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這張合影是中梵關係正常化的一大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據觀察者網2016年10月16日的報道，教皇方濟各在10月5日的公開接見中，會見了來自中國大陸蘇州教區的主教徐宏根及其率領的朝聖者，這是教皇首次公開接見中國大陸主教，而徐宏根主教是按照中國“自選自聖”程序任命的主教，這使得此次會見更加具有深意。自教皇方濟各上任以來，中梵關係快速發展有目共睹，而這次教皇能夠同中國大陸按照合法程序選出的主教公開會面，反映出中國對梵蒂岡政策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徐宏根主教（前左）與教皇方濟各（前右）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合照

風波不斷的教皇接見

在外人看來，教皇接見中國大陸的主教，更多地是表現出教皇對中梵關係正常化展現出來的極大善意。而熟悉中梵關係史的人知道，此次會見並不是教皇第一次接見來自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人士，而接見的目的也從來沒有想象的那麼單純。

自1958年教皇庇護十二世野蠻幹涉中國天主教會“三自”愛國運動失敗後，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各種聯繫幾乎完全斷絕。然而碰了大釘子的羅馬教會並沒有放棄中國這個潛在的傳教市場，千方百計地企圖重新樹立對中國教會的絕對權威。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外部世界的聯繫日益緊密，而這客觀上為羅馬教廷向中國教會施加影響，爭奪對中國教會的控制權提供了渠道。

而對那一時期的中國天主教會而言，一方面，受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的衝擊，中國天主教會處於半癱瘓狀態，各種正常的宗教活動難以進行，神職人員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另一方面，一大批解放初期因參加反革命活動而被人民政權專政的神職人員在那一時期被刑滿釋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仍然堅持過去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並試圖奪回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控制權。這些不利因素使中國的天主教教務陷於一定程度的混亂。而出生于波蘭，善於挖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政策牆角的時任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敏鋭地覺察到了這一可乘之機並試圖加以利用，由此拉開了中國和梵蒂岡在新時期鬥法的序幕。

中梵兩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公開交鋒就是從教皇的接見開始的。1981年6月6日，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接見了已在愛國會擔任職務卻前來“述職”的廣州教區主教鄧以明，並任命其為“廣州總教區總主教”。雖然若望·保祿二世宣稱此舉是“對中國政府任命的事後追認”，但是鄧以明在政府准許他去香港治病期間違反紀律，以“述職”為目的私自前往羅馬，已然反映出他對祖國仍然三心二意。

而教皇在鄧以明已被任命為廣州教區主教的情況下，仍然要畫蛇添足地任命其為“總主教”（按照天主教法典，總主教必須由教皇來任命，因此中國天主教在三自運動後事實上已經暫時不存在任命總主教的條件）以彰顯其“最終決定權”，也暴露了羅馬教廷試圖重新掌握中國教會控制權的野心。

面對鄧以明背叛祖國以及羅馬教廷干涉我國內政的行徑，時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的傅鐵山主教斥責其“挑起第二次禮儀之爭”，而廣東省天主教愛國會在這次事件後將惠陽教區併入廣州教區，任命惠陽教區葉蔭芸為廣州主教。中國愛國天主教徒以實際行動對羅馬教廷實施了堅決的反擊，捍衞了國家主權，而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鄧以明由於背叛祖國不得不孤獨終老，客死他鄉，雖然他晚年對自己的行徑表有悔意，但他最終還是為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背叛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無獨有偶，1989年-1991年，東歐鉅變，蘇聯解體，而我國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遭遇了政治風波。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若望·保祿二世錯估形勢，以為中國要“變天”，遂故技重施，於1989年在羅馬接見了原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1991年6月29日，若望·保祿二世再一次接見龔品梅並高調擢升他為樞機。

