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長征勝利80週年總結之二——全國紅軍一盤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平】
一般談到“長征”這個概念時，後人往往有兩個誤區。首先是把一方面軍從江西到陝北的行軍當成絕對主線，忽視了其他部隊的征途；另一個誤區是雖然看到不同的紅軍部隊都參與長征，但忽視了各支紅軍之間的協同，把長征看成孤立的幾次長途行軍。
實際上，在整個長征期間，各方面軍之間始終保持着密切的電報聯繫，在戰略上屢屢做出協同，為此不惜犧牲本單位的局部利益。而幾支主力紅軍分出的各個支隊雖然不一定有電台，但無論是執行偵察、後衞任務，還是吸引敵人主力進行佯動，都能堅決執行上級指令。
當然，張國燾製造的四方面軍獨立傾向給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必須看到，之所以張國燾的“事蹟”如此出名，本質上是因為我們已經默認紅軍絕不可能出現類似的分裂。本來，在那個軍閥混戰的時代，“兵強馬壯為天子”才是最通用的規則。
民國幾十年，一個個地方軍閥藉着暫時的兵力優勢進入北京和南京當大總統，每個軍官只要掌握部隊超過一個師就有獨立傾向，和他們相比，張國燾這點偶然的野心簡直太“正常”了。只是張國燾“不幸”是紅軍的成員，才未能落實他個人的權力慾望。
而且，即便只看四方面軍的長征歷程，配合中央行動、執行全國戰略也是絕對的主線。張國燾自己也在很長的時期內堅決執行中央精神。這種協作水平遠遠超出同期任何中國軍隊，是長征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1 你可知紅軍有多團結
一方面軍長征是個很倉促的決定，但在長征前，軍委依然派出了兩支小部隊先期離開中央蘇區，企圖通過敵後作戰調動敵人，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同時也打算測試各個方向敵人的戰鬥力，為長征做戰略偵察。
其中，尋淮洲、樂少華帶領七軍團向東北方向衝出中央蘇區，和方誌敏會師後改編為十軍團繼續北上。因為堅決執行了中央指令（某些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多次錯過了機動作戰的機會，最後在懷玉山被十倍的敵人包圍，損失了絕大多數兵力。（粟裕率餘部突圍，後來成為新四軍骨幹力量）。
而在中央紅軍最終選擇的西線突圍方向上，肖克剛剛帶4000人出擊白區歸來，就又率領紅六軍團西征，向湘西方向尋找二軍團建立的根據地，為中央紅軍主力開路。
圖1七（十）軍團的北上路線，東面進逼福州，北面打到長江
圖2六軍團的先期西征
這兩支部隊名為軍團，實際上只能各算一個簡編的師（旅）。其中七軍團出擊的時候一線戰鬥部隊不足3000，長短槍合計1200支；六軍團一線戰鬥兵力6000左右（其中2000人為游擊隊調入），槍支約5000。
這樣的小部隊深入敵後，在數十萬敵軍中尋找情況不明的友軍（二軍團當時和中央紅軍失去電報聯絡），還要為主力探路，有極大的可能會全軍覆沒（七軍團的確北上失敗，六軍團十八師被殲滅），但兩兵團的領導人依然堅決執行了中央指令。
六軍團司令蕭克（27歲）連一張貴州地圖都沒有，接到中央命令僅僅用了36小時就完成部隊集結，向湘黔邊境出擊（由外國俘虜翻譯繳獲的地圖才熟悉貴州地理）；七軍團司令尋淮洲（22歲）則在中央軍委的命令下，以兩個團的兵力攻打福州，一度佔領部分城區。
這兩支部隊在中央軍委的命令下展開敵後機動作戰，的確反映了當時中央軍委對長征準備不足，對一線兵力盲目指揮。但部隊領導人堅決執行命令，也説明了紅軍上下的團結，以至於有明顯缺陷的作戰計劃也能獲取重大戰果。倉促出擊的紅六軍團最終找到了二軍團，在長征初期調頭攻擊湘西，為強渡湘江的中央紅軍吸引了大量兵力。一度還為中央紅軍提供了備選的落腳點。
紅一方面軍突破湘江到達遵義後，開始了毛澤東指揮的機動作戰。但孤軍機動作戰，往往會引發敵人“集中對集中”的結果。於是毛澤東命令紅九軍團（此時也只有數千兵力）脱離主力運動，大造聲勢吸引敵人，主力則趁機南渡烏江脱身。
