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世界對話會| 林毅夫對話米利班德：全球治理，中國是老師還是學生？-林毅夫、米利班德

【2016年10月13日-15日，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主辦、中共重慶市委承辦的“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重慶舉行，開幕式結束後，同時舉辦了4場不同主題的“慧見”小型對話會，其中，“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大國合作”為主題的對話會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主持，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英國前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前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參會。本文為會議實錄，觀察者網獨家發佈。】

**王文：**很高興今天二位能來，當前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比如剛剛結束的杭州G20峯會就成果頗豐，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全球經濟治理觀有什麼特別之處？尤其是和西方相比。

**米利班德：**當前世界各國的聯繫已經愈發緊密，出現了很多全球性的挑戰，比如氣候變化、各國財税政策協調、全球發展不均等，而全球治理機制發展滯後，並不能很好的應對這些問題，所以全球治理機制需要更新，英國在2008-2009年間提升了G20峯會機制的重要性，而中國則更進一步，在杭州G20上提出了更多創新方案。不僅如此，中國還主導建立了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等，這些都是中國希望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的表現。我認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是當下解決全球發展困境的優先項，中國的積極態度和措施是值得鼓勵的，應當受到世界歡迎。

**林毅夫：**當下全球治理體系是根據二戰以後全世界的權力結構設立的，當時美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的50%以上，而現在，美國的份額降到了20%-23%左右。而中國則從不到2%上升到15%。不僅僅是中國，印度等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變得愈發重要。世界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全球治理體系機制也應當發生轉變。此外，當下世界的治理體系也反映着西方建立者的一整套發展和治理思想，但是目前來看，這些思想並不能夠解決很多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世界需要新思維，而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中國在1978年的GDP還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解決貧困和多樣性發展方面有着獨特經驗，世界應該多聽聽中國聲音。

**王文：**感謝兩位的闡述和解答，我們可以預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中國會在未來對世界經濟治理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當下中國共產黨比以往更積極的投入到全球治理的事業中，這引起了一些西方人士的焦慮和擔憂。那麼以後中共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會遇到什麼挑戰呢？

**林毅夫：**改變機制或是建立秩序總會造成一些恐慌，西方很多人也不願意改變。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加強溝通和交流。中國要向世界説明我們會提供什麼樣的機會，其中又會有什麼挑戰和困難，以及有哪些解決方案，最終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間的互利共贏，而且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互利共贏。

**米利班德：**我在這裏想回溯一下林毅夫教授之前談到的全球發展、觀念結構和全球治理體系不相稱的問題。我認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我們的方案很好很周到，但是在執行層面就難以落實。比如IMF和世界銀行的精英們有過一些很好的計劃，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再和當地國家和政府的交涉中就會出現問題。所以我想説的是全球治理的確要加強溝通，認清當地的現實和能力限制，才能更好的落實政策和方案。

**王文：**那麼第三個問題，現在中國好像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作為學生，要向西方國家學習社會治理等各種治理的經驗。而另一方面是老師，很多發展中國家要向中國學習發展經驗。對於這個問題，二位對中國的領導人有什麼政策建議嗎？

**米利班德：**中國的發展使得將近7億人口脱離了貧困，西方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我們得先是學生然後才是老師。而中國需要學習的就是必須將增長的成果公平分配，否則的話，社會矛盾就會日積月累，最終爆發。以英國脱歐為例，很多英國人感受不到歐盟帶來的好處，英國發展帶來的好處，英國的貧富差距又逐年加大，脱歐就是民眾對於政府無能的懲罰。有英國這個失敗的例子在先，中國發展必須關注分配公平，否則社會矛盾會積重難返。

**林毅夫：**回答這個問題我需要用一句儒家的古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誠然，中國在減貧、多樣性發展方面頗有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但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還是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同時也可以避免在發展路徑上的一些彎路。此外，中國的經驗雖然可以學習，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需要各個國家因地制宜。以前西方就認為自己的發展經驗和理念是可以完全複製的，然而很多時候這種複製可能只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大的傷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更多的平等交流、分享經驗。所以中國可以是學生，同時也可以是老師，這兩者並不產生矛盾。

