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 長征勝利80週年總結之一：為何紅軍都要去陝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平】
“講政治”的軍隊才能長征
在談論長征之前，我們應該回顧一下“長征” 概念的出現。從公開資料來看，紅軍把“長征”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向世界公佈，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後的1935年11月13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
當時各個方面軍之間只有一兩部電台進行聯繫，很難傳輸長篇文稿。雖然此時四方面軍正在川西發動百丈關戰役企圖攻佔成都，紅二方面軍還停留在南方根據地未出發，但大多數官兵恐怕不會看到這篇宣言的全文，他們也得到達陝北之後，才能知道自己走過的路被概括為“長征”。
為什麼在長征途中沒有人做類似概括呢？因為在長征發起前數年時間，或者可以説從1927年開始土地革命戰爭那一刻起，各支紅軍就始終在進行戰略上的機動作戰，從未久居一地。追根溯源，參與長征的三大方面軍長征出發地都不是自己最初的根據地，只有25軍的三個團算是從老根據地走到了陝北。
比如説，一方面軍自從1929年紅五軍突圍後就未曾控制過井岡山（再次控制要到1949年），而是從江西西部轉移到江西東部靠近福建的中央蘇區（一方面軍出發地）；二方面軍由湘西和湖北洪湖兩地的紅軍組成，但在1935年出發時，根據地是貴州邊境的湘鄂川黔蘇區。
至於四方面軍，眾所周知創建地點在湖北河南安徽邊境的鄂豫皖蘇區，發起長征時卻已身在川陝邊境，兩地直線距離接近1000公里。對於那個年代的紅軍來説，長途行軍就像打仗一樣是家常便飯。
直到他們在陝北休整下來回顧30年代中期那兩年的作戰記錄，才發現自己橫穿了大半個中國。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紅軍長征前數年的戰略轉移和長征是同一個歷史趨勢的不同階段。
圖1 中部紅色間斷線為1932年四方面軍轉出鄂豫皖，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路線
圖2 紅三軍（二方面軍前身）1932年從洪湖根據地向西轉移的路線圖
紅軍走遠路不僅僅是為了機動作戰，更是為了改造中國社會。上一段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曾經是繁盛的紅軍根據地。所謂根據地，就是軍事上被紅軍控制，政治上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基層社會被土改掀翻的地區。
長征前紅軍能夠在大半個中國的範圍內建立幾十塊根據地，即便喪失其中一部分也能在其他地方迅速重建，這説明了土地革命是適應中國國情的，更説明當時中國所有的農村、牧區都存在深刻的社會矛盾和危機，一旦用革命的方式把矛盾挑開，立刻就會在動盪中爆發出巨大的力量。
圖3 全國蘇區分佈（1930年）
所以，“講政治”的紅軍雖然脱離根據地作戰，卻往往能夠通過革命行動來擴大隊伍，即便在少數民族地區也能獲得當地人民的善意中立。不至於和歷史上大多數流動作戰的軍隊那樣，越打越少，越走越弱，最終以流寇的身份滅亡。毛澤東在1936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總結説：
【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是他們的結果不能和紅軍相比，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會被消滅的。】
勿謂言之不預。1950年國民黨在西南做最後掙扎，宋希濂兵團這樣的頭等主力就被迫走上當年的紅軍的長征路，向西撤退。結果，雖然宋希濂有汽車代步，還有飛機偵查，還是被兩條腿走路的解放軍追上，在大渡河邊被活捉，到北京功德林當了重量級的俘虜。
為什麼會有長征