二次渡烏江前夕，為了避免把敵人引向主力，九軍團只敢夜晚行軍。到達烏江時，主力以為九軍團已經被殲滅，拆毀浮橋離去，九軍團只能單獨行軍，繼續在貴州雲南之間轉戰，吸引國民黨軍主力分散兵力，最後獨立渡過金沙江，兩個月後追上主力，此時已經獨立行進了3000裏。
圖3九軍團的獨立行動（圖中中上部細紅線）
早在長征之初，九軍團就承擔過掩護主力的任務。前面提到尋淮洲在長征前率七軍團北上，在東線掩護七軍團出擊的就是九軍團。中央紅軍主力向西突圍前夕，九軍團在東路長汀打阻擊，比其他部隊多走了數百里，晚了數天才離開蘇區。在遵義會議後這支部隊獨立作戰，再次證明了他們敢於犧牲自己的決心。
與主力會師後，很快就是一四方面軍戰略會師，九軍團被編入以四方面軍為主的左路軍（改稱32軍，僅剩1000多人）。雖然張國燾違背中央命令南下，但基於對紅軍總司令部的忠誠（朱德和總司令部被張國燾裹挾），以及對紅軍總體利益的認同，九軍團積極參加了張國燾主導的南下作戰。
1936年6月，二方面軍前來會師，九軍團再次編入二方面軍，隨賀龍部作戰。到長征結束的時候，由於九軍團出發地點在所有紅軍的東面，途中多次單獨作戰，並先後追隨三個方面軍的主力行軍，某些老紅軍一共走了近四萬裏，遠遠超出“兩萬五千裏”的概數。
紅二十五軍更是服從中央指揮的典範。
張國燾分裂後，毛澤東帶領的陝甘支隊前往陝北，人數僅有7000，無糧無餉。和四方面軍同源的二十五軍此時已經主導了陝北局勢，但軍長徐海東毫不猶豫地服從中央指揮，並將5000銀元送給中央紅軍救急（此時陝北硬通貨一共只有7000銀元）。若是換了其他軍閥部隊，中央紅軍根本不可能在陝北站住腳，再收攏其他紅軍來會師。
長征能成功，一路上的地方共產黨員也功不可沒。四方面軍西征進入四川，幾起幾落的王維舟率部前來引路，無條件配合主力作戰。
紅軍佔領遵義，居然有一箇中央從未聽説過的“貴州省工委書記”上門迎接，原來這是兩個共青團員和組織失散後自行發展的外圍組織。後來 “山寨版”的貴州省委為紅軍提供了關鍵戰略情報，送中央情報負責人潘漢年去上海和共產國際接頭，從而得到中央認可“轉正”。
解放後第一任貴陽市委書記即是這個“山寨”省委的成員。一方面軍到雲南，和黨組織失散數年的徐文烈（後任50軍政委）拋妻舍子，為紅軍當嚮導攻打宣威城，然後跟着紅軍一直走到陝北。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主力紅軍之外的黨員為長征做出了貢獻。
最值得記住的是主力紅軍長征後，在南方各個根據地斷後掩護的部隊。前面提到紅九軍團長征前在東線長汀阻擊，他們隨主力西撤後，由留守的24師負責中央蘇區防務。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敵人不能在11月前控制長汀城（10月10日主力出發），24師果然在長汀守到了11月1日，此時中央紅軍已經從江西打到了湖南。一個月後，湘江東岸，紅34師再次為全軍斷後，放棄了前往渡口的機會。師長陳樹湘被俘後自己扯碎傷口自殺。
紅二方面軍離開湘黔邊根據地時，留下18歲的段蘇權（後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率黔東獨立師留守掩護。此時南方其他紅軍單位都已經分散上山，黔東獨立師以不到1000兵力，四五百條槍拖住了敵人一個月，最後全軍覆沒。師長王光澤戰死，段蘇權乞討回鄉，抗戰後才隱蔽身份前往延安。但紅二方面軍因此安然遠去，損失在三個方面軍中最小。
至於紅25軍，本身就是在四方面軍西征時留守鄂豫皖的部隊，紅25軍長征又留下了高敬亭的紅28軍堅持到抗日戰爭時期（茅盾之弟沈澤民為此鞠躬盡瘁）。在長征路上，各主力也在貴州、川西、川北、陝南等地留下了游擊隊，在掩護主力的同時播撒革命火種。這些紅軍在接受命令的時候非常清楚九死一生，要以數千乃至數百的兵力迎戰國民黨圍剿部隊全軍，但依然堅定地戰鬥到最後一刻。紀念長征勝利不能忘記這些已經消失的紅軍單位。
2 總司令部也拉不走紅軍
