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裏德·扎卡里亞：社會分化的罪魁禍首早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身份認同

近來美國大選的關鍵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在支持唐納德·特朗普？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一種方法是將目光延伸至美國以外。特朗普所代表的，其實是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浪潮。在過去的幾十年，民粹主義逐漸抬頭。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不論在瑞典、希臘、丹麥還是在匈牙利，它都能找到紮根之處。在不同國家，其重心可能因各國獨特的政治環境有所不同。然而，民粹主義竟能夠適應如此截然不同的政體、文化和歷史，這是否意味着它的背後存在着某種一致的決定因素呢？

競選中的特朗普（資料圖）

雖然民粹主義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但在亞洲卻了無蹤影——甚至在日本、韓國這樣發達的經濟體中也並無跡象。在拉丁美洲，委內瑞拉、阿根提和玻利維亞等國的左翼民粹主義勢力在經歷了過去十年的挫敗之後，正逐漸消退。然而在歐洲，民粹主義卻在迅速擴張，影響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篇重要研究論文中，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和皮帕·諾里斯估計歐洲的民粹主義黨派勢力（在大選投票中的百分比），已經從上世紀60年代的6.7%（右翼）和2.4%（左翼），飆升至近6年來的13.4%（右翼）和12.7%（左翼）。

此論文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在於，兩位作者指出了民粹主義勢力膨脹的一個關鍵原因——政治的重心已逐漸離開經濟問題。現今，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仍受限於上世紀“左翼-右翼”基本模式：左翼黨派提倡增加政府支出、擴大國家福利體系、加強國家對商業的監管；右翼黨派則旨在限制政府權力、削減安全管控系統、提倡自由放任主義政策。以往的公民投票結果的確也印證了這樣二分式的意識形態——工人階級往往投票給左翼黨派，而中上階層偏向於右翼黨派。

不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和皮帕·諾里斯注意到，其實這樣的傳統投票模式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始發生改變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寫道，“在英國、法國、瑞典和西德等國，根據階級區分的投票模式就已經不占主導地位。在美國，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此投票模式已經滑入最低谷。”而在今天的美國，用經濟狀況預測公民投票傾向的效果，遠不如使用公民對同性婚姻的態度這一因素。兩位作者還分析了幾十年來不同黨派內部的政策平台，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起，經濟問題就已開始失去主導作用，而非經濟因素，如社會、環境等問題則變得愈發重要。

2015年6月28日，美國舊金山同性戀大遊行（圖片來源：新華社）

我想，原因部分在於左翼和右翼黨派在經濟政策方面史無前例的趨同性。上世紀60年代，兩派在經濟方面的立場大相徑庭：左派想將產業國有化；右派則想將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私有化。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右翼政治家們在這方面仍然號稱堅守自由放任主義，但實際上僅僅停留於口號和理論。保守派逐漸習慣了混合型經濟體，而自由主義者則逐漸接受了市場力量。布萊爾（英國工黨）和卡梅倫（英國保守黨）二人的經濟政策的確有所不同，但和歷史上兩黨政策的差異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僅如此，從上世紀70年代到今天的歷史，還見證了西方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在過去的20年間，人們逐漸意識到經濟政策也無法逆轉這一趨勢。比如投票者們發現，不論是減税、改革還是刺激計劃，公共政策都效果甚微。經濟問題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不再是影響政治的關鍵因素了，代替它的是一大堆混合型問題——這些問題可以籠統地用“文化問題”概括。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和皮帕·諾里斯寫道，這些“文化問題”源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的年輕人開始接受一種“後物質主義政治”，關注諸如自我表達、性別、種族、環境保護之類的問題。這種趨勢當然受到當時老一輩選民的牴觸，尤其是那些無法接受年輕一代的新觀念、並試圖重建傳統價值的男性選民。今天特朗普能在共和黨初選中獲勝，關鍵在於他意識到了，儘管保守黨不斷宣揚自由貿易、減税、放鬆監管、福利改革等政策，但保守派選民的注意力早已不在這些問題上，而是轉移到移民、治安和身份認同等問題上了。

2015年3月11日，美國民眾遊行，抗議驅逐非法移民（圖片來源：赫芬頓郵報）

這才是最新的政治現實，也正因如此，今天的黨爭才會如此嚴重，政治演説如此犀利，妥協似乎難以達成。你想，在經濟問題上，不同黨派間的確有空間求同存異——畢竟，錢總是可以分的。但要怎麼在身份認同這種本質問題上求同存異？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每一派都執着於自己對美國未來的設想不願妥協，每一派都真誠地認為其他派別不僅方向完全錯誤，而且觀點荒唐至極——這種矛盾簡直是無解的。

（青年觀察者孫予聰譯自9月15日《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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