紅軍流動作戰，終極目標是為了創建更多的根據地，最終連成一片改造中國。但為何紅軍要放棄華中和東南地區的大片老根據地，向西北轉移，以至於經歷一年多的無後方作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看之前南方根據地存在的基礎。對此毛澤東已經有深刻的總結：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第一，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雲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羣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
……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
……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並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我們回顧這五個因素。其中第四、第五要靠共產黨和紅軍自身的努力，屬於主觀條件，我們暫且放下不提。第二條的確很重要，是眾多蘇區創建的前提，比如説井岡山上的紅軍，一半是北伐革命動員的農民武裝，一半是經過大革命影響的舊軍隊，沒有這些火種就沒有之後的星火燎原。
但發展到30年代，全國已經有十餘萬紅軍骨幹力量，幾十塊根據地或游擊區，共產主義革命自己就能提供更多的“種子”，在大革命影響區域外也可以“播種”，這一條就不再成為決定性因素了。第三條也很重要，但國內局勢要靠紅軍自行推動，更要考慮國際形勢的變化。所以五個因素可以歸納出兩個客觀條件：軍閥是否保持分裂狀態，帝國主義是否積極干預中國。
先説軍閥的分裂狀態。即革命力量必須充分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用團結的革命武裝去擊敗不團結的舊軍隊，才能安然度過從弱小到強大的發展階段。這一條在中原大戰前是基本成立的——四大新軍閥爭奪北伐成果，都企圖繼承北洋“正統”，還有眾多省級、準省級軍閥連同汪精衞勢力把局勢攪得更混亂。
但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勝利而告終，軍閥混戰開始向一家獨大的局面轉化。雖然“易幟”的張學良派系也是中原大戰的勝利方和決定性因素，但第二年的“九一八事變”挖掉了奉系軍閥的根子，從此張學良成為喪家之犬，仰賴蔣介石集團的財政支持，不再是舉足輕重的全國性力量。
這意味着從1932年開始，毛澤東在1928年總結的南方革命條件出現了重大變化，蔣介石集團凌駕於眾軍閥之上，開始組織相對團結的舊軍隊來對付蘇維埃政權了。要理清長征時期的歷史，我們需要搞清楚蔣介石集團崛起的原因。
其實蔣介石集團並非國民黨“正統”，甚至在國民黨反動派中也並非絕對的頭牌。國民黨北伐的政治中心始終定位於中路的武漢，而蔣介石掌握的第一集團軍也沒有力壓羣雄的絕對優勢。但在北伐中，蔣-何（應欽）系軍隊靠東行動，佔領了江蘇、浙江、安徽的大多數地區和上海，從而控制長江口航運，直接和列強的商業利益相關。
圖4 新軍閥割據圖 藍色為蔣介石控制區，實際上區內尚有二級勢力
圖5 北伐末期的蔣介石位置，佔據長江口
從政治經濟角度來定義，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半殖民地，即是未被帝國主義直接佔領，但事實上淪為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生產地的國家。
由於中國內地基礎設施落後，鐵路網不發達，在東北淪陷之後，三分之二左右的對外貿易依賴於長江（含支流）水路運輸，所以最核心的商業税收就是長江口的關税。
蔣介石集團掌握了長江口，就拿到了中國最大、最穩固的一筆現金流，完全壓倒內地軍閥從土地上拿到的封建田賦。更何況內地軍閥買武器，買物資也往往要通過長江口，再被蔣介石拔一層毛。對於不想真正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秩序的政權來説，長江口簡直就是中國的心臟和大腦。
為了這麼大一塊利益，蔣介石集團當然願意和帝國主義合作，保護各國在華資產，以低税率和反蘇來維護帝國主義利益，從而借關税和鹽税（同樣集中於沿海）去壓倒內地軍閥。
1930年中原大戰前後，關税已經佔國民政府收入的51%，還有14%是鹽税。所以蔣介石“大度”地向各省軍閥宣佈，中央不再要各地的土地税，既緩和了矛盾，也不影響他稱雄中國的目標。再過幾年，井岡山時代的軍閥爭霸局面漸漸退潮，南方革命根據地真正的考驗就到了。
