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共思想領導力 在全球日益上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2016年，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政策對話大大增加，但其性質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在西方國家陷入長期新平庸的背景下，中國的思想領導力，或者更確切地説，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力，正穩步贏得國際信譽。這一趨勢在最近發生的三件大事中得到明顯體現：
• 9月4日至5日在中國杭州召開的G20峯會；
• 10月13日至15日在中國重慶召開的“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
• 10月15日至16日在印度果阿召開的“2016年金磚國家峯會”。
事態發展其實並不出人意料，它們只不過是三十多年來中西不同經濟發展戰略所帶來的不同結果的一個集中反映，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其經濟增長結果優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其他經濟體。
在此期間所發生的事實——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大幅提升，證明了中國的經濟道路是正確的。同期西方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則大幅下降。新形勢的變化是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客觀體現：現在在國際經濟討論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學習借鑑中國經驗。
筆者在10月中旬參加重慶的“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時，這種感觸日益加深。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國際討論。其他國家借鑑中國成功的經濟政策的越多，國際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中國亦可趁勢發展。概括地説，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思想領導力提升，不僅會影響世界經濟發展，而且也對中國自身有益。
下文將分析國際經濟討論中的這些客觀與主觀過程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它們對中國的影響。比如，林毅夫和張維迎近來圍繞產業政策所展開的爭論，就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脈絡。
1978年至1980年成為中國和西方發展的關鍵轉折點
中國和西方國家在1978年至1980年幾乎同時確定了新的發展道路：1978年，中國在鄧小平的帶領下啓動了改革開放； 1980年，西方在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和剛當選美國總統的里根的支持下着手起草“華盛頓共識”。這兩種不同政策的基本框架一直持續到現在，併成為當前的經濟討論的一個歷史大背景。
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代表着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
三十五年後，這兩種經濟發展道路的結果顯而易見：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從1950-1977年的低於5%飆升至1978-2015年的9.8%；美國的GDP年均增長率從1950-1980年（里根上台前一年）的低於3.7%跌至1980-2015年的2.7%。
也即是説，1978年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主要國家中最快的經濟增速；1980年後，實行里根經濟學（里根經濟學的很多主張成了“華盛頓共識”的條文）政策的美國則經歷了經濟放緩。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有詳細的分析。
從政治角度來看，結果同樣顯而易見。2016年，兩大“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美國和英國遭遇了主要國家中最為嚴重的政治動盪：特朗普的崛起攪得美國政壇人仰馬翻、民眾分歧加劇；英國非理性的脱歐公投拖累英國經濟，導致英鎊大幅貶值。英美兩國遭遇的經濟放緩和嚴重的政治動盪，純屬里根主義政策的後遺症。
但顯然，儘管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遭受雙重失敗，“華盛頓共識”政策而非中國成功的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卻受到負責全球經濟治理的機構，尤其是IMF和世界銀行的推崇。事實也證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錯誤的。“華盛頓共識”正式生效的1989年，美國佔世界GDP比重為28%，發達經濟體為84%，中國則不到 2%。
從1978年至1989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為世界最快增速，但中國總體經濟規模仍然很小。英語有一句名言：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儘管到目前為止，“華盛頓共識”被證明是失敗的，但上世紀80年代IMF/世界銀行卻極力主張這一失敗的政策，而非中國成功得多的政策。
1979-2016年 中國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時間已經過去近四十年，現在也是時候用事實檢驗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和“華盛頓共識”這兩種不同的政策了。 1978年後中國經濟連續數十年取得成功，1980年發達經濟體經濟持續放緩，世界經濟形勢因此發生質變，這反過來開始改變世界經濟討論格局。因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是中國共產黨智慧的結晶，這必然也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經濟討論中的重要性已經穩步或者大幅提升。
按照當前匯率計算，從 1989年至2015年，美國佔世界GDP比重從28% 降至 24%，中國則從2%升至15%。與此同時，發展中經濟體佔世界經濟比重也從16%升至35%。中國從佔世界經濟中的邊緣地位，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按照西方經濟機構認為更能反映世界經濟長期趨勢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這種變化更引人注目。 2015年，中國佔世界經濟比重為17%，超過美國的16%，這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佔世界經濟比重現已超過半數，為53%。總之，從1980年裏根當選，以及 1989年“華盛頓共識”正式生效以來，中國和發展中經濟體已完全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
