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徹底私有化，西方多邊機構給發展中國家的藥方，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面貌。相反，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錯誤的雙軌制，給中國以及東亞部分國家，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
2008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佔比超過了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隨着中國政府倡導“一帶一路”並牽頭建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新的、多極的、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結構正在出現。
在持續數十年的西方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並附帶華盛頓共識的發展藥方作為條件，已經證明失效的時候，中國帶着“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新發展思路，正成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那麼，中國如何不重蹈覆轍，如何超越西方的援助舊思路，好心辦好事？林毅夫對此有着深入的思考，包括實踐經歷。從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低迷期，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到如今對外援助的超越發展援助，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的思想，正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日漸被證實更加有效，從而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不容忽視又積極務實的中國智慧。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講全文，主辦方北大出版社授權觀察者網發佈。提問環節很精彩，即將推出敬請關注！
在今天的一個小時左右的報告裏，我想談幾個方面：
第一，要解釋為什麼要超越發展援助，怎麼超越？我想從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説明為什麼過去的發展援助不成功？怎麼樣讓傳統的發展援助內涵能夠有所拓寬，讓發展能夠真正地在發展中國家實現？
如果理解了這種擴大了的發展融資支持概念以後，我們發現，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實有很多新的資金來源，幫助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按照這種援助思路，這些還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像中國、像東亞經濟體那樣實現快速發展。最後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戰後 僅個別發展中經濟體成功跨入高收入階段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分的前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擺脱了西方列強的控制以及影響，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
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地區自己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成立了很多多邊的國際發展機構，包括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還有各個地區的發展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拉丁美洲開發銀行等等，也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
除此之外，發達國家也成立很多雙邊的發展機構，像美國的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還有英國、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雙邊對外援助機構。它們的目的，是希望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起來，實現現代化，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即使經過自己的努力，以及多邊雙邊的幫助，還是長期陷在貧困的陷阱當中。
擺脱貧困是所有國家的共同願望，也有幾個經濟體，比如亞洲“四小龍”，比如我們自己，同樣曾經陷在貧困的陷阱當中好幾個世紀，但是經過努力之後，從第二次大戰以後，逐漸變成新興工業經濟體，有些已經變成高收入經濟體。我們改革開放以後也快速發展，從一個人均GDP連非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的貧窮落後國家，變成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是像非洲、南亞、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陷個貧困陷阱當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這並不是個例。
從統計數字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共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為止，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當然到2020—2025年之間，中國有可能會變成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高收入的經濟體。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也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經濟體。這13箇中等收入經濟體裏，有8個是石油生產國、或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也就是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將近180個發展中經濟體，跟非洲以及南亞的一些國家一樣，一直處於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我想，從第二次大戰以後，大家都有實現現代化、提高收入、趕上發達國家的願望，但是成功的只有這少數幾個，令人非常失望。
3萬億美元援助 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擺脱貧困
如果我們要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和地區長期在低收入水平上，我們就要了解經濟發展的含義是什麼，經濟增長的含義是什麼。
從工業革命以後，經濟發展最表面的現象是人均收入水平越來越高，這就要求這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那麼要怎樣提高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呢？首先是現有產業必須不斷進行技術創新，讓每個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好。
第二，要不斷的產業升級，新的產業附加價值要比原來的產業附加價值高，所以可以把勞動力、各種資源從低附加價值產業向高附加價值產業轉移，去重新配置，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可能不斷提高。
不僅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隨着技術發展、產業升級，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產品的市場範圍越來越廣，現在的產業不但要有電力、交通這些硬的基礎設施，還要有法律、保險等制度保障。
此外，現代化技術和產業所需要的資本也越來越多，風險也越來越高，這就需要金融體系來動員、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這些都會影響到一個經濟體當中的交易費用。
所以現在的經濟增長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它本質上是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因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
