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這是我第三次參加中共與世界對話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重慶開幕，作為會議的“三屆元老”，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宋魯鄭特此發來文章，談談自己這三年來參加會議的感受。在他看來，經歷了三年的對話會，有共識也有分歧，中國模式要想獲得西方的認可，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重要的是，中國正變得越來越有自信，這也是中國能贏的原因之一。****】**

2014年橫空出世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以共產黨名義與世界公開對話的權威平台：幾十個來自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國家的政黨、政治人物、學者、企業界，密集地進行一場多元、激烈的頭腦風暴。對話會一方面體現了中共的自信、開放，另一方面也是中國“三人行必有我師”傳統的延續。它的目的當然是既要向世界説明、分享自己的治理方式和經驗，通俗的講就是講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同時也傾聽來自廬山之外的聲音。畢竟今天的中國已經前所未有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也前所未有地深刻影響和改變着世界。

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重慶開幕，本文作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宋魯鄭在現場

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對中國的評論兩極

我連續三屆恭逢大會，不僅對中國自身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認知，更重要的是對中國與之對話的世界有了更好的瞭解。雖然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只是沒想到這種分裂還體現在對中國的理解上。

本來，在全球化和信息時代，對事實的瞭解不會有偏差和遺漏。那麼對一個充分了解的客觀事實應該各方會有共識。中國近四十年來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奇蹟，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毋庸置疑。而且由於人口規模高達十三億，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人類的普世特性，堪稱對全人類的巨大貢獻。這在西方模式面臨困境的時刻，尤為珍貴。

然而現實卻是廣大的亞非拉國家代表對中國成就和中國模式讚不絕口，但來自西方的學者和政要客氣的講是多有保留，事實求是的講則是不願意承認和接受，更別説公開的讚揚與肯定。

我在和各方三年的交流中，也算是悟出箇中原由。廣大的亞非拉國家一是沒有白人優越感，它本身就不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對他們的挑戰和威脅，相反給了他們信心和新的選擇。二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早就擁有西方的制度模式，但就是無法實現西方的物質文明。甚至很多國家在西方模式下連國家的穩定、政治秩序、社會主義秩序都無法維持，而且社會貪污腐敗嚴重。但中國卻依靠自己的發展模式創造了經濟奇蹟，在反腐敗上也是雷厲風行，立竿見影。三是西方國家長期自我感覺良好，對發展中國家盛氣凌人，指手劃腳，不但既不公正也不平等，而且一旦失控他們往往一走了之。不僅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如此。遠的不説，近的如利比亞。反觀中國，從不對這些國家的內政説三道四，總是最高效地、無條件地提供他們最急需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中國不以施惠者自居，而是平等交往。特別是邀請他們參加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既分享自己的寶貴經驗也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

所以就不難理解這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何以讚不絕口，褒獎有加。不論什麼時候和這些國家的代表交流，他們一致的看法是中國太偉大了，成就太耀眼了，中國道路太成功了。而且對它的未來也同樣充滿信心。

但是對於領先和統治了世界幾個世紀的西方來説，看到中國的成功，它們的心情極為複雜，尤其是它們又處於五百年來少有的低谷之時。

中國的成功很自然的從政治層面挑戰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經濟層面則打破了西方對資本、工業技術和製造、原材料定價權的壟斷——這才是西方真正統治世界盃的三根支柱而不是什麼包裝起來的普世價值。所以出於自己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也不願意承認中國模式的成功。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當實地參觀領略中國的發展成果時，他們的表情也很驚歎，基本上是羨慕嫉妒恨於一體。但當你問他們這種成就能否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可行性，他們卻往往會這樣回答：不好説，還有污染。可是如果這也是標準的話，那麼西方也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它們工業化過程的污染程度遠甚於中國：那時人的環保意識、環保經驗比現在可差的太遠了。

其他很典型的回答還包括這還需要時間來檢驗，現在還説不上。還有的説除非你達到了美國的水平，有全球霸權，否則就不算成功。如果按這個標準，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算是成功的，日本、歐洲、亞洲四小龍都不能算成功。

當然更多的説法是中國模式沒有可持續性，目前的成功只是暫時的。這裏面最典型的是2016年拋出中國崩潰論的沈大偉。2015年對話會上，我和沈大偉一組討論。當時他提出中國面臨的十個危機。我聽了很詫異，一是這些問題都是老生常談。二是問題產生的根源也解釋的不對。比如他認為中國缺乏創新能力，無法和美國相比，原因是缺乏言論自由。可是全球各國的創新能力都弱於美國——美國有特殊性，移民國家、全球吸引人才、經濟規模巨大、文化上也鼓勵冒險。如果這也是標準的話，歐洲、日本都要被列入面臨危機的經濟體，也都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