但中國1978年後的經濟政策沒受到國際廣泛研究也存在一個主觀原因：中國在某種意義上過於低調。當時的中國在國際上遵循鄧小平所主張的“韜光養晦”政策。中國強調“中國特色發展道路”——雖然鄧小平也謹慎指出“我們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經濟規律具有普遍性”。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低調行事，堅持中國特色發展道路。只有那些對國際經濟趨勢抱有極大興趣的人，才會對引人注目的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給予足夠的重視。
相繼效仿中國模式的國家成績斐然
雖然中國沒有要求別國認真研究其經濟政策，但其也沒有阻止別國這樣做。其三個鄰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就深受中國經濟模式影響，他們同樣成績斐然。
除人口低於五百萬的小國或者石油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外，拙文《世行數據中隱藏着一個秘密》對“華盛頓共識”問世以來的人均GDP增長率進行了詳細的國際比較，四個國家取得了世界最快的人均GDP增速，他們的排名按遞減順序分別為：中國、柬埔寨、越南和老撾。
現實再次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遠比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表現優越。這項政策在其他國家而非中國取得同類結果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確實符合鄧小平所説的“經濟規律具有普遍性”，而不僅僅只適用於中國。
中國的成功吸引了中南半島諸國，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的關注，他們效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後，導致中國的經濟戰略影響進一步蔓延到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印度。
印度現任總理莫迪在其先前擔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時就經常訪問中國。莫迪政府任命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研究員、《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下》一書的作者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為首席經濟顧問。
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新經濟政策呈現三方面較為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強調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其次是強調發展製造業，三是吸引投資，讓盧比匯率更具競爭力。可以明顯看出，這些政策是效仿中國模式。
正如中南半島那些國家一樣，印度經濟增長成績斐然，幫助其與中國一道，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除了印度這個典型例子外，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政府投資所發揮的作用，也開始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產生重大影響。正如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
“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是過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自2004年以來，該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了10％，並因此實現了貧困狀況和醫療衞生條件的顯著改善。該國資源較為貧乏，並未像其它許多非洲國家那樣從大宗商品繁榮中獲益，其經濟自由化進程和體制改革也並未像世界銀行和其他捐助者一貫建議的那樣扮演主要角色。
這一快速增長實際上是大幅增加公共投資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佔GDP的5％，到2011年的19%，增速全球排名第三。埃塞俄比亞政府發動了一場預算支出高潮，修建公路、鐵路、電站，以及一項令大部分貧困農村地區生產力顯著提升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他談到拉美的情況時指出：
“至於拉丁美洲，玻利維亞是稀有礦產出口國，在當前商品價格低迷時期還不至於爆發危機。在拉美總產出萎縮（約0.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的背景下，該國2015年全年GDP增長預計保持在4％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於公共投資，而總統莫拉萊斯也將此認定為本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從2005年到2014年，玻利維亞的公共投資總額相對於國民收入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從6％提升到13％，而政府則計劃在未來幾年進一步提高該比例。”
綜上所述，1978年或者1989年時國際上極少數尋求借鑑中國經濟政策的國家，現已成為非常重要的勢力。顯然，這是中國的思想領導力近來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增加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思想領導力在不同論壇上的作用
當然，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力日益提升，在近來召開的不同性質的論壇上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體現。
• 杭州G20峯會匯聚了世界政治經濟界最有影響力的角色——美國、中國、歐盟、日本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雖然中國作為G20主辦國，具有設置議程、提出倡議的最大權利和引領作用，但G20成員國涵蓋世界上所有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任何倡議的達成必須得到這些國家的同意。
這意味着，中國、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都擁有否決G20倡議的權利。而這同時又是G20的典型特徵：規模大、代表性強。因此，G20無法快速推進任何一項倡議的達成，其潛在作用主要是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戰略，而這會限制G20發展進程。