以非洲為例，非洲為什麼是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因為非洲還沒有完成從傳統的農業、資源依賴的產業向現代化的製造業轉型。目前非洲80%以上的出口是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產品，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直接來自農業和礦產資源的差不多30%。
這種情形跟中國在1979年的時候非常相似，當時中國出口產品中75%是農產品或農產品加工品，有81%的人住在農村，以農業為生。我們現在能夠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製造業的轉型，不斷攀登產業階梯，慢慢進入到後工業化的、以工業為主的階段。
非洲吉布提的貧困兒童
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可以以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作為參考，這在經濟學上叫“後發優勢”。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制度完善的成本，會比發達國家更低，風險更小，所以它應該可以比發達國家發展更快。
主持人阿憶提到2000年底的時候我在鳳凰衞視做節目，提出2000—2030年，中國如果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以此加速自己國家發展，應該是有潛力維持8%的增長20年。如果這個可能性實現的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可以超過發達國家。
當然阿憶也説了，其實我們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已經超過發達國家。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在非洲、南亞，大部分國家還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國家一直還在中等收入徘徊，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理論上有可能，但實際上沒有實現，這是很令人納悶的現象，為什麼？我想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去研究，去了解。
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你要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進行產業升級，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電站、港口、公路，同樣是需要投資的。所以投資在現代經濟增長當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資就需要資本。
二戰以後，多邊國際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還有雙邊發展機構，像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多贈款或是低息的優惠貸款，從理論上講這些援助提供了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本，有了資本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應該就可以發展得很快。但是據統計，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
現在中國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了，中國也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了，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研究怎樣使中國的對外援助，真正能夠“好心辦好事”，讓接受我們援助的國家也能夠實現現代化。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為什麼援助不成功？
2008年，世界銀行有兩位諾獎獲得者，一位是研究經濟增長的羅伯特·索洛，另一位是邁克爾·斯賓塞，他們兩個人牽頭組織了二三十個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有理論基礎並且有很多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一個增長委員會。
他們研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並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從19世紀末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的增長速度大約是3%，如果發展中經濟體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的話，就代表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高兩倍還多，如果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就可以大大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徵：第一，它們是開放經濟，它們用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理念，來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生產，利用後發優勢來發展。
第二，它們都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第三，它們都有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四，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五，它們都有一個積極的、有為的政府。
增長委員會説這五個特徵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處方，就像中藥材一樣，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這五種藥材，但是單單知道藥材，沒有藥方的話還不夠。因為我們知道，每種藥材如果用量對的話，它可能就是良藥，如果用量不對的話，它就變成毒藥了。
另外我們發現，成功發展的經濟體還有一個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國內的資本積累，像日本、韓國，它們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歡迎外資的，也不允許它們的企業向外國借錢。
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外資進來的不少，但是雖然從總量來看相當多，但是從相對量來看，外資在我們國民經濟投資當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而有些國家，像新加坡，則大量利用外資。
我想對經濟發展，我們不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還要知道有什麼好的藥方，這是一個在研究上很有挑戰性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只是講成功的要素，我們可以直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我們缺什麼，然後就認為發達國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實際上單單有那些條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見得。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瞭解到底怎樣的政策組合，才能讓一個國家成功，並且表現出這些特徵，這是我這些年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就像凱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論》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句話所説：“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敗的關鍵。”這就像我們常講的“思路決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