具體到張國燾南下自建中央問題，首先我們要承認這是一次嚴重的分裂事件。但也必須看到，這個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解決，每一步都反映出當時共產黨和紅軍的團結本性，反映了紅軍強大的自愈能力。
首先，張國燾能掌握四方面軍最高權力，並帶領四方面軍從安徽遠征到四川，本身就是中央權威的體現。鄂豫邊根據地開創於1927年。鄂豫邊、皖西、豫東南三塊根據地1930年合併為鄂豫皖根據地，得到了紅軍第一軍的番號，此時張國燾還遠在莫斯科。
直到1931年5月，張國燾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此前，在中央工作的董必武，創建根據地的許繼慎、周純全對四方面軍（及前身）的影響力要比張國燾大的多。
然而，紅軍必須聽黨指揮。張國燾代表中央而來，輕鬆拿到了鄂豫皖根據地的最高職務。輔助張國燾工作的徐向前、陳昌浩也是黨中央下派的幹部。之後張國燾發起多輪肅反，清洗了眾多地方幹部，這才控制了四方面軍。
關於張國燾的肅反，必須承認有相當多的錯誤，很多優秀幹部如許繼慎、曾中生被錯殺，張國燾也趁機擴大了對四方面軍的個人影響力。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作為地方性起義的成果，鄂豫皖根據地本來的確存在非常嚴重的紀律乃至立場問題，許多紅軍單位和土匪勾結，四處搶劫；相當多的幹部生活腐化，在思想上根本搞不清紅軍和歷史上農民造反的區別；再加上國民黨從武漢出發不斷滲透，某些軍事領導傾向於第三黨勢力，許多紅軍部隊在1930年左右是不太聽黨中央指揮的。中央巡視員郭述申（郭樹勳）甚至曾經被地方紅軍威脅生命，被迫逃走。
因此，張國燾整肅部隊，大量更換乃至處決幹部，雖然有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客觀上重塑了鄂豫皖紅軍，在一兩年的時間內把地方主義濃厚、調動不靈的地方紅軍捏合成一支聽中央指揮的戰略性力量，對革命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實際上，後來為鄂豫皖蘇區而犧牲的沈澤民在肅反問題上比張國燾更激進，更急切）
而且，在紅軍會師之前，四方面軍也一直服從中央，積極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進軍。長征中期，一方面軍因為無法偷渡長江，不斷向川西藏區迂迴，企圖尋找北上的機會。西部山區道路稀少，即便紅軍機動力強，稍有不慎也可能撞上敵軍，對敵人的電訊情報偵查尤為重要。但紅軍擁有的電台相當笨重，連同電瓶、發電機、油箱、天線需要上百人搬運護衞，不可能在運動中開機。
此時四方面軍在川北根據地尚有穩定後方，專門撥出一個電台為一方面軍提供電訊偵查，每晚一方面軍宿營的時候打開電台，四方面軍另一部電台就向一方面軍提供前一天的電訊情報，指導中央紅軍繞開敵人的封鎖線。當時紅軍各部的電訊器材都非常緊張，四方面軍往往做不到每個軍都能通電報，但依然堅持承擔一方面軍的電訊偵查任務。
可以説，中央紅軍能走出西部山地乃至到達長江北岸，一步步都是四方面軍引導過來的。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師後，也從四方面軍得到了很多電訊器材的支持。
等到一方面軍到達川西，四方面軍以全軍之力打破了嘉陵江防線，渡江來支援。雖然張國燾放棄川陝革命根據地有獨斷盲動的一面，但在兩支部隊從未謀面的情況下（一、四方面軍平行發展），四方面軍能為了從未見過面的中央放棄幾十個縣的牢固地盤，這是任何軍閥部隊無法想象的行動。
圖4 四方面軍（搬家式）西渡嘉陵江
紅軍會師之後，張國燾自知過去幾年工作中有很多錯誤需要檢討，又看到中央紅軍的直屬兵力不多，個人野心開始萌發。但平時張國燾在四方面軍説一不二，此時卻無法調動一兵一卒進行紅軍內戰，最多隻能抽走自己的老部隊。只是因為他裹挾了紅軍總司令部，同時又取得紅軍總政委的身份，這才能帶着一部分紅軍南下。