此外，20年代末正逢大蕭條時代，西方列強一片慌亂，干預中國的力度較差。到了30年代初，各國勉強控制了局面，法西斯國家開始抬頭，蔣介石趁機搭上了納粹德國這條線，用鎢砂貿易換來了德國軍火和顧問，全力對付紅軍，英美也默許納粹和中國的合作。
帝國主義再次聯手壓制中國的革命形勢。可以説幾年前培養紅色政權的客觀有利條件已經大大弱化。這是從東南向西北長征的必然性。
真的沒有別的選擇嗎？
毛主席為革命根據地的存在開列了五個原因。第四條是強大紅軍的存在，第五條是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雖然客觀條件有所退化，但這兩個主動因素的確有一定的增強：紅軍到了30年代中期已經有十餘萬核心力量，蘇區建設也逐漸摸索出了經驗。
用這兩個日漸增強的條件去抵償逐漸弱化的客觀條件（軍閥混戰平息、帝國主義重新伸手）是可能的，但非常依賴於領導集團的實際操作水平。對於如何揚長避短以贏得戰爭，毛澤東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
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必須承認，1932年後客觀不利條件在增強，毛澤東也沒有説自己的方案必定應驗，但至少他指出了紅軍在長江中下游扭轉局勢的最好機會。因為國民黨“中央軍”缺乏政治動員，士氣低，行軍慢，野戰能力差，前幾次圍剿以數倍的兵力優勢被紅軍野戰擊敗，這次只能靠堡壘步步為營，以戰術防守來實施戰略進攻。
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説就是：“進得一步，即守一步，不為防線而為鐵板式平面，逐漸推進，縮小匪區”、“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佔領匪區”。這種保守戰法顯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
具體而言，中國是個農業國，幾萬個水泥碉堡和幾千公里的軍用公路是一筆巨大的投入，蔣介石不可能在中國東部修滿工事。而且碉堡和公路不能移動，國民黨軍的側面和後方必定存在巨大的機動戰場空間，只要能突破（繞開）防線到敵軍後方，威脅江浙滬核心區，切斷敵人圍困兵力的後勤，“中央軍”就必須脱離碉堡回援，在紅軍的預設戰場上進行野戰，這就是揚長避短。
當然，在碉堡羣中間打出突破口也不是容易事，但在半殖民地經濟下，蔣介石並沒有錢搞全面包圍，只能在北方設置主防線，由顧祝同帶領中央軍龜速前進。西面防線交給了半心半意的湖南軍閥何健，南面防線交給了粵軍陳濟棠——就是那個長征前夕和紅軍達成讓路協議的陳濟棠；
至於東面……是早就想幹掉蔣介石的十九路軍蔡廷鍇。這三支軍隊未必喜歡紅軍，但絕不願意看到蔣介石一家獨大。紅軍如果以蔣介石的地盤為目標進行迂迴突破，他們也不會很認真抵抗。
實際上，參加過一二八抗戰的十九路軍何止是消極怠工，他們在第五次圍剿的高潮階段宣佈福建獨立，反蔣建國！蔣介石的防線出現了漏洞，還被迫從正面抽調部隊進入福建對付十九路軍，為此把眾多主力的側翼暴露給中央蘇區。
圖6 福建事變地圖。紅軍未能側擊入閩作戰的“中央軍”
十九路軍策動福建獨立，客觀上是因為蔣介石集團封建本性和年輕軍官社會改革思想的矛盾，但能在如此恰當的時機爆發，可以説超額完成了毛澤東對軍閥矛盾的預期，對危機中的紅軍是一個天賜良機。就在長征前數月，尋淮洲從東路帶幾千人北上，以實際上兩個團的兵力在敵後縱橫數月，靠1200條步槍殺入福州郊區，聯合十軍團（合計數千戰鬥兵員）打到了長江岸邊的青陽縣，充分説明了機動作戰的可能性。
此時中央紅軍尚有5萬骨幹，如果積極配合十九路軍，完全有可能打破蔣介石的封鎖，甚至可能直接重創蔣介石政權。但是，當時毛澤東並不在紅軍領導層，博古、李德等高層領導戰術上崇尚硬碰硬，戰略上拒絕和十九路軍合作，坐視蔣介石鎮壓福建事變再回來圍剿，浪費了最後一次立足南方的機會，只能選擇戰略轉移，走上長征之路。
第五次反圍剿之前的多次錯誤決策也要為紅軍被迫長征負責。
比如説，當時的黨中央醉心於攻擊中心城市，多次強令各路紅軍圍攻武漢、長沙等中心城市。本來1932年蘇家埠戰役後，四方面軍已經有三四萬骨幹力量，在鄂豫皖根據地大有可為，結果中央一聲令下圍攻武漢，中央代表張國燾、沈澤民帶領四方面軍南下大傷元氣，被迫放棄淮河流域的大別山，向西1000公里到四川北部去發展。
同時被中央強令攻擊武漢的還有洪湖的賀龍部隊，賀龍因此不得不放棄洪湖蘇區，到貴州邊境重建根據地。甚至四川川東遊擊軍的王維舟部隊也被命令奔襲武漢，為此差點丟光了四川紅軍的家底，險些無人接應四方面軍入川。之前毛澤東彭德懷被強令第二次攻擊長沙，也幾乎葬送了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的老底子……