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為什麼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並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它們當時的發展思路，發展理論，它們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麼效果。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一個新的現代經濟學中的子學科，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要追求現代化，根據這一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分離出來的子學科。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現在稱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要和發達國家水平一樣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就應該和發達國家水平一樣高，你使用的技術、生產的產業，必須跟發達國家處於同等水平。
當時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基本上是資本非常密集的現代化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產業，基本上是農業和資源產業，它們使用的技術是傳統的技術。當時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是因為它們的產業落後，它們沒有發達國家那些現代化的產業。
因此結構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如果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的話，就必須要學習發達國家的那些產業和技術，而他們又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產業按市場來配置資源發展不起來，因此結構主義就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各種市場失靈。
那麼，他們的建議是什麼？就是必須由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資金，直接配置資源、資金到現代化的大產業。這是當時的發展思路。本來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是農產品和礦產資源，進口的是現代化的工業製品，這種發展思路就被叫作進口替代戰略。
這個理論好像邏輯非常嚴謹，跟現象觀察也很一致，把發展中國家落後的道理講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有説服力。基本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採取的都是這種政府主導，去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的進口替代戰略，或者叫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這種戰略的結果通常是，有幾年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這些國家經濟都開始停滯，然後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知道，理論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結構主義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是理論的目的還是幫助人們改造世界，從這一角度來看，結構主義並沒有達到它本來的目標。
於是到了70年代末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世界上開始進行了各種反思，當時出現的新的思潮就是現在所説的新自由主義。對於發展中國家為什麼經濟發展不好，新自由主義認為是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有太多扭曲，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各種租金，也就產生了各種尋租、腐敗的現象。而發達國家通常有完善的現代化市場制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少。
當時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擺脱貧困，就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因為政府失靈，所以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是政府要退出，把各種扭曲同時取消掉，把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各種制度安排一次性引進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
這種看法也是很令人信服的，但是結果怎麼樣，經過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以後，有些經濟學家開始盤點，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比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還要低，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在六七十年代還要高，當然貧困狀況也就不能解決，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擴大。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就把發展中國家在八九十年代的這二十年，稱作是“迷失的二十年”。最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進行了反思，他們接受了這樣的判斷：即，用意是好的，但結果很差。
再看東亞這些成功國家的政策，它們在五六十年代、70年代的時候，推行的政策不是當時結構主義主張的——用進口替代的方式，直接去發展現代化產業，迎頭趕上發達國家。它們是先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產業，而且是出口導向，這種政策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因為發達國家都是發展現代化大產業，技術非常先進，你發展這種小規模、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
結果發現，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的，卻是在當時推行被認為是錯誤政策的這些東亞經濟體。在80年代開始進行轉型的時候，有幾個國家在轉型當中實現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這些國家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還有70年代的一個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
中國利用後發優勢，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創下了經濟發展奇蹟
這些國家推行的是漸進的、雙軌的政策，一方面繼續保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扭曲，給原來政府優先發展產業當中的國有企業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傳統上受到壓制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准入，而且因勢利導，積極招商引資，建立經濟特區、工業園等，來幫助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發展。
但是八九十年代的主流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曾説，你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會得到六種不同答案，但是對“華盛頓共識”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而且認為，計劃主義不如市場經濟，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漸進的、雙軌的經濟。
在當時主流經濟學看來，這種漸進的、雙軌的經濟肯定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真正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的，卻是當時推行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路徑的國家。