在南下過程中，張國燾宣佈自立中央，但即便是多次被肅反的四方面軍高級幹部，對這個決定也多有質疑。很多幹部表示：“成立中央怎麼比成立個黨支部還輕鬆？”，更不要説被裹挾而來的一方面軍幹部。1936年6月，張國燾自行取消了成立八個月的第二中央，但依然堅持和陝北中央平行發展。此時二方面軍尚未和四方面軍接觸。
在此前的幾個月，由於一、四方面軍會師期間的紅軍總司令部隨四方面軍行動，張國燾掌握了和二方面軍聯絡的唯一電台，以中央名義命令長征途中的二方面軍前來會師。賀龍蕭克任弼時等領導堅決執行了“中央命令” （陝北電台未攜帶二方面軍的密碼本，只能明碼通話，不能談及重大軍政問題），沿着比一方面軍更深入青藏地區的艱苦路線北上，最終到達甘孜地區。
6月30日，二方面軍（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帶領下前來會師，7月2日的會師慶祝大會上，雖然四方面軍兵力明顯多於一方面軍，任弼時等二方面軍幹部依然明確提出服從中央領導，拒絕和張國燾一起批判毛澤東。張國燾只能繼續放棄自己的錯誤主張，和二方面軍一起北上。可見張國燾的個人意志無法憑空製造黨的分裂。
隨張國燾一起行動的還有許多非四方面軍“嫡系”部隊。除了前面提到的九軍團、二方面軍外，還有紅軍大學、總司令部、董振堂領導的五軍團、川東遊擊軍改編的王維舟33軍。
劉伯承、朱德等人因為在紅軍總司令部，也被迫一起南下。他們兵力不足，無法質疑張國燾（以紅軍總司令部和朱德名義）的純軍事命令，但對於張國燾分裂黨的行動，他們是一直堅決抵制的。只是考慮到數萬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他們在作戰行動中還是努力為紅軍的整體利益作戰，南下作戰的具體行軍路線就是劉伯承這個總參謀長規劃的。正如徐向前元帥後來的回憶：
“朱德總司令雖不同意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為，但認為部隊既然已經南下，就應打開戰局，找塊立腳生存的地方。那麼多紅軍，沒有地盤，沒有飯吃，無異於不戰而自斃。同時，他又堅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後總會走到一起的。因而，在軍事行動方面，積極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及時瞭解敵情，研究作戰部署，定下決心。”
最終，在幾乎所有紅軍單位的反對下，張國燾放棄了分裂中央，自任主席的計劃，帶領二、四方面軍北上。事實證明，即便位高權重如張國燾，即便張國燾通過肅反安置了大量個人派系的幹部，即便張國燾直接管轄一半以上的紅軍兵力，還裹挾了紅軍總司令部，紅軍依然不是軍閥部隊。
在紅軍總司令部和黨中央分離的十幾個月中，除了張國燾等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紅軍戰士和黨員幹部都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繼續戰鬥，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3 紅軍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在紅軍興起時候還是個農業國，正在逐步淪為十幾個工業化列強的殖民地。所謂殖民地，在那個時代意味着商品傾銷地和資源出口國。因為外國商品傾銷，所以城市的工業很難發展，農村的手工業無法提升為現代產業，中國大多數人口只能靠種糧食勉強度日。
但由於世界糧食市場的波動和外國軍火支持的軍閥混戰，中國農村的舊秩序連勉強度日也很難持續，在20年代已經非常接近於總危機，時刻有爆炸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正確地意識到中國絕大多數階級矛盾存在於農村，從20年代後期開始致力於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利用共產主義土地革命來引爆農民的自發造反傾向，再把農民運動的自發性轉化為革命的動員力。
