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中國模式提供全球範例，為何難獲經濟學諾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輿論熱度向來不亞於文學獎。在未“開獎”之前，輿論場和分析家們有多種預測。10月10日，謎底終於揭曉，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201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麻省理工學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羅姆，獲獎理由是表彰他們對契約理論做出的貢獻。

2016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和本格特·霍斯特羅姆

又是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獲獎。這顯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作為最“年輕”的獎項，這個獎項具有明顯的傾向性。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經濟學家，更容易獲得這個獎。

原因有二：一是市場經濟肇始於西方社會，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都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二是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翹楚，不但其建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且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也吸引了來自全球的頂尖經濟學學者。

其實，諾貝爾經濟學“不經濟”。評審委員會的評獎標準，似乎並不看重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在於強調經濟學研究的系統性、多元性，更看重經濟學家對市場規律——哪怕是某一環節的規律性探究。

從過去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來看，雖然全球經濟處於危機週期，而且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在動搖。但評審委員會並未關切可以給全球經濟提供藥方的經濟學理論。事實上，世界也不存在拯救全球經濟的經濟學靈丹妙方。

經濟學家不是政治家，解決市場和經濟問題不是他們的責任。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只是一個學術機構，也不會為全球經濟遴選拯救者。

為全球經濟開藥方，是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多邊協商機構的事情，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二十國集團，也包括各國政府。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評獎的標準更側重經濟學理論，當然是和市場有着密切邏輯關係的經濟學理論。獲獎的經濟學家，可以豐富經濟學理論的大廈，而不是用來解決現實難題。

以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而論，他們的貢獻在於契約理論。市場經濟首先是契約經濟，然後才是法治經濟。契約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法治是契約的保障。遵守契約是常識，但是在利益主導下，契約關係往往會異化。

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在契約這個常識性的命題上，有各自深入的研究，其深奧的模型探究，也非本文討論的對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全球市場如何複雜，要維繫常態的市場運行，都須遵守契約常識。

非要探究兩位獲獎學者的現實意義，要從後危機時代的市場生態談起。

全球市場陷入了各自為政的紊亂狀態。引領全球經濟方向的西方主要經濟體出現了反全球化的傾向，貿易和投資領域保護主義盛行。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以及設立的全球性規則，或成為利己主義的保護傘，或索性棄之不用。全球化的契約原則，變成了空洞的口號和概念。在全球經濟仍充滿不確定性，全球市場榮損與共的情勢下，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遵守全球秩序的相關規則，恪守契約精神，是確保全球經濟走出危機陰霾的關鍵。

小到市場主體，大到國家經濟體，沒有契約精神，就會亂象頻生。那麼，這是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全球發出的警告嗎？

當然，只是臆測而已。沒有必要將全球市場的尷尬現實和諾貝爾經濟學獎進行過分聯想。否則，這將使得經濟學獎功利化、實用化乃至庸俗化了。

如果非要以現實主義的立場來“開”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的經濟治理為全球市場提供了範例。作為新秩序的參與者，以及結構改革的實踐者，“中國模式”也許不太符合經濟學理論，但是很有效。按照諾貝爾獎的評定標準，中國的治理效率，並沒有系統的經濟學理論作為支撐。這也是林毅夫這一代經濟學家目前無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由。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標準，自有其邏輯和道理。不過，這個獎如果只是獎掖學界精英，或者每年讓輿論場喧囂一番。該獎只是對獲獎者“經濟”而和現實存在隔膜，對市場“不經濟”，這樣的經濟學獎也是存瑕疵的。

更何況，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授予西方人尤其是美國經濟學家，説明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也很勢利。這種勢利其實也是西方慣性思維的折射。

（本文原載於網易財經，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