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蕙逸：日本介入南海圖什麼

【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在香山論壇期間向媒體表示，南海諸島正是在二戰後從日本佔領下回到中國懷抱的，日本企圖通過巡航南海，實現否定二戰成果的目的，中國絕不會允許日本破壞二戰後國際秩序。

**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確實要追溯到二戰。從二戰至今，日本在東南亞着力頗多，****可以説，日本的目標已經部分實現，在很多東南亞民眾心中，從二戰侵略國變成可以效法學習、重建國家政經秩序的榜樣。而安倍政權現在的外交策略，**則有更多的小算盤。】

日本在南海仲裁公佈前後的積極姿態，一直標榜日本是為了維護地區秩序。其中，日本主要的訴求是維護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與以國際法為指導原則的區域秩序。然而，這些主張，似乎不能完整解釋日本對南海問題的高度興趣。南海地區航行自由的維護，早已為國際社會與各聲索方認同，並在多次多邊場合中重申。而南海仲裁案的結論，也可能不支持日本在衝之鳥和釣魚島的主張（日本主張兩者都是島嶼，從而可產生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日本積極介入南海，似乎是被其他原因所驅動，其目的已經不止於維護南海的區域秩序。從東南亞的視角，檢視二戰以來，東盟與日本的關係變化，並在安倍政府2012年上台以來積極推動日本外交的背景下，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日本在南海問題的主張，以及日本與東盟關係未來的發展。

二戰以後 日本對東南亞的金援外交

從東南亞國家看待日本的角度，可以發現東北亞與東南亞似乎存在着兩個不同的敍事主線。**當中韓因為不滿日本沒有對二戰的侵略罪行負起責任的時候，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觀感，大多轉為正面肯定，並且期待日本持續對東南亞的海外援助。**可以説，日本已經從二戰侵略國，變成二戰後東南亞國家效法學習，重建國家政經秩序的榜樣。

首先，二戰時候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宣傳相對成功。日本呼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幫助東南亞地區國家脱離西方殖民統治。然而，日本的作法，也存在以幫助反殖為名，實行為己謀私之實的爭議。日本在二戰時候的功與過，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國家與馬來族國家，又有區別。

在東南亞，越南與新加坡是對日本懷抱相對謹慎態度的國家。在越南，日本曾經以幫助越南脱離法國殖民政權為名，暗地實行法日共管雙軌制，想取代法國統治中南半島。日軍還奪取半島上大量物資，支持大亞洲地區作戰日軍的補給，導致越北人民因為饑荒而大量傷亡。對越南來説，日本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日本終結了白人優越的統治現實，另一方面也製造了日本民族優於其他亞洲民族的現象，日本利益擺在越南人民的利益之上。因此曾經擔任日本傀儡政權首相（1945年由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權，越南名義為獨立的國家，實際卻為日本控制）的陳仲金，就曾經點評：日本所謂的“共榮”，其實是為自己“贏利”的美化詞。這導致了二戰以後的越南，是反法又反日的。

另一個對日本保持戒慎態度的東南亞國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因為有大量的華人，在二戰期間成為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海外基地，也因此成為日本政府與軍隊的施暴目標。因此，新加坡對日本也懷抱着雙重情緒，一方面因為二戰經驗對日本產生的仇恨與恐懼，深刻影響了建國以後的第一代統治階層與人民。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敬佩日本戰後的迅速重建，將日本當作新加坡國家發展學習的榜樣。

不同於馬來族國家，新加坡與越南在學習日本戰後重建經驗的同時，因為戰爭經驗與區域秩序被東西方冷戰主導所幹擾，兩國與日本關係的深化，一直到90年代以後，才顯現出來。新加坡在日本的二戰責任與歷史問題上，與中國的立場相似，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認為，了結這個道歉問題是日本能否取信於鄰國、在國際上扮演更大角色的前提條件。而直到越南於1980年代末期採取開放政策以後，日本才於1992年開始向越南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日本也與新加坡和越南議定戰爭賠償。1953到1959年，日本與南越政權 （越南共和國）協定日本於協定生效後五年內，提供相當於3900萬美元的物資和日本人勞役，外加750萬美元的限額貸款。日本和北越政權（越南民主共和國，後於1976年統一越南，成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1973年9月21日建立外交關係。對日本於二戰期間在新加坡屠殺中國人事件，日本於1967年分別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議定，以“贈款”和“貸款”的名義，提供2500萬新元，以日本產品和提供勞務的方式賠償。

日本與其他的東南亞馬來族和伊斯蘭國家，也在戰後陸續議定和平條約、戰爭賠償，或規範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協定。1958年日本與印尼簽訂和平條約，第一條確認兩國戰爭狀態正式結束；第四條A款日本同意無償提供印尼政府相當於兩億兩千三百零八萬美元的日本產品及勞務供給。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以後，受到冷戰國際環境及國內華人問題的影響，將共產主義視為主要威脅，實行“親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戰略，立即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並從1959年開始，兩國致力於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菲律賓是東南亞國家中，受到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地方之一。菲律賓雖然批准1951年對日和平條約（舊金山條約），但始終不放棄對日索求戰爭賠償。經過多次協商，1956年兩國正式商定由日本以商品和日本人勞務的方式，向菲律賓賠償5.5億美元。後來日本也以海外開發援助等方式，成為菲律賓最大的經濟援助國。

