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共有可能克服“歷史週期律”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參加第三屆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政府上下顯示出來的自信。這種自信一是源自中國自身的發展，二是源自西方的混亂，如英國退歐、美國的特朗普現象、歐洲大陸的難民危機、經濟危機、歐盟解體危機等等。在重慶，與會各方親眼見到一個二十年前還不怎麼發達的地區，現在卻成為中國經濟的明珠，再無人能夠否認中國模式的成功。

主辦方只所以選擇重慶，我個人的理解是，重慶是中國的縮影和代表，它呈現給世界的不僅僅是高效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顯示了它的韌性。不可否認，多年來重慶面臨了種種挑戰，卻絲毫沒有改變高速前行的態勢。以重慶為代表的發展有效性和模式的韌性正是中國特色的體現。

對於積極研究中國模式的學者而言，介紹中國發展的實情，展現中國模式活力的歷史任務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應該聚焦在中國也是中國共產黨未來最大的挑戰上：這種成功模式能否在未來不會退化，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不忘初心。這也是一些外國友人關心的問題。

客觀而言，這是一個空前難度的挑戰，就是今天的美國同樣沒有解決。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2014年在美國外交雜誌發表《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一文，提出：“美國有很多政治制度都日漸衰敗，它的政治文化三個主要的結構性特徵都出了問題。一是司法和立法部門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過大，而受損的是行政部門。二是利益集團和遊説團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三是美國的制衡制度變成了否決制”，而這“引發了一場代議制度危機”。

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重慶開幕，本文作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宋魯鄭在現場

那麼被稱為“例外的例外”的中國，能否化解這個人類迄今為止無法解決的挑戰呢？

未來確實很難預言，但歷史可以借鑑。談到這個話題，很容易令人想起黃炎培定律，即中國的歷史週期律：一個朝代剛興起時充滿活力，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執政者開始退化，社會也隨之衰敗，直至消亡，週而復始。

嚴格説來這個定律並不準確，中國部分朝代不是完全亡於衰敗退化。比如宋朝雖然有政爭有腐敗，但在滅亡時仍是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國家，其文明程度遠高於周邊地區，卻亡於蒙古不可阻擋的鐵騎。再比如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固然有其自身的問題，但並非昏君，崇禎政權雖然亡於李自成之手，但後金的影響顯然不容忽略。至於清朝，也是由於類似的原因：它面對的西方對手不但有野蠻民族的嗜血特性，同時還有更為發達的文明。中華民族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對手，清亡實是歷史的必然。

從這個角度講，今天擁有強大核武器的中國，已經不大可能因為外力因素而衰敗下去。

從歷史上看，一個朝代的衰敗還和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方式有關。一是皇朝血緣世襲，選擇面極窄。清朝算是英主輩出的時代，但自乾隆以後才智就迅速下降。甚至連生育能力都空前下滑甚至喪失。咸豐帝只有一個兒子，同治、光緒、宣統則均無生育能力。二是皇帝都是終身制，如果遇到一個好皇帝，是國家百姓之幸，但如果是無能或者暴虐的皇帝，也只能等到他自然去世才有改變的可能。三是皇帝不需要任何基層歷練，除打江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外，其他皇帝都是從小生活在封閉的皇宮之中，對世界的瞭解只是通過後天的培養和教育。而真實世界究竟如何，並不知曉，執政經驗更是缺乏。

今天的中國雖然仍然是延續了一個政治中心的傳統，但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已是從全國選拔人才，是從十三億人中選出來的。二是要有長達幾十年的基層管理經驗和考驗。三是有任期制。也就是説一個政治人物成熟之後的黃金時期用於治理整個國家，並在精力衰退之前就由新一代領導人接替。

所以從人才選拔的角度上講，中國至少可以説找到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而且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黃炎培定律還有一個經濟因素：即當一個新朝代開始的時候，由於長期戰亂，人少地多，政府可以從容地進行分配，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很容易解決。但隨着人口的擴張、土地兼併現象的出現以及農業生產率不可能大幅提高的限制，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往往導致矛盾激化，天下大亂。另外，那個時期的世界相比於現在非常封閉，運輸手段落後，也不可能通過國際貿易手段解決人與資源的矛盾。

但今天的中國，早已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經濟、城市社會，並和世界同步進入信息社會，而且全球化使得資源交換的成本大幅降低，完全可以解決近現代之前相當多無法解決的人與資源的衝突。全球化經濟當然有新的挑戰，但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侷限已被打破。

導致中國朝代衰敗還有一個原因。即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從上到下層級過多，信息傳遞過程容易失真，特別是易被地方欺上瞞下，從而導致嚴重的決策失誤。清末慈禧太后就是相信了保守派偽造的西方列強最後通碟，才決定支持義和團並向整個西方宣戰，導致庚子禍亂，國家幾乎到了崩潰解體的邊緣。

可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智能手機和互聯網時代，深度的全球化也已經把世界變成地球村。信息的傳遞和流通不僅高速而且成本極低。這個科技進步，對於小國的影響並不明顯，但對於中國這樣規模超大的國家卻帶來難以估量的正面意義。