這一系列錯誤決策浪費了大量實力，如果積攢起來，本來也可以在1934年多上幾萬精鋭紅軍和十幾個縣的根據地，讓蔣介石剿不勝剿。
但歷史沒有如果，一個新生的組織不可能避開所有失誤，戰爭往往就是比雙方誰的失誤少。每次都指望自己擲出六點才能的人，必定是末路賭徒。毛澤東也不是天生就應該有絕對的權威，他的決策能力不僅要用他的正確來證明，往往也需要很多人的錯誤來證明。
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固然是失敗，但為年輕的共產黨提供了一次新的磨合機會。毛澤東跟着自己參與創建的紅軍和黨走上了長征路。
長征去哪裏？
既然長征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擇目標？
正如毛主席總結，革命的第一批種子源於北伐軍和412政變前的大革命，所以大多數蘇區都在南方長江流域。這裏接近蔣介石的核心區域，是南京政府向內地擴張的首要障礙，要正面承受蔣介石集團的壓力，在蔣介石集團坐大之後是一個很危險的區域。
而且長江不僅僅是商業通道和蔣介石集團的財政來源，在軍事上也有非常有利於反動派——外國列強和南京政府都有軍艦，可以借江河阻斷交通，也可以用客輪快速運兵。尋淮洲、方誌敏率領紅十軍團北上的時候，蔣介石就從水路緊急調49師到福建圍剿，最終擊敗了這支孤軍。
紅軍兩次攻擊長沙，也都遭到美英等國的軍艦炮轟。長江及支流日益成為紅軍發展的不利條件。可以説，從南方長江流域向北方轉移，從東部沿海向西部內地轉移，是有客觀合理性的。陝北正是符合這一條件的戰略轉移方向之一。
圖7 帝國主義積極干涉的地區，也就是紅軍無法自由機動的地區
但北方或者説西北很廣闊，不止是陝北一地，哪裏是最合適的落腳點呢？
前面提到了，紅軍30年代的重大失誤之一就是強行攻擊地區中心城市。實際上，在解放戰爭之前，共產黨軍隊幾乎所有攻擊省城的行動都失敗了，只有彭德懷的三軍團短暫攻入長沙，然後在地方軍閥、“中央軍”、帝國主義炮艦的聯手攻擊下只佔領了九天。
為什麼不能攻擊中心城市（及周圍的平原）呢？因為紅軍是一支從農村建立的輕步兵軍隊，沒有兵工廠，缺乏攻堅所需的重武器，攻城和平原作戰往往損失巨大。而且平原地區和省城是地方軍閥的統治核心，平時軍閥可以看着紅軍和中央軍對打樂觀其成，一旦紅軍企圖佔領省城，地方軍閥會瞬間和蔣介石結成牢固的聯盟。
再加上南方大多數省級城市都在長江或支流沿岸，便於軍艦和運輸船出入，很容易觸發發帝國主義親自下場的戰鬥（比如彭德懷攻長沙），攻擊省城一般得不償失。
所以，紅軍在有能力席捲全國之前，應該儘量避免攻打中心城市，尤其避免對方有軍艦和運輸船通航的中心城市和平原。這意味着紅軍最好的發展方向在各省交界處的山區。成功的紅軍根據地和後來的抗日根據地般都有多個省的冠名（如鄂豫皖根據地、湘贛根據地），往往還要加上一個“邊”字（如湘黔邊根據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樣看來，既然四方面軍在大別山淮河流域沒站住，中央紅軍在福建江西的山區沒站住，就應該向西尋找類似的地方——而且最好遠離長江能通航的干支流。四方面軍在長征前選擇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落腳，就比較符合這個條件。
一方面軍倉促轉移，一路向西，先是到湘西尋找賀龍兵團的企圖受挫，然後在遵義轉由毛主席指揮，一度也想穿越四川去找四方面軍。但毛主席也沒辦法在軍艦攻擊下偷渡長江——蔣介石在宜賓和江津之間佈置了炮艇和裝甲商船，所以四渡赤水，紅軍甩開國民黨軍隊繼續一路向西，直到金沙江（長江上游幹流）不能通行大船的地方，才從皎平渡穿過長江，沿着中國地理第一階梯的邊緣北上，得到和四方面軍匯合的機會。
一時間，似乎川陝革命根據地要成為新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然而，當中央紅軍到達川西的時候，發現來迎接的四方面軍已經放棄了川陝山區，全軍西渡嘉陵江來會師。
原來在張國燾的領導下，四方面軍內部肅反太嚴重，幹部水平急劇下降，民政工作搞的很差，再加上經濟政策過於激進，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動員能力到了極限，不足以支持兩支紅軍長期休整。所以張國燾簡單粗暴地放棄了根據地。紅軍再次面臨去哪裏的問題。