這意味着中國紅軍從一開始就和農民運動有很深的淵源，和歷史上歷次農民運動一樣聲勢浩大，也必然像歷代農民軍那樣，充滿了封建性、地方性和流氓性。這樣的力量或許在恰當的時刻能夠破壞舊社會，但絕無可能建設一個新社會，必須由共產黨的先進理論和組織進行引導。
即便在紅軍建立後，對農民運動負面作用的批判也不能放鬆。毛選第一卷曾經深刻地檢討過這個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井岡山的鬥爭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
……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説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説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
……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由於紅軍中游民成分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羣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羣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衞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羣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着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
因此，我們看到20年代到30年代，根據地和紅軍一次次的肅反、整黨，成批地更換幹部。不可否認，年輕的共產黨很缺乏思想鬥爭和組織鬥爭的經驗，肅反往往有擴大化的錯誤，手段則往往粗暴地採取肉體消滅（到40年代整風運動時有明顯進步）。
但無論如何，整肅紅軍的大方向是對的，紅軍也經受住了內部鬥爭的考驗，在30年代形成了幾支強大的武裝集團，不僅能在本地搞土改，還能考慮全國乃至全球的革命形勢，在大範圍內流動作戰，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很難想象不經整肅的紅軍能夠經歷長征的考驗。
然而，張國燾事件證明，紅軍的自我整頓還沒有完成。雖然在各個地區內部、各個方面軍內部，紅軍和黨組織基本完成了整合。但在全國的層面上，紅軍還沒有做到完全團結，黨組織對自身的改造還有明顯缺陷。
所以，一旦幾大主力匯合，某些領導人的個人問題就會上升為全局的組織問題，進而影響中國革命的戰略決策。從這個角度説，長征和解決張國燾的分裂問題，本質上是此前數年紅軍內部整肅的繼續，是紅軍在全國層面進行整合的最後一步。
經過這一輪考驗，共產黨和紅軍才有資格去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否則的話，就算僥倖在軍閥混戰中崛起，也會像當年的國民黨那樣，在北伐擊敗北洋軍後立刻出現內部分裂。所以説，紅軍的長征不僅僅是一次軍事“大考”，更是政治上的一次“期末測驗”。毛澤東帶領紅軍拿到了不錯的成績，之後幾十年沒有再遇到槍指揮黨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軍隊和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軍種鬥爭在各國都普遍存在，不僅中國的軍閥如此。甚至世界大戰中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比如説，作為德國納粹奪權的重要人物，空軍元帥赫爾曼·戈林曾宣稱“一切有翅膀的部隊都歸空軍管”，為此不惜阻止德國建立海軍航空兵，對德國海軍的潛艇戰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空軍偵察支持。