**王文：**感謝兩位詳實的分析闡述，好的，下面請各位聽眾提問。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阿瑪爾·巴塔查理亞：**當下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失業率上升、環境問題突出，請問兩位，從全球治理角度看，如何協調包容性發展、增加就業、以及環境保護？

**林毅夫：**首先，我認為包容性發展的核心就是創造給窮人的就業，只有窮人自己變成勞動力，才能真正養活自己。而要創造高收入又有足夠數量的就業，就需要工業化。這個世界在工業化以前，財富一直積累很慢，工業化則是迅速積累社會財富的路徑。但是工業化可能又意味着環境污染。所以當下的新工業化應該選擇綠色技術，而在這方面就需要全球協調，發達國家責無旁貸，發達國家需要繼續加大投入新技術的研發，讓窮國可以承受學習或購買技術的成本。如果這樣的話，就是真正做到了包容性發展，增長了就業，又不污染環境。

**米利班德：**對於這個問題，結合林教授的回答，我需要強調兩點，一個是我們還是要注意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英國和美國很多人雖然有工作，但是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對政府還是充滿不滿，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獲得感，沒有享受到國家發展帶來的上升感。另外一個就是新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的確新技術會帶來更強的生產力、更好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新技術也可能帶來失業。舉個不恰當的例子，美國的貨車運輸相關行業有300萬個工作崗位，而一但貨車運輸面臨新運輸手段的競爭，造成貨車運輸量減少，300萬人中就可能會有很多人的工作需要變動。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增長中心主任琳達·嶽：**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提給林教授的，我們看到中國的發展成就是卓越和獨一無二的，一方面她融入了全球化的競爭市場，一方面又保持了經濟長時間的穩定發展，在這個方面，如果要向中國學習的話，請問有什麼經驗規律可循呢？第二個問題提給米利班德先生，我想問的是，英國近些年與中國進行廣泛的合作，中英關係走的很近，但英國脱歐之後，這種情況還會延續嗎？

**林毅夫：**歷史上有些發展中國家選擇了接受華盛頓共識，進行完全自由化，經濟不是被發達國家資本控制就是因為一次次的經濟危機而大受影響。中國的巧妙之處在於，中國小心的在自由化和保護主義之間遊走，平衡兩種政策。中國在一些舊的、核心的產業上面選擇過渡性的保護主義政策，而新興產業則實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在遇到世界經濟大環境波動的時候，又積極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我認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穩定發展關鍵還是在於平衡。

**米利班德：**英國與中國在廣泛的領域都有合作，我個人希望，無論脱歐還是不脱歐，英國與中國的關係都會繼續緊密發展下去。但是脱歐之後，當下的英國正在尋找新的國家定位、國家理念、國家發展方向，在這些方面，有着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個人是希望在未來英國的政黨和團體都能對中國保持開放和合作的態度。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在以往處理經濟困境時，比如1929年和2008年，加強政府調控似乎是一個最佳選項，起碼壓過完全放開市場的聲音，但是在當下這個經濟滯漲時期，減少政府幹預的聲音則愈發洪亮，就算是在中國，也是有很多人倡議減少調控，請問二位怎麼看這個問題？

**林毅夫：**這是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幹預越少，經濟發展越好，但實際上在經濟困境的時候，新自由主義並不能發揮什麼作用，甚至是困境的始作俑者。我是在政府幹預這一邊的，我認為經濟困境時，政府應當介入市場進行基礎建設投資，這裏面有兩個明顯好處，一個是發掘經濟發展潛力，釋放發展動能，一個是增加就業。這是有事實佐證的。新自由主義者總是無視現實需求，只看書本。

**米利班德：**首先，我認為2008年這次經濟危機是源於市場和國家的雙重危機，當然危機根源是市場導致的。其次，我認為西方很多人已經被新自由主義以及相關理論教化了，導致不能夠很好的應對經濟危機和困境，沒有能力認知和處理新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失敗導致的問題。第三，這三十多年來西方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充滿了失敗，我們需要一次全面的體系革新而不是簡單的修正。

**王文：**非常感謝兩位的精彩闡述和解答，我受益良多。前些年，《歷史的終結》作者佛朗西斯·福山告訴我説雖然我寫了歷史的終結，但是歷史在中國可沒有終結，而是剛剛開始。謝謝大家！研討會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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