龔品梅由於敵視新中國，組織反革命集團對抗人民政權，迫害愛國教徒而於1955年被捕並依法審判。1985年後，鑑於其年事已高且患有心臟病，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政府將其釋放並准許其1988年赴美治病，而龔本人在改造期間本已對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認識，並在出國前表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然而，若望·保祿二世的接見，使得他以前對祖國和人民的犯下的罪行反而成了他向教廷內反華勢力邀功請賞的資本，這讓他對自身行為的認識急轉直下。從此之後，龔便死心塌地地追隨教廷內的反華勢力，走上了鐵桿反華的不歸路。

由此可見，長期以來，教廷接見中國教徒特別是神職人員的行為並非簡單的宗教活動，而隱藏着對中國天主教會施加影響，進行滲透的政治企圖。這種把宗教活動政治化的行徑不可能不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警惕。

2005年，梵蒂岡召開世界主教會議，時任教皇本篤十六世擬邀請四位中國主教參加會議，但由於這四位主教立場傾向於擁護教廷權威，特別是所謂“齊齊哈爾監牧區主教”更來自於地下教會，為了防止被反華勢力利用，最終他們的行程沒有被批准。梵蒂岡這種夾雜政治私貨的接見，最終阻礙了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和中國教會與外國教會的正常交往，對此梵蒂岡恐怕是要承擔全部的責任。

若望·保祿二世

此次會見成行：中國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雖然自教皇方濟各上任以來，中梵關係一直在向好發展，但是一下子就發展到教皇和蘇州教區主教會面成功，還是難免讓部分人感覺中國為改善中梵關係“步子邁得有點大”。

但是，一個在國內並不廣為人知的消息説明中方促成此次會面並非頭腦發熱：據意大利媒體報道，今年7月，部分中國信徒因企圖持旅遊簽證私自前往波蘭克拉科夫參加世界青年節（天主教青年節日，和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不是一個節日）而在機場被阻攔。這個消息説明中國與梵蒂岡之間的交往並沒有失去控制，而中國也並非由於中梵關係的改善而無原則地默許中梵之間的任何交往活動。正因為如此，此次教皇與蘇州教區主教會面背後的意義才更值得關注。

看了徐宏根的履歷，不難發現，其成長曆程“中規中矩”：來自熱心公教家庭，佘山修院畢業（佘山修院是中國天主教水平比較高的修院），有外國留學經歷，由堅持自辦教會的蘇州教區馬龍麟主教祝聖為神父，馬主教去世後又按照自選自聖的方式稱為主教，並在得到教皇批准後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房興耀正式祝聖。而教皇與徐的會面，顯示出了教皇對徐身份的認可，這意味着之後中國的主教任命很有可能“照此辦理”，這至少説明教皇在承認愛國會和自選自聖合法地位上“發出了一個積極的信號”。

對於中國而言，促成徐與教皇的會面，對加強愛國會和自選自聖在天主教世界的合法性會大有幫助，而私自參加世青節則有可能會被反華勢力所利用，這兩件事一對比，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國在處理中梵關係上既堅持原則，有效防止反華活動的出現，又表現靈活，不拒絕對中方有利的正常宗教交往。可以這樣説，中國在中梵關係改善的今天仍然頭腦清醒不糊塗。

中國要繼續掌握主動權，不要被梵蒂岡牽着鼻子走

雖然目前中國在中梵關係當中掌握着主動權，但天主教作為歷史上發展最成功的宗教之一，其政治手腕不容輕視。而無論是由教皇任命神職人員，還是自選自聖神職人員，天主教都是一個以教皇為核心的宗教，教皇有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地位，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架構可能為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在促進中梵關係發展的同時，仍然要對梵蒂岡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顯然，中梵關係正常化將給教廷帶來巨大的利益，在中梵關係正常化已經到了這個節骨眼上，教廷當然樂意賣中國一個面子以促使中梵關係早日正常化，但梵蒂岡是一個完全靠傳教立國的特殊國家，如果在兩國之間的重大問題沒有解決完畢就貿然與其建交的話，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滲透活動仍然會給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因此在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越是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我們越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按照自己的節奏來，而不是被對方牽着鼻子走。只有這樣，才會使我們在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得到最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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