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世界公民的死亡證明——來自特麗莎·梅

“If you believe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you’re a citizen of nowhere.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very word ‘citizenship’ means.” （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這個詞的真正意義。）

新晉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在10月5日保守黨大會上，激情滿滿地發表了一番被視為是“硬性退歐”（Hard exit）宣言的講話。在講話中，特麗莎·梅這位牛津大學畢業、曾經的英格蘭銀行金融顧問、Jimmy Choo和Vivienne Westwood等高級時裝鞋的狂熱粉絲，帶着她一臉的精緻妝容，站在了廣大跟她一樣衣着楚楚的保守黨高級成員前，面無表情地宣佈，要為廣大受壓迫的英國人説話了！梅姨告訴大家，過去英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都是移民造成的。社會分層嚴重，是因為工作都被低能的外來移民搶走了；社會不公平，是因為福利都被移民分光了；政黨政治無效力，那是因為工黨宣揚虛假的世界主義、擁抱移民、並殘酷迫害他們自己的議員。總而言之，英國的未來是要靠保守黨這羣精英老爺們，一鼓作氣，閉關鎖國，清除意識形態中的社會主義左翼（socialist left）和自由主義右翼（libertarian right）、領導下層百姓，重塑輝煌。

梅姨宣佈，從今以後，如果“你自以為屬於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完全不理解“公民身份”的意義。梅姨還提到，國防是我們的重中之重，“我們再也不會讓那些社會活動家（activists）、人權律師（human rights lawyers）開嘴炮（harangue）威脅（harass）我們行使國家權力”。在這句話結束後，保守黨大會全場進入了一種集體高潮，掌聲與叫好聲久久不散。

就在英國保守黨精英們開大會之前不久，“文明世界”的另一座燈塔，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用他們的方式演出了另一場類似的大戲。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大地產商和電視明星唐納德·川普在邁阿密人羣的狂熱歡呼中，伴隨着《悲慘世界》音樂電影中號召人民起義的進行曲《你是否聽到了人民的歌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像皇帝一樣走上台，接見他的子民。像梅姨一樣，川普也向他的子民們保證了一個清洗移民、加強國家權力的強硬政府。

這不是西方世界精英階層第一次將國家乃至世界引入深淵。事實上，至今仍有不少對自己充滿信心的知識精英們，無法理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那些既有“文化”又充滿“理性”的德國人，為什麼會通過民主選舉，讓一個“瘋狂”的獨裁者當上國家領袖。他們真誠地信任，自己代表的“理性”與“教化”、以及由他們指引的精英主義政治必然能夠將國家與世界帶向美好的未來。然而，無論是二十世紀的文明燈塔德國，還是今天的民主標杆英美，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展示了精英政治的褊狹與機會主義色彩。而從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式的地球村、取消國家管控、絕對個人自由，以及西方左翼政治對少數羣體權益的極端推崇，到今天像瘟疫一樣蔓延所有歐美國家的民粹主義、以及各類保守黨政府重新提倡國家主義。短短三十年，西方便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在這個過程中，驕傲的西方精英們自信滿滿，自以為是地不斷塑造整個世界秩序，而在這個過程中被捲入戰亂、因貧困而遭到奴役、甚至失去生命的世界人民則不計其數。這種精英政治到底為我們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

梅姨的這句名言，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今天精英政治中的重大困境。就在三十多年前，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時，“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取代了曾經的共產主義者們的“國際主義精神”（internationalism）認同，成為了似乎能夠聯繫整個世界、並代表了人類普遍未來的精神。但是，與那種國際主義的理想不同，世界公民對絕大多數人來説，幾乎就是一種奢侈的夢想。世界公民對廣大城市中產者來説，是那種坐着私人飛機，早上在香港維多利亞灣畔醒來，下午在巴黎的街頭喂鴿子，晚上便到紐約的第五大道上吃米其林餐廳的生活方式。對自詡有着左翼世界革命理想的人來説，則是那種帶着自己同性伴侶去上午去奧爾良街頭為黑人權利呼喊、下午到倫敦諾丁山去參加文化多樣性嘉年華遊行、晚上揹着一個簡單的行軍包，夜宿機場，為了趕第二天的早班機去坦桑尼亞保護動物順便還能看看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雲彩。他們是一羣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羣人民的特殊階級。而他們，卻仗民主之名，成為政治活動中全體人民的代言，用自己的利益，裹挾全體人民。