這些成功的經濟體還有一個特徵，它們基本上都是市場經濟或者是走向市場經濟，好像新自由主義所講的市場非常重要，在它們這裏能夠體現，但是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好像結構主義所講的有為的政府它們也有。所以它既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是結構主義。
從認識世界來講，對於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趕不上發達國家，或者沒有像發達國家表現那麼好，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似乎能夠解釋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這樣的政策去做，基本都失敗了。而且根據現在的主流理論，不管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也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取得成功。
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我們應該進行反思。我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就是進行這種反思的努力。
中國的努力：新結構經濟學藥方
迴歸到亞當·斯密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我經常講應該回歸到亞當·斯密。在這裏我想強調一下，當我講迴歸到亞當·斯密，不是迴歸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所講的像分工的重要性、“看不見的手”的重要性等等結論。
我所講的迴歸到亞當·斯密，是迴歸到亞當·斯密研究17、18世紀英國和這些歐洲國家為什麼能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亞當·斯密在他書的標題上寫得非常清楚，《國富論》的全稱是“對國民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的研究”。
我們知道任何理論都是對現象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8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國家的現象，再根據那些現象作總結。但是世界是在變的，亞當·斯密當然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以後來的一些學者也根據這些方法去研究他們所在時代的主要問題。
比如李嘉圖研究國際貿易為什麼產生，他認為是比較優勢。還有現在國內經常引用的熊彼特，熊彼特認為國家的發展主要是技術的不斷創新，而技術創新是需要企業家的。還有科斯，他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按照亞當·斯密的概念，市場就是最好的，那怎麼會有企業？在企業裏面是按照計劃、命令而不是市場來配置資源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有交易費用，企業是為節約交易費用而存在的。
後來的這些學者提出的新的理論都不是從書中得來的，而是沿着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式，去研究他們那個時代的主要現象，去研究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並提出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講回到亞當·斯密，就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我們不是從過去的學者手中得到一條魚，而是要學習這些偉大的思想家是怎樣釣魚的。
其實釣魚的方法，亞當·斯密在他書的標題上已經寫得很清楚。那麼，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本質是工業革命以後，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斷出現，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隨着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投資越來越多，金融市場這些上層建築也不斷隨之演化。產品量越來越大，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產品價值越來越大，交易的人越來越不認識，所以就必須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
所以現代經濟增長，從本質上講它的決定因素是各種技術、產業不斷創新，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各種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的過程——這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
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
要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我採用的是新古典的方法。所謂新古典方法，就是當一個決策者面臨選擇的時候，在給定條件之下，在所有選擇當中他總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
我想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結構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發展中國家都是以農業和自然資源為主，為什麼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為什麼發展中國家制度相對落後，基礎設施相對落後，等等。這種結構差異是什麼造成的，這些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都不斷在完善，完善背後的推動力是什麼？我想用新古典方式來研究這些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和這些現象變化的決定因素。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我們應該叫結構經濟學，因為按照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經濟學，研究勞動市場叫勞動經濟學，如果我們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因素，應該叫結構經濟學。
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為第一波的發展思潮叫結構主義，要區分於結構主義才叫新結構經濟學。這樣的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諾斯在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的決定因素的時候，本來應該叫制度經濟學，但是因為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區別於制度學派所以叫新制度經濟學。所以説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最主要是要跟結構主義相區隔。
那麼，什麼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新結構經濟學分析的切入點是，每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都有給定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這些要素稟賦每個經濟體都有，有的比較多，有的比較少。
發展中國家普遍是勞動力比較多，資本相對少，或自然資源比較多，資本相對少，發達國家則是正好相反，資本比較多，勞動力相對少，自然資源相對少。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是內生於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而要素稟賦在每個時點上是給定的，並且隨着時間變化。這種變化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
為什麼稟賦結構這麼重要？其實每個國家在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就是這個國家在這個時點上的總預算，而它的各種要素有相對稀缺性，這個相對稀缺性，就會決定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上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