總體來説，戰後初期，東南亞地區對日本懷抱着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日本提供的資金和技術，對剛脱離殖民地統治的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發展，幫助很大。而多個國家領袖也表示對日本戰後迅速重建的肯定，將日本當作學習的對象。又因為冷戰興起，作為美國西方陣營一員的日本，成為東南亞地區國家平衡共產勢力而拉攏的對象。在這個時期，東南亞國家或願意與日本交好以平衡共產陣營的影響，因為即使存在二戰時候的侵略記錄，日本仍然是一個亞洲國家實行民主、成功推進現代化國家轉型的模範。但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關係，更多是強調經濟層面的合作，淡化軍事合作的發展。除了反映東南亞國家對日本重返區域舞台，可能復辟軍國主義侵略的憂慮，也擔憂日本透過經濟擴張，進而重演歐洲列強殖民統治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剝削和資源掠奪。

9月東盟會議上，安倍承諾貸款給菲律賓165億、緬甸1250億、越南228億（均為日元）

隨着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關係的和緩，它們對日本的經濟擴張也出現了反日情緒，日本為了安撫東南亞國家，在1977年提出“福田主義”。主要內容包含了日本不做軍事大國，願與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廣泛領域建立“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賴關係，以“平等的合作者”的立場，加強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援助，以促進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福田主義”可以説是相當成功的，此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除了雙邊貿易投資關係的發展，也為日本贏得幫助推動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發展基建設施、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縮小東盟各國發展水平的差距，和帶動東南亞各國公共領域事務合作的美名。根據2015年海外開發援助白皮書中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日本對東亞各國援助金額表中，最大援助國是越南，其他依次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緬甸、中國、柬埔寨、蒙古、老撾、馬來西亞、東帝汶。

這樣的結果，也解釋了為什麼東南亞地區人民對日本普遍不存在如中韓人民的焦慮和厭惡，儘管在印尼和菲律賓，日本的形象相對模糊，二戰記憶仍然棘手，也往往成為獲取政治上的同情和公民團體支持的工具。

在2015年4月的一項調查中，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包括越南在內的十個國家的1萬5313名受訪者，調查他們看待日本、中國、印度、韓國及其領導人的態度。結果顯示，高達82%的越南受訪者對日本有好感（僅次於馬來西亞的84%），而印尼和菲律賓人民，也有將近8成的受訪者表示對日本觀感持積極態度。

針對日本就二戰侵略行為道歉是否足夠的問題，2013年皮尤中心調查了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認為日本道歉不足夠的比率，最高的是菲律賓人的47%，印尼和馬來西亞則分別有三成的受訪者認為日本道歉仍不足夠。

這些調查顯示，東北亞與東南亞似乎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來記憶二戰歷史和看待現代日本。而這也影響他們對日本的戰後責任的解讀，與現代形象的理解。如果説，東北亞在面對日本的時候，採取了“記憶歷史以形塑未來” 的態度，東南亞大部分國家或採取了“超越歷史，重構未來”的視角，並在這個理解下，理順並進一步發展與日本的關係。

安倍二任 價值觀外交的迷思

安倍政府自2012年底上任之後，推出以價值觀外交作為基本理念的外交政策。安倍二任政府外交政策的特點，除了納入第一次安倍政府時期的理念，還確定了三個面向，作為安倍推動外交的施力點，分別是“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和平主義”和“東南亞外交”。安倍自二任首相以來，從這三個面向開展積極外交政策，被認為是歷年來罕見的非常積極推廣日本外交的首相。

貫穿安倍政府三個外交面向的共同核心，是以價值觀為主軸的外交和強調外交帶來的戰略價值。價值觀外交所強調的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而外交的戰略價值，是從外交能夠給日本帶來的戰略利益的角度，在日本能夠達到的地球儀的範圍，推行外交。這兩個核心，形塑了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時也改變了日本與美國，以及日本與其他外交對象的關係。

首先，強調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可能預示日本或將特定的外交關係，從對等合作者、開放的立場，轉而成為相對封閉的、以具有同樣價值觀的國家為主的排他性場域。日本提倡價值觀外交，並不罕見。歐盟的擴大與整合，也是以價值觀作為基礎而推動的。已經為申請加入歐盟進行了數十年努力的土耳其（1963年以來，土耳其一直在謀求加入歐盟），因為政治制度、宗教自由、人權和法治等無法達到歐盟的要求，其實就是價值觀不符，從而談判過程受阻的案例。

然而，土耳其遠不是唯一個案。波蘭於2016年1月，因為新上任的民族主義保守派政府的一系列改革計劃，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和新的媒體法方面，可能有違反法治國家原則的嫌疑。波蘭因而遭到歐盟首次對“民主被侵犯”的調查。該程序是在2014年建立，為的是確保民主法制原則在歐盟會員國不受侵犯。這兩個例子很清楚地顯示，歐盟在價值觀導向的思考下，已經對歐盟的擴大與整合，加上了道德評判的色彩。同理，在強調價值觀作為推行外交基礎的同時，日本可能已經從對等的合作伙伴，轉變成高舉道德旗幟的評判者的角色。