為了鞏固地位，戈林為自己控制的空軍徵發了超額人力，一度接近200萬人。而此時蘇德主戰場上的陸軍兵力也不到300萬人（西線100多萬）。戰況緊急的時候，戈林為了保住權位，寧可在空軍編制下組織十幾個“空軍野戰師”乃至“空軍裝甲師”，也不肯把人力交給陸軍，為此浪費了大量資源和武器。（納粹末期戈林被希特勒囚禁，戈林曾命令附近的空軍野戰部隊救出自己）可以説，戈林的權力慾明顯增加了納粹德國滅亡的速度。
圖5 納粹德國空軍“戈林”裝甲師
另一個案例是日本海陸軍的矛盾。明治維新之後，長州藩武士集團把持了陸軍；薩摩藩武士集團把持了海軍，兩者各自結合了一批貴族和資本家，發展為軍政混合集團，長期相互鬥爭。矛盾發展到最後，陸軍要造航空母艦，海軍要造坦克，大大損耗了原本不多的戰爭資源（一度陸軍掌握的船舶噸位大於軍艦總噸位）。
1931年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海軍控制的造船廠還在完成中國訂單，努力製造中國海軍旗艦“寧海號”巡洋艦（1932年交付）。部分日本海軍軍官甚至和中國人一起聲討陸軍的軍事行動。二戰前夕日本的“南下”和“北上”戰略分別為海、陸軍所主導，結果就是必須在某個方向碰壁才肯重新討論戰略問題。最後日本帝國主義在美蘇夾擊下滅亡，當年的戰略搖擺也算“功績卓著”。
圖6 日本陸軍的航空母艦
其實，日軍、納粹和中國國民黨軍的問題有相似之處，都默認軍隊有使用暴力改變政治決策的權利，都在政權中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封建性，都允許軍隊擁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結果就是軍人喪失政治理想，為了個人搞分裂，影響戰略決策，最終走向失敗。
紅軍、八路軍、解放軍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也要在現實的經濟社會中生活，不能認為換一個名字就可以消滅所有舊軍隊的問題。所以，自我整肅是必然的選擇，也是一個要長期堅持的手段。從土地革命時期肅反到長征解決張國燾問題，再到抗日戰爭期間的延安整風、解放戰爭期間的新式整軍運動，都是共產黨所領導軍隊的持續淨化。
建國以後，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98年軍隊停止一切商業活動，2016年軍事體制改革……則是軍隊自我整肅在新時期的表現。從這個角度説，堅持長征精神，很重要的一點是堅持軍隊的自我整肅精神，不能允許軍人有超越全局利益的個人立場。
當然，這一點説來容易做來難，正如上一篇總結所説：
【自然規律是世界上最中立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革命者和革命領導人不一定比他們的對手更聰明、更博學，但革命往往能夠解決舊社會內部的矛盾，建立超越舊利益集團的新生力量，從而利用舊統治集團無法利用的力量。】
可見發現問題容易，解決問題難。既然納粹德國選擇了大資本和中產階級聯手專政，既然日本基於舊武士集團來發展現代國家，既然國民黨選擇了與帝國主義和舊軍閥妥協，分裂和失敗就是他們必然的結果。
我們的人民軍隊如果希望永遠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不能僅僅靠嚴苛的制度，也不能像張國燾那樣以殺人維持紀律。只有永遠保持革命軍的身份，讓軍人有理想、講政治，主動抵制資本主義內部必然的形成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才有可能一直對分裂有免疫力，才能一直擁有給自己“做手術”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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