其實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講的不是總預算的效應就是相對價格的效應，而要素稟賦和稟賦結構同時決定這個國家的總預算和它的相對價格，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在一個時點上在哪個產業的生產成本最低，也就是這個國家在這個時點上的比較優勢。
如果你所有的產業都符合你的比較優勢的話，生產的要素成本會最低，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會最有競爭力，這樣的產業結構也就是最優產業結構。
遵循比較優勢是快速發展的處方
當然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產業就必須不斷地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更密集的產業去升級，技術也是這樣的。
但是這種產業技術升級的前提是什麼？更根本的要素稟賦結構必須不斷升級，也就是每個勞動者所擁有的資源要越來越多，這樣的話，自然你的比較優勢就變成資本更密集的產業。
當然，在市場上競爭的時候不光是生產成本，還包括交易成本。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必須相應地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來降低交易成本。這樣在簡單地以要素稟賦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產業結構升級的內生性的時候，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如果一個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就代表這個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節奏太慢了，不能趕上發達國家，那它的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就不能縮小，所以所謂收入陷阱，不管是低收入陷阱還是中等收入陷阱，它的含義都是技術產業結構變化的速度太慢。
所以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要成功，並不是像增長委員會所講的是沒有處方的。如果我們知道一個經濟體的收入水平是內生決定於它的技術產業水平，技術產業水平又是內生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水平。
如果一開始你的收入水平低，人均資源少，在這種狀況下，你就要快速提高你的資本擁有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每一時點上按照這個時點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選擇技術。這樣的話你的生產成本才最低，才會有最大的競爭力，可以佔領最大的市場，能夠創造最大的剩餘，而資本就是剩餘積累來的。
而且如果你是按照比較優勢來投資的話，投資的回報率會最高，在這種狀況之下，不僅你的剩餘會最多，而且你儲蓄的積極性會最高，資本積累也會最快。所以成功是有處方的，那就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
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缺一不可
但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一個經濟學家才聽得懂的理論，對於企業家來講，他關心的不是要素的比較優勢，他關心的是怎麼樣讓利潤最大化，所以要讓企業家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時候，能夠自發地按照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必須有一個制度安排。就是讓各種要素的價格信號，能夠非常準確靈敏地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唯一能夠產生這種信號的機制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所以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的一個制度前提就是有一個有效的競爭市場。
那麼市場非常重要，政府有沒有什麼作用？
我們談的是經濟發展，不是經濟的靜態資源配置，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技術要不斷創新，產業要不斷升級，各種軟硬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而在完善的過程當中，必須有第一個先吃螃蟹的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企業家，他肯定要冒很大的風險。
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失敗了，他要負責失敗的成本，然後跟後來者講説，這個方向不對，我們不要去。他也可能成功，但是成功以後，後來者會馬上跟隨，市場競爭就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不會有壟斷利潤。
所以不管成功失敗，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都給後來者提供了有利的信息，可是他成功和失敗的代價和收益是不一樣的。這樣的話，聰明的企業家，如果他是理性的，最好是等別人吃了螃蟹以後，證明螃蟹是可以吃的，他再吃螃蟹，如果大家都等着的話，就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我們也就不可能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
亞的斯亞貝巴，中國援建的單軌列車項目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必須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講就是外部性補償。發達國家可用的激勵是專利，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我前面講過，大部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利用後發優勢，是可以引進的，可以模仿的。你不能給專利，並不代表你不需要給激勵，這是外部性補償。
同時，隨着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所用的各種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完善，而一個企業家沒有能力來推動基礎設施以及法律、金融制度的相應完善，這些必須由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家，或是政府自己來提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必須有一個政府來因勢利導，隨着比較優勢的變化，一方面要鼓勵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進入到一個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同時幫助完善軟硬基礎設施，讓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能夠獲得成功。
新結構經濟學的處方
這樣來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長委員會的五個成功的事實反映的就是我前面講的藥方，新結構經濟學的藥方。
第一，新結構經濟學講的是你必須遵循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有兩個制度前提，即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這就是增長委員會所講的成功經濟體的第四個和第五個特徵。
根據這個制度前提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如果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你一定是開放的，你什麼東西有比較優勢就生產出口，什麼東西沒有比較優勢就進口，而且產業升級的時候，你可以用現成的技術，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又是增長委員會的第一個事實。
第二，宏觀穩定。為什麼有宏觀穩定呢？因為你的實體經濟非常有競爭力，在外在危機爆發的時候，你抵抗外在危機的能力也非常強，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這種經濟體會相對穩定。如果你違反比較優勢，實體經濟很差，可能就會出現很多危機，或者碰到外在危機衝擊的時候，你也沒有能力做應對措施，所以宏觀就不穩定。因此所謂的宏觀穩定，其實是內生決定的。