同時，以價值觀為主軸的外交，也可能將經濟發展，置於次要位置。安倍的外交雖仍未離開日本一直以來的亞洲政策的傳統——“和平繁榮、加強交流和對等合作”以及“自由民主、經濟合作開發”， 但特意凸顯“價值觀”的重要性，可能會從實質上改變過去相對開放的外交姿態，導致“經濟發展”成為次要考慮。這對一直以來依賴日本海外援助極深的國家，並不是一個積極信號。

東南亞國家，可能成為第一個試煉安倍政府價值觀外交的地區。東南亞地區歷年來一直是接受日本海外援助的大宗，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的原來思路，是經由提供大量的海外援助，幫助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區域和平，同時冀望日本的經濟援助能換取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觀感改善，幫助日本擺脱二戰侵略國家的惡名。安倍推行價值觀為主軸的外交，或已改變了以幫助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以促進區域和平的思想，轉而隱含希望接收日本援助的東南亞國家，都是認同日本提倡的民主、法治、與人權的價值，而舉國體制也能夠朝向落實這些價值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説，安倍政府在推行價值觀外交的同時，似乎也改變了日本未來的發展方向，朝向類似歐盟一樣的捍衞民主人權價值觀的規範性強權的方向發展。

這樣的外交立場的調整，就可以解釋安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積極姿態。日本強調，南海問題必須在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解決，中菲也必須遵守仲裁案的結果。換句話説，南海問題必須是依照法治精神來解決，遵守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也反應了自由必須以法治為界限這樣的民主原則，實實在在呼應了安倍政府強調的價值觀外交。

然而，這樣的主張，在東南亞國家之間，能取得多大成果，並不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南海問題演變至今，在高度政治化的同時，中菲立場在法律場合的直接衝撞，也讓曾經存在的各自表述的空間，急劇縮小。對東盟國家而言，各自表述空間的消失，伴隨的就是與中國立場直接對沖的風險升高，並且各國不再有閃躲的餘地，被迫必須表態，直接面臨與中國立場不符，卻又無法與之抗衡的尷尬處境。中菲仲裁案就是一個現實的案例。菲律賓雖然在法律場合贏得勝利，但是落實到現實層面，中國不接受仲裁結果，也不接受在雙邊談判場合提起仲裁案，全方面攔截仲裁案的影響，讓菲律賓坐擁一紙裁決書，卻無法撬動現實，雙邊關係也因此陷入僵局。

誠然，日本提倡的民主法治的價值觀，是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石，也是現代國際法不可或缺的治理規則。在南海問題的場域，國際法也為所有參與方帶來制度性保障，並且在減少複雜的國際爭端被不可控的政治性因素操控方面，做出了可觀的貢獻。但是，南海問題的複雜，牽涉到的捕魚的實際利益，和未來區域秩序規則制定的政治角力，已經不是單純依靠海洋法和國際法，就能夠解決的。現在的僵局着實應證了司法解決的限制，也變相地點出，日本高舉以法為尊的價值觀陷入的狹隘思路。在已經被賦予具有國族與民族身份認同功能的南海問題（交錯着海域使用和領土歸屬爭端）上，這樣以法為尊的思考，同時產生的還有對聲索/爭端方歷史性論證的優劣的評判，是無法解決爭端的，而且又可能進一步加深對立，僵化雙方的談判空間。

日本同時必須思考的是，與中國仍存在對二戰戰爭責任理解的矛盾，日本此時在南海問題上採取積極姿態（可以説是與中國對立的姿態），對兩國已經惡化的關係來説，無疑是火上加油。同時，中國已經形成足夠與日本競爭的對外援助的實力，東南亞地區，或許成為中日競爭主導周邊區域發展戰略的首要試驗場。中國近年來也提出海洋絲路和亞洲基建投資開發銀行等地區發展戰略，與日本的海外援助，形成競爭。

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日本未來會不會對海外援助貼上價值觀外交的附帶條件？這麼做，對將經濟發展，而不是國內政治改革，視為首要的東南亞國家而言，有多少的吸引力？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未來也有進一步被中國超越的可能，在這樣的前提下，日本如果將海外援助與價值觀外交掛鈎，在東南亞還有多大的影響力？

日本或許應該重新反思，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日本如何能夠成為亞洲國家現代化的榜樣。對抗強權並且適時地學習強權的優點，是過去日本成功的關鍵，也是日本成為亞洲國家學習國家發展現代化的榜樣。時至今日，日本也應該意識到，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乃至於學習對象的選擇，不應該被意識形態左右。同理，日本在進行援助外交的同時，最好能兼顧日本和受援助國家的利益，並且不要加上價值觀的附帶條件。按照這樣的思考，日本似乎應該更謹慎，別讓價值觀外交成為另一場道德評判的荒謬劇，也別讓亞洲國家再次體認，日本“同文、同種、同洲”的“共榮”口號，那只是另一場為謀私利的侵略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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