當時由於時間有限，我僅當場反駁了他這一個觀點：中國創新能力不如美國有文化的因素，比如儒家文化不鼓勵冒險，也有知識產權保護不夠的原因。但中國市場巨大，競爭激烈，這是有利於創新的一面（注：中國論文全球被引用率已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這和言論自由毫無關係。

沈大偉等的邏輯是把所有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都政治化，都導向中國今天切實可行的制度上來。這明顯違背學術倫理的邏輯背後就是西方面對中國崛起造成的利益損害，是利益決定了學術。

2015年中共與世界對話會的主題是反腐敗。當時中國的反腐敗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就，社會風氣、官場習氣也為之大變。相反中國周邊模仿西方模式的國家如印度、印尼、俄羅斯、菲律賓、烏克蘭等遠比中國腐敗的國家（據德國透明國際歷年腐敗排名），在反腐敗上無所作為，只有中國自己在全力的反腐敗。當時與會代表也難得的走進中紀委，親眼觀察網絡舉報體系的巨大威力和實效，最後還得以與主導反腐敗行動的最高領導人王歧山長時間座談。可是在最後閉幕式上，來自西方的代表在總結髮言時仍然説只有多黨民主和新聞自由，才能遏制腐敗，完全無視中國方式的有效性、反腐巨大成就以及與其他採用了西方模式國家的鮮明對比。

宋魯鄭在會議現場與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合影，對於拿反了書，宋打趣道，大概意味着正反橫豎都能贏

西方的軟實力並沒有那麼強

在與各方的交流中，我還發現西方的軟實力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強。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我曾向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代表分享了我的一個制度對比的觀點：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中東伊斯蘭國家既不換人也不換黨。結果西方是經濟危機，中東國家是革命和動盪，只有中國一枝獨秀，穩定發展。原因是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作需要穩定性和靈活性，西方有靈活性，但沒有穩定性，中東國家有穩定性但沒有靈活性，只有中國把兩者有效的結合起來。

我隨後洗耳恭聽她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高見。不料她的回答大出我的意外：你説西方有靈活性，不對。你看奧巴馬上任以來八年改變了美國什麼?他只能在一些很小的、瑣碎的事情上做些改變，但美國的根本問題卻無能為力。照她的意思，美國雖然定期的換人換黨，代價不小，但卻仍然是既無穩定性也無靈活性。對西方制度的如此不認同，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當然在認同西方上，有兩個國家是例外。一是韓國，一是印度。我曾和來自韓國的學者交流過多次，算是瞭解了箇中緣由。一是韓國已經相當程度的西方化，完全被洗腦。二是韓國民主化後借力於中國的崛起、兩岸關係的起伏（韓國在許多經濟領域得以取代台灣）、美國的扶持（比如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進行了大力的援助）以及自己的努力，還是延續了威權時代創造的經濟發展勢頭。這和許多國家民主化後不進反退不同。三是韓國是個小國，面對中國有着與史俱來的恐懼感，再加上中國是朝鮮的盟友，韓國自然從內心中不樂見中國的發展。所以即使當這位學者面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不由自主喊出“偉大的中國”，但當你立即問是否可以以此證明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對方卻罔顧左右，不肯承認。

比較令人好笑的是印度。印度獨立六十多年來，整體發展遠遠落後於中國，而且還有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出生而處於不平等地位的種姓制度、男女嚴重不平等、文盲率高達30%以上（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2.87億，佔全球的37%）、它的貧困人口超過非洲的總和，雖然有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積，卻無法養活本國人口，兒童營養不良的人口超過四千萬，全球第一。但就是這樣的國家，面對與會代表對西方的批評，卻依然站出來為自己的制度模式辯護。

印度的原因多少有些和韓國類似。中國是它的主要超越目標，而它在這場競爭中，自認為主要拿的出手的優勢就是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如果這一點也被否定了，那麼印度自己就完全沒有任何信心了。所以它自然要竭力為之辯護。不過，如此罔顧事實，是不是有掩耳盜鈴之效呢？

比較有意思的是，衰落中的西方似乎喪失了承受批評的雅量和自信。2014年對話會上，一位法國代表就因為某位中國代表發言中指出了法國的問題而做出相當情緒性的反應。

雖然從利益的角度許多國家並無法客觀認識中國道路，但這仍然不減對話會的意義。不同的聲音本就是一種常態，也可以讓我們一直保持清醒。他們不認同，説明中國模式還需要更大的成就來驗證，這既是國家和人民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模式全面立足世界的需要，更是一種鞭策。而且這種對話會也能達到知已知彼的功效，使我們清醒地認識這個正與之對話的世界。在瞭解的基礎上我們更有了自信。正如本次大會的東道主、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回答提問時做了這樣一個非常自信地總結：全球看起來，還是中國共產黨的辦法更好。激起全場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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