第三，如果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剩餘會多，剩餘積累的積極性會高，投資回報會高，所以儲蓄也會多，這是增長委員會講的第三個事實。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成功是有藥方的，這個藥方就是按照每一個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它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場，和能夠因勢利導的有為的政府，產生的結果就是開放、宏觀穩定，儲蓄率、投資率都會高。
結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主導的援助為什麼失敗？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知道為什麼根據原來的發展思潮所做的國際發展援助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結構主義是建議政府優先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那些現代化大產業是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比較多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符合它們的比較優勢，就違反了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
如果違反了你的比較優勢，你的要素生產成本就會比發達國家高，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你的企業就沒有自生能力，是不能盈利的，除非國家給保護補貼，不然就活不了。
當時的發展援助，不管是贈款還是優惠貸款，都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違反比較優勢，造成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所以不成功。
這些企業在開放的競爭市場當中沒有競爭力，只能靠政府保護補貼才能生存，而政府保護補貼是用各種干預市場的扭曲來執行，所以在進口替代戰略或者結構主義的時候，那些政府的干預扭曲是滿足於保護補貼這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的。
華盛頓共識為什麼失敗？首先它當時只看到發展中國家政府有很多幹預扭曲，然後它認為那些干預扭曲是發展中國家失敗的原因，因此建議政府把各種干預扭曲取消掉。
而當時的發展援助，基本上是提供一筆錢，要發展中國家來進行消除干預扭曲的所謂結構調整的貸款。但是它忘了這些干預扭曲是決定於很多違反比較優勢的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的需要，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建議，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些企業馬上就破產，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失業導致政治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就不能發展經濟。所以很多國家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前面是把各種干預扭曲取消掉，後面又引進各種干預扭曲，當然效果更差。
另外很多轉型中國家不願意讓那些大型企業垮台，除了因為就業，那些先進的大型企業還跟國防安全有關，所以即使把它們都私有化以後，還要繼續給保護補貼。
像俄羅斯，它把原來的這些重工業都私有化，現在成了八大企業壟斷集團，它們是國防安全所需要的，同時又是違反比較優勢的，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
而且通常私有化以後給的補貼會更多，為什麼？在國有的時候，這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會跟政府要保護補貼，但他是國家僱員，拿了保護補貼放在自己口袋裏是貪污，是犯法，是要槍斃的。
但是私有化以後，私人老闆同樣跟政府要保護補貼，因為他們生產的是國防產品，沒有這些國防產品，俄羅斯今天也不敢跟美國叫板，但是這些私人老闆拿了保護補貼可以放在自己口袋，是天經地義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他有更大的積極性去尋租。
我在90年代跟國內外很多人爭論，他們認為當時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都是零售和輕工業，當然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減少政府補貼，減輕政府負擔）。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於違反比較優勢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產業，因為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所以要保護補貼，並不是因為它們是國有企業，所以要保護補貼。按照這種思路，當時我推斷，如果把這些大型企業快速私有化，給它的保護補貼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現在20年的時間過去了，有大量的實證經驗證明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的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效率比原來低，從政府拿到的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這就造成了我們看到的在華盛頓共識改革過程當中出現的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
那麼為什麼漸進雙軌的改革反而是成功的呢？漸進雙軌的改革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既然舊的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那就繼續給保護補貼，但是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准入，而且因勢利導支持其發展。
比如説當時交通基礎設施差，我們就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把基礎設施做好；當時的營商環境不好，但是至少在工業園區裏面，在加工出口區裏面，是“一站式”的服務。
這些符合比較尤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當時沒有這生產技術的，那就招商引資，所以這些產業，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很快發展起來，達到了穩定和快速發展。而且發展很快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又增加了很多資本，這些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發展得很快。
而隨着資本的積累，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變得符合比較優勢。在違反比較優勢的時候給它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但是現在再給它保護補貼那就是錦上添花，企業當然是非常歡迎的，但是又可能造成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現象，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深化改革，把這些保護補貼取消掉。
中國對外援助實踐：以非洲為例
從這種角度來看，進入21世紀後這十年，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可以發現，它面對的國際環境有所變化。
第一個是儲蓄的來源，在70年代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儲蓄是相對較少的，在這種狀況下，很多資金是來自於發達國家。但是進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儲蓄率高了，所以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總額是高於發達國家的，資金來源也更多地來自於發展中國家。
從投資角度來看也是一樣，在60年代的時候，80%的投資是發達國家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只有20%。但是進入到2000年以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越來越多，而且中國的投資佔發展中國家總投資的將近一半，所以更多的儲蓄和資金會來自於發展中國家。
尤其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而且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它的資金來源就會越來越多。並且隨着中國的發展，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對國際發展做出了很多新的承諾。