• 金磚國家峯會任何倡議也是如此，它必須是擁有實際否決權的所有與會成員國達成共識才能生效。但由於其中四個成員國（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均是發展中國家，俄羅斯是一個半發達國家，使得金磚國家的共同利益清晰明確，因此金磚國家比G20在思想和行動上作出決策時要快得多。
比如最近在果阿舉行的金磚國家峯會，明確強調了發達經濟體呈緩慢增長的趨勢，並提出了超越G20共識的解決方案，比如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注重消除貧困，促進並強化發展中國家利益。
• 在重慶召開的“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則展現了不同的特點，它的與會代表來自50多個國家的70多個主要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這輪對話會是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其思想領導力作用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當然，這並不是説，其他政黨就應效仿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從討論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共產黨也希望借鑑其他政黨經驗。但在某種意義上，對話議程明顯深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許多會議報道和講話也反映了這一點。
中國方面的出席代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重慶市長黃奇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和其他許多嘉賓。
與會的還有許多外國嘉賓，包括上文概述全球經濟趨勢時所特別提及的印度的人民黨執委會委員、發言人戈帕爾•克里希納•阿加瓦爾（ Gopal Krishna Agarwal）等等。
值得讚揚的是，就思想深度而言，這次對話會所設置的框架超過G20共識——但當然，重慶對話會是一個供討論的論壇，而非一個決策機構。
全球貢獻還未被廣泛認識
總結當前的趨勢和事件，有必要對中國思想領導力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它正在全球範圍內發揮着作用，但這些作用受重視的程度與其對全球發展的貢獻相比，還有差距。中國已在全球金融倡議方面比如亞投行（AIIB）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在此不贅述。
• 就世界經濟增長而言，深受中國影響的國家已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2007年至2015 ，單單中國和印度的GDP增量加起來就高達8.2萬億美元，美國的這一數據為3.5萬億美元。
• 就當前世界經濟總體權重而言，按照當前匯率計算， 2015年金磚國家佔世界GDP比重為22%，歐盟為22%，美國則為24%；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現在的領先優勢引人注目，美國佔世界GDP比重為16%，歐盟為17%，金磚國家則為31%。但金磚國家的政策連貫性和機構實力不僅遠不如美國，而且也遠不如歐盟——就世界經濟權重而言，發達經濟中心仍然處於主導地位。
•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國的國際權重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僅已經在中國之外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印度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已經在中南半島諸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但在發達國家，由於其宣傳機構的意識形態原因，數十年來“中國即將崩潰”、“中國即將轟然坍塌”、“中國將遭遇硬着陸”等類似的報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儘管事實是，這樣的預測早已破產。
中國之外的“中國通”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則客觀得多，越來越多的經濟界人士現在也開始客觀認識中國，拙文《美國經濟學家開始客觀認識中國》對此過程有詳細的分析，這裏就不再贅述。
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經濟討論中的重要性將繼續增加
上述分析的關鍵點是，這不僅僅事關思想領域鬥爭，而是決定中國在國際經濟論戰當中的份量不斷上升。受中國發展戰略影響的國家的增長表現，優於那些效仿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這是決定性因素。受中國發展戰略影響的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正逐步增加，而效仿新自由主義 “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則正逐步下降。對其他國家來説，實際的經濟成就當然比設想的經濟理論更具説服力。
但這種經濟現實也證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國際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加。由於“華盛頓共識”政策和里根經濟學的影響，西方國家陷入低速增長，年增長率約為2%。相比之下，受中國的經濟政策影響的國家則繼續保持着經濟快速發展的模式。正如上述分析所示，這意味着，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經濟討論中的重要性將繼續增加。也即是説，國際經濟討論中的“資產負債表”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將繼續對中國有利。
但這種發展態勢不僅有利於世界經濟，而且也有利於中國自身。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受發達經濟體緩慢增長所拖累，造成了更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背景，因為這種情況導致全球貿易緩慢增長，進而連累中國出口緩慢增長。中國政策的國際影響力越大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加速，中國自身亦可從中受益。因此，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討論不僅有利於其他國家，也有利於中國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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