而且，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體系化、制度化的調研諮詢機制。國家的有效治理在技術層面也上了一個台階。

可以説，雖然挑戰永無止境，但中國共產黨通過繼承、借鑑和創新，已經有可能解決傳統的“歷史週期律”中諸多棘手的難題。

那麼究竟什麼因素可能導致中國共產黨的退化和中國的衰敗呢？

在“走進重慶市委”活動中，市委副書記張國清面對外方重慶如何創造奇蹟的提問，有這樣的回答：第一是共產黨為人民的宗旨和主張。這也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擁護。第二，九十五年的奮鬥歷程使得中國找到一條正確的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任何制度都有自己國家特徵的，不可能是外方設計出來的。第三是重視自身建設，與時俱進的引進人才。

在筆者看來，關鍵的就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如果在這兩條上犯錯、沒有堅持住，這些錯誤就可能成為導致衰敗的因素。

第一條就是共產黨倡導的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也可以説是中國傳統民本政治的現代版，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動力和源泉。一方面，這個特點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地區也有一定的表現，如韓國有朴正熙，台灣地區有蔣經國，新加坡有李光耀，他們都不計譭譽，艱難、堅韌地帶領民眾走向現代化。他們為政的動力在西方是無法理解的。可資對比的是，菲律賓和韓國一樣是軍政權，但卻貪污腐化，對人民和國家毫不負責，家族利益高於一切。

另一方面，堅持共產黨的宗旨，僅靠民本政治傳統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大陸的“為人民服務”與前述的幾個儒家文化圈有着巨大的差別，因此中國共產黨仍然需要考慮如何才能像習總書記説的那樣，長期地“不忘初心”。

第二就是發展道路。許多自由派學者甚至到今天，仍舊把西方的制度模式當作解決之道。可是我們看看同文同種的台灣，國民黨丟失過政權，按説在野八年應足以反省，可是重新執政後依然故我，八年之後敗得更慘，現在幾乎到了要亡黨的地步。西方的民主並不能解決國民黨的退化問題，也不能解決台灣地區的發展問題。

民進黨也一樣，他們上一次執政天怒人怨，幾乎被再度崛起的國民黨打廢。可是在野八年的民進黨重新執政不過五個月，依舊荒腔走板，支持率大跌，滿意度僅僅35%，不滿意度則高達39%，出現死亡交叉（據TVBS10月最新民調）。民進黨的能力不見提高，偏向下層民眾的理念也被資本所綁架。這在一例一休案和對待台灣旅遊業上得到鮮明的體現。

其實不僅台灣，前文提到的美國不也同樣如此嗎？西方民主到現在無法避免自己的制度衰敗，對於兩岸來説都是舶來品的西方藥方，怎麼可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呢？

事實已經證明，台灣簡單模仿西方是一種政治創新的懶惰，和大陸雖然艱難但收效巨大的自我創新無法相比。

對於未來的制度創新雖然無法預測，但美國的一個教訓非常值得吸取，即要考慮到完整的人性。

美國三權分立的設計確實考慮到人的貪婪本性，是為了避免出現獨裁者。但制度設計者恐怕沒有想到，權力分立之後的運作也同樣需要考慮到人性。貪婪、自私必然使得任何掌有權力的一方都追求自己權力的最大化，從而出現了今天的美國否決體制。各方為反對而反對，寧可政府關門也絕不妥協。

事實上，三權分立要想良好運作，任何一方都必須理性、道德高尚，都不能從一己之私利出發，必須讓國家利益、整體利益高於本部門的利益。但這在強調分立的制度下，幾乎是不可能的。筆者之所以認為美國製度未來黯淡、難以尋找解決之道，根源就在這裏。它的運作過程尤其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良好的個人關係和必不可少的交易與妥協。成本不僅非常巨大，更對當政者的能力和素質要求極高。但在大眾選舉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的平庸化已是常態。

這樣的例子很多，僅舉最新的一例。美國國會推出“911”法案，允許遇難者家屬起訴沙特政府。沙特對美國至關重要，而且由於阿拉伯之春、也門內戰、敍利亞內戰和伊朗核協議，雙邊關係已經相當緊張。所以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和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奧巴馬不得不動用總統否決權，卻又被國會投票推翻從而成為法律。

美國“府會之爭”大幅升級，犧牲的則是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不僅是與沙特的重要關係；還可能對美國軍事、情報和外交政策以及海外服務人員安全帶來威脅；甚至導致美國政府某些海外資產被沒收。沙特的反應是，指責這項法案將“把國際法變成叢林法則”，並威脅將出售高達75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及其他在美資產，以免這些資產被凍結。

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講，不走錯路只是確保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會衰敗的必要條件，但僅僅這一條並不夠，還要全力探索如何做到有效地、長期地捍衞宗旨，不忘初心。學者將用理論，中共將用實踐來共同回應這個世界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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