這裏麪包括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這個倡議秉持着三個原則：廣泛徵詢、共同建設、利益共享。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倡議成立亞洲開發銀行，通過新的多邊國際發展機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在2015年聯合國7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宣佈，建立20億以上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資金，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成立20億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
2015年在南非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習近平主席也提出在未來三年我們要提供600億美元資金，這當中包括贈款、無息貸款、優惠貸款、非優惠貸款，用於非洲的結構轉型、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升級，並且還要設立一個20億美元的產業合作基金。
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從2008年危機發生以後到現在還沒能復甦，它們能夠提供的貸款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我們能夠提供的對外發展合作的資金越來越多。而且不僅我們的政府提供的資金越來越多，我們的企業也在越來越多地“走出去”，帶出去資金、技術，帶出去我們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學者沈曉方做了一個研究，2015年我們在非洲民營經濟的投資當中，有將近40%是投資在製造業的，當然都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製造業。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礦產上是7.4%，基礎設施上是6.2%，在零售、物流方面的投資是13%，所以民營經濟走出去更多地是在製造業上面。政府做的當然有很多是在礦產資源、大的基礎設施上面。
我們知道，推動一個國家發展的最主要的是結構變遷，從農業經濟逐漸地去發展製造業，爬製造業階梯，慢慢變成一個工業化、現代化國家，進入到後工業化時代，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這是我們從結構變遷的理論和經驗中瞭解到的。
我們要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些外來資金應該是用來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調整，實現結構變遷。但是我前面談到，過去來自於發達國家的是兩種傳統的資金來源，一個是贈款，不用還的，一個是優惠貸款，很低息的，但是他們過去思路錯了。開始的時候是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大的製造業，後來就是要政府退出，發現效果不好以後，到90年代末又開始進行人道主義的教育、健康援助，但這些都沒有真正推動這種結構變遷。
而我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對外合作，不管是政府的贈款，還是低息優惠貸款，或者是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支持它們基礎設施、產業建設的貸款，即使優惠力度沒有像發達國家的贈款或者低息貸款那麼低，但是這些錢能夠更好地幫助發展中國家來實現它們結構轉型和變遷，所以更有效。
隨着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將來給其他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越來越多，同時它們帶去的知識、信息、能力能夠更好地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轉型，所以有必要把這種發展融資的概念進行拓寬。
除了傳統的政府贈款和低息貸款，應該增加第二種，就是跟結構有關的，比如説我們給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信貸，這也是有利於它們結構變遷的。
第三，像我們的進出口銀行和開發行，還有我們的雙邊機構，有些也是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這種貸款雖然是按照國際上的市場利率，但它是用在改善基礎設施、進行結構調整上，有利於這些國家的發展。
此外，我們還有絲路基金，還有中非基金，只要是用於投資，基本上都是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按照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解決這些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所以這些也應該包含在發展援助裏。
最後一項是一些主權債務基金，總之只要是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調整、結構變遷的，都是有利於它們發展的。我們用一個指標，包容發展的理念，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南南合作的發展趨勢。
比較起來，傳統的北南發展援助，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為基礎的，它的口徑是窄的，主要是贈款和低息貸款，並且它的援助是跟貿易脱鈎的。因為發達國家在這些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項目上沒有比較優勢，所以它建議跟貿易脱鈎，但這些努力並不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結構轉型，也就沒有辦法幫助它們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而南方國家之間的發展援助，是以南方國家的經驗為基礎的，比如怎樣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怎樣建立工業園區，並且來自南方國家的這些資金，是把援助、貿易和民間投資結合在一起，更接近市場行為，會更有效率，所以它是互利雙贏的。
南南合作推動結構轉型的新機遇
飛雁模型和發展成功
如果沿着這個新思路的話，現在非洲國家，或者是其他南方國家，會面臨着非常好的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機遇，因為我們看到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成功發展的國家可以利用後發優勢。
但是利用後發優勢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隨着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就讓出了原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空間，如果你正好進入到了這些產業，你就可以大量地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到現代化的製造業，只要這個產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你就會發展很快，積累資本，然後不斷進行產業升級。
最明顯的例子，我們知道，18世紀工業革命是在英國發生的，從紡織業開始，紡織業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英國發展得非常好，資本積累，產業升級了。在19世紀的時候，西歐的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典、意大利、瑞士，就去發展那些紡織業、成衣業，實現了它們的工業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同樣工資上漲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以後是最先發展的，也就是依靠美國讓出來的紡織、成衣、電子加工業。到了60年代的時候，日本工資上漲了，亞洲“四小龍”當時還是農業經濟，正好利用日本工資上漲、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失掉比較優勢的窗口機遇期，它們進入到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所以發展起來了。