到此為止，紅軍的選擇已經不多了。首先不可能是少數民族地區（新疆西藏被排除），其次必須有一定的農業基礎（甘肅大多數地區不行），第三要是遠離省城的山區（秦嶺不合適），第四需要地形開闊，方便紅軍大步進退打運動戰（漢中安康被排除）……
如此看來去陝北最合適。恰好中央此前從報紙上獲知陝北根據地尚存，還有紅25軍（四方面軍留在河南湖北的野戰部隊）前去支援，北上去陝甘邊區就成了最優選擇。
然而，此時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問題逐漸暴露。西征後，張國燾號稱擁兵八萬（實際戰鬥兵員約4萬），明顯多於長征到半途的中央紅軍（1.5萬）。他企圖通過軍事優勢取得黨的控制權，消極抵制中央決策乃至發出武力威脅。
結果是一方面軍先期北上去陝甘，四方面軍（和一部分一方面軍部隊）的戰略出現了極端搖擺，時而要去青海新疆避戰，脱離中國核心省份；時而轉身衝擊四川的平原地區，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流寇口號。最後百丈關一戰，“中央軍”和四川軍閥聯合起來擊敗四方面軍，張國燾只能帶着剩下的3萬紅軍撤退。
此時二方面軍孤懸南方，沿着一方面軍類似的路線北上，再次於川西和四方面軍匯合，一起前往陝北。此前25軍第二次在鄂豫皖根據地撤退，雖然沒帶電台，不知道中央紅軍的動向，但幾經周折也選擇了陝北。於是百川歸海，陝北根據地成了幾路紅軍長征的共同終點。
周邊的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和西北馬家武裝再次形成了互相牽制的軍閥割據局面，為紅軍提供了發展空間。可以説，雖然紅軍用了一番曲折才確定目標，但長征從東南方向出發，向西北山區轉移，這個總趨勢也是一種歷史必然性。
圖8 長征路線圖，未包括四方面軍自鄂豫皖轉移。下方紫色線條為六兵團先期出發的戰略偵查路線
偶然和必然
自然規律是世界上最中立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革命者和革命領導人不一定比他們的對手更聰明、更博學，但革命往往能夠解決舊社會內部的矛盾，建立超越舊利益集團的新生力量，從而利用舊統治集團無法利用的力量。
30年代的紅軍也許錯過了很多取勝的機會，但他們打破封建秩序，灌輸革命思想，在中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黨和軍隊，能在上萬公里的征程中保持戰鬥力，還能擴大政治影響。
所以，即便所有客觀條件都轉向不利方面，即便有選擇最優作戰方案，紅軍依然可以選擇進行戰略轉移，在反動力量鞭長莫及的地方繼續革命。而在同樣的道路上，國民黨軍無論扮演追擊者還是被追的一方，都未能達成自己的目標。可見革命的勝敗不僅僅是個謀略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想到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大洋貿易線路、重要海峽和金融制高點都被美國控制的現狀下，身處全球最大一塊陸地的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選擇向內陸發展，依託實體經濟和內陸-沿海貿易來發展新的世界秩序，本身並不是一個難以預測的方案。我們也可以預料到某些國家未必會喜歡這個趨勢。
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成敗因素，重要的是中國是否能突破200年來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滿足本國和世界人民被壓制的夢想，進而動員出完全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的新型政治-經濟組織，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年代開出一條有希望的發展道路。
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算甚至發展中出現一時的失誤乃至錯誤，這個國家也一定能像當年的紅軍那樣，通過戰略轉移來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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