每當問我那些和藹可親的鄰居們，他們怎麼看待退歐這事兒的時候，他們總是不加掩飾地重複“移民奪走我的工作和福利”這句話。此時，他們又會很快地看着我的眼睛説：“哦，當然你除外。”這種尷尬的對話，恰恰反映了精英政治的虛偽與空洞，而這種虛假的政治也進一步創造了一種民主的幻想。當指責取代理想成為政治的主線時，一種政治的衰亡便歷史性地開始了。

拋開一切語境，特麗莎·梅的這句話不無道理。事實上，那種摧毀了政治理想的、只屬於少數人的“世界公民”想象，的確將人同他們所屬的時代與所屬的社會環境割裂開來。它將一個社會的精英從他們腳下的土地，與周圍的人民分離出來。它不但創造了一羣試圖“拔着頭髮想讓自己離開地球”的精英，更創造了一個以此為生，併為之而生的精英階級。這個階級有意或者無意地，將自己的偏狹當做一種“普遍”的理想福音，從遙遠的天上傳到地上。全然不顧這種“福音”將會對世上的國，世上的人民造成何種創傷。他們的確“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他們不願，或者是無法真正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然而，諷刺的是，高高在上的特麗莎·梅也屬於這個“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人羣。她將對“世界公民”的批判當做一種黨爭的武器，用來阻擊工黨、拉攏英國獨立黨的選民。她將精英政治帶來的政治與社會斷裂，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嚴重不公歸因於面目模糊的“外來移民”，她用一個幾乎全部是白人上層男性金融精英組成的政府，來領導一場代表“每個人”的社會變革。而除了口口聲聲要求控制外來移民，但卻不願退出歐洲共同市場的保證之外，除了要求所有僱傭外國人的公司公示並登記它們僱傭的外國人比例之外，特麗莎·梅卻並沒告訴英國人，她究竟會如何完成這場世紀變革。更讓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她口中作為國家基石、且被她的政府所代表的“每個人”究竟指的是誰？在這一番激動但卻空洞的講話中，我們彷彿看到了半個世紀前歐洲大陸上，那個曾經發生過“水晶之夜”的嚴謹且理性的國家的影子。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再走回到原點，“文明”的西方才花了不到一個世紀。

而每到這個時候，我便不免想起60多年前在國慶一週年前夕，天安門城樓上掛起的那個令今天許多人感到不解的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也許，從西方的視角來看，這個宣言的最初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更加合理。對習慣了二元論世界觀的人們來説，世界與國家兩者之間格格不入。要麼，應當像國家主義者那樣，一切以國家利益為中心；要麼，像無政府主義者或西方的左翼那樣，主張消滅國家。而也正是在這種當代政治最根本的二元論世界觀基礎上，西方近半個世紀來對“第三條道路”的探索始終聊聊無果。

事實上，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曆史便恰恰是在這種國家利益與人類普遍利益辯證關係中行進的。正像天安門城樓這則宣言中表示的，中國走向富強的現代化建設，不但是在一個世界現代化歷史背景中展開，更是為人類走向未來的共同體建設作出貢獻的重要工作。正像毛澤東在1956年時談到，中國經濟發展是6億人民的自救，而這種自救，不但減輕了整個世界共同體的負擔，也為世界其他受到壓迫、處於經濟發展低級階段的人民提供了重要的普遍經驗。這種普遍經驗，在其多次談話中，被總結為一種結合本地區、本民族、本國家社會發展實際而進行 “自力更生”的努力。這種“自力更生”不單單是為了擺脱依附，獨立發展國民經濟的努力，也是一種不迷信“外國”，通過摸索道路的政治實踐。國家，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是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差異的產物，也是各個差異人羣在世界範圍內“自力更生”實踐得以實行的基本單位。同時，所有在經歷這種偉大的“自力更生”建設的國家又構成了一個互助共同體。也正是在這種以自身努力為基礎的平等互助共同體中，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才真正得以誕生。

儘管它有着異常豐富的實踐和成就，但從西方的二元論視角來看，這種國際主義的理想不切實際。隨着冷戰的結束，這種理想也更加被視為是沙文主義的面具，是蘇聯國家利益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的面具。隨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展開，西方用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用“世界公民”的語言，重新塑造了一種新的彷彿是代表了全人類利益的普遍主義理想。然而，今天，恰是在這種虛假的普遍主義的出生地，特麗莎·梅將其判了死刑。

世界公民死了。它作為人類的理想活了大約30年。就在2016年，它被它的生父母判了死刑。而國際主義精神還活着。在天安門城樓上，在人民的覺醒中，它從未離去。

【本文選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