到了8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工資上漲了，正好我們改革開放，也抓住了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在原來的經濟體失掉比較優勢，給我們帶來的進入市場的窗口機遇期，讓我們快速地實現了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轉型。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結構變遷的領頭龍
在2010年，我在世行的時候，應邀到聯合國世界發展研究院做年度演講。當時我提出，由於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原來依靠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成為“世界工廠”，現在隨着工資上漲，也會出現像日本在6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80年代那樣的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
這個窗口機遇期跟過去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在60年代的時候，日本在整個製造業僱用了970萬人，80年代韓國製造業僱用了230萬人，我們的台灣是150萬、香港是100萬，新加坡是50萬。我們中國內地這一部分，在整個製造業僱用的人數是1.25億，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有8500萬人。
現在的低收入國家，加起來整個製造業僱用的人數只有850萬人，非洲54個國家，包括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以及沙漠以南的國家，它們現在製造業僱用的工人加起來差不多隻有一千萬人。所以中國讓出了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會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像東亞那樣的經濟騰飛的非常好的窗口機遇期。如果它們的發展理念，以及國際發展援助，能夠用在解決它們交易成本高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上面，然後針對它們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話，它們就可以很快發展起來。
華堅鞋業在埃塞俄比亞的迅速成功
有了這個研究以後，我在2011年3月份，到非洲目前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埃塞俄比亞進行訪問。它是內陸國家，沒有港口，交通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也很差，過去從來沒有人認為這個國家可以發展現代製造業去出口。
華堅公司在埃塞爾比亞的工廠
當時我拿着我的研究成果去見他們的總理梅萊斯·澤納維，跟他講中國現在要讓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窗口機遇期，埃塞俄比亞的工資成本只有中國的1/10，它有很多皮革，按理説它應該可以發展製革業。在2010年的時候，中國在製革和製鞋業上僱用的是1900萬人，埃塞俄比亞當時只僱用了8000人，如果從要素生產成本來講它絕對是有優勢的。當然，它的交易成本可能比較高，那你就可以設工業園，把基礎設施做好，可以學習中國“一把手”工程的經驗，在工業園裏提供“一站式”服務。我跟他談了中國的經驗以後，建議他到中國來招商引資。
2011年8月份，梅萊斯總理就到廣州東莞來招商，11月東莞有一家最大的製鞋企業華堅到埃塞俄比亞首都考察，一考察就決定在埃塞俄比亞投資，並馬上招募八十多個工人到國內來培訓，3個月以後就在埃塞俄比亞首都旁邊的一個東方工業園設立了華堅工廠。
開始的時候兩條生產線僱用了600個人，推行的方式就像我們80年代初一樣，全部兩頭在外，所有原材料從中國運進去，所有產品賣到國際上。2012年3月份產品開始出口，5月份變成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10月份這家公司開始賺錢，到年底僱用2000人，第二年僱用3500人，這在非洲基本上是神話。
但是這家企業的成功，就成了我們中國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變了埃塞俄比亞對他們經濟發展道路的想法。
因為在2011年之前，他們的發展道路是受到傳統思潮的影響，希望發展現代化的先進製造業，不歡迎夕陽產業，但是那種先進產業一般不來，來了以後大量補貼，也不能創造多少就業。這些發展中國家最需要的是就業，最寶貴的資產是他們的勞動力，只有走這一條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道路，它們才能夠很快地形成競爭優勢。而且這個競爭優勢形成以後，馬上會改變大家對埃塞俄比亞的看法。
2013年埃塞爾比亞政府決定設立一個新的工業園區，按照規劃，當年要建22棟廠房，到年底只蓋了8棟，可是到年底的時候，這22棟全部租出去了，都是外商來做出口加工的，像紡織業、成衣業、製鞋業。現在埃塞俄比亞變成非洲國家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C&H 成衣在盧旺達的快速成功
埃塞俄比亞成功以後，非洲還有一個小國叫盧旺達，大家可能知道盧旺達在90年代的時候曾經有種族屠殺，1991年以後政局開始穩定。
這個國家治理也不錯，但是它比埃塞俄比亞更深在內陸，人口規模也不大，過去從來沒有出口過製造業產品，只有傳統農業和農業加工業，創造就業也不多，而且勞動業提高幅度不大。看到埃塞俄比亞成功以後，他們的總統在2013年的時候，來天津參加達沃斯論壇，之前給我打電話希望跟我見面。
我當時正好要去烏茲別克斯坦開會，只好説見不了，結果他以總統之尊，在中國停留了兩天，等我從烏茲別克斯坦回來以後，在我辦公室談了一個下午，研究像盧旺達這樣的內陸的人口密集的國家，怎麼樣進行結構轉型。
受到他的鼓舞，後來在2014年我在盧旺達進行過幾次考察，2015年的時候在聯合國工業化大使，也是原來華堅在埃塞俄比亞的老總的幫助之下，在2014年底決定在盧旺達首都旁邊的一個經濟特區設立一個成衣廠。
2015年2月份，這個廠開始僱用200個工人開始培訓，到7月份的時候僱傭人數達到500人，當然它的物流非常差，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跟我們在80年代一樣，跟埃塞俄比亞一樣，全部都是兩頭在外，所有原材料從中國來，所有產品賣到國際市場上去。當年8月份成衣開始出口，到今年5月份的時候，僱傭人數已經達到1000人。
這家企業現在是盧旺達最大的企業，除了軍隊和政府之外，它僱用的人最多，而且是盧旺達第一次向世界出口製造業產品。這家企業成功以後，現在很多國際投資者和國際買家也紛紛來盧旺達考察，準備在這個地方下單，準備在這個地方設廠。
結束語
所以總的來講，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在這個結構變遷的過程當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是需要投資的。如果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融資，是用來增加它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投資，或者是消除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市場當中的各種瓶頸，來減低交易費用的，這些發展融資應該就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快速地發展。
遺憾的是，過去發達國家總是以它的理論和經驗為標準，讓發展中國家照搬，結果都不成功。我覺得非常需要我們自己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的道理是什麼，根據這個道理來建議發展中國家，市場怎麼發展，政府怎麼發揮作用。發展援助也應該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轉型。
根據這個思路，有必要用將來在資金流動上會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政府和企業可能提供的資金，來擴展現在的發展合作、發展援助資金的範圍。
這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必須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技術的創新，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不斷提高，收入才能不斷增長，我們的增長也可以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一個史無前例的黃金窗口機遇期。
按照這樣的發展思路，來做發展政策和援助政策，我相信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像東亞經濟那樣實現快速發展，實現它們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夢想，實現我們中國人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這樣一個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謝謝！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