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世界史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
【本文摘自波士頓大學哲學系教授曹天予的****新書《權力與理性 – 世界史中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主旨是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中，通過對比觀照，勾勒這兩支思想體系及實踐意義的基本點和相互關係。】
自序
自由主義在當代世界中的霸權地位毋庸置疑。在經濟政治領域，自由主義主導的理論方向和政策實踐，在西方世界和絕大部分其他地區，都佔有統治地位。方法論個體主義這一社會科學中的主流框架，其理論預設也基於自由主義的信條。即使在生命意義（終極關懷）、文學藝術價值等道德文化領域，流派雖多，基本取向也大多源於自由主義哲學。
隨着經濟全球化加速，思想文化的交流亦日趨廣泛深入，自由主義霸權在全球迅猛擴張，更加鞏固。當前，幾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流派，無論是各種形式的前現代保守主義（從伊斯蘭到孔夫子），還是後現代的各種左翼思潮（從話語理論、解構主義到新共產主義），能對此霸權提出真正嚴重的挑戰。唯一的例外是馬克思主義。
從19世紀中葉到中蘇分裂的一百多年間，馬克思主義這一新興社會思潮及相關的革命實踐，對自由主義的的衝擊是全面的，一時大有摧枯拉朽取而代之之勢。然而蘇東易幟之後，勢頭盡失；一些自由主義者甚至失去了對其進行批判的興趣：整整一個時代已然消逝。
但歷史的"狡智"卻仍會捉弄一代代的人：2008年的金融危機成了經濟自由主義的滑鐵盧，使不少青年、民眾，乃至政治家、決策者和相當多的資深經濟學家，又想起了馬克思。試圖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並非易事。根本性的問題是：何為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同於經濟決定論、還原論、目的論、階級鬥爭為綱？類似的問題對自由主義也存在：自由主義就是新自由主義嗎？多少接受些凱恩斯式的國家干預，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弄不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自由主義，確切把握當代思潮就會有困難。這本小書是作者2015年夏天在上海大學系列講座的整理稿，主旨是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中，通過對比觀照，勾勒這兩支思想體系及實踐意義的基本點和相互關係。希望為那些對種種似是而非的説法感到困惑的讀者，提供一個理解思想衝突、把握時代脈搏的宏觀視角和簡明框架。
作者：曹天予
自由主義以其“理性”特徵而傲視迷信傳統、崇拜權威的保守主義，敵視耽於“空想”藉助“暴力”的馬克思主義，蔑視陶醉於碎片化、犬儒主義的各種後現代思潮。而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其基本點正在於指出其"理性"的現實依託乃是資本主義的階級權力，從而必然導致自由主義的理性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因此用"理性與權力"作為書名，雖然它不能總括全書內容，卻至少點明瞭兩大思潮間一個重要的糾結點。
目錄
001 一、世界史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 Marx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World History
029 二、唯物史觀和社會契約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versus Social Contract
053 三、經濟理性和階級權力 Economic Rationality or Class Power?
090 四、自主個人和政治權力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113 五、個性擴張與人類解放 The Expansion of Individuality versus Human Emancipation
137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139 附錄一：提問與討論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167 附錄二：我看當代價值對話 My views on the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ver Values
179 後記 Epilogue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及其關聯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語境中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為什麼？
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在遊牧、農耕時代或奴隸、封建社會不可能出現自由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資本主義和工廠無產階級）才形成的。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特別是其貿易擴張和與之緊密相連的殖民主義，使西方發現了其他地域另類文明的存在。
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孟德斯鳩，英國的亞當·斯密及其蘇格蘭的朋友們，已經在探討文明的演變模式。比如，人類社會是否有一個從狩獵到農耕、再到工商社會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説，他們試圖把文明社會空間上的差異等級化，之後再把這一等級差異轉換為時間序列中從低級到高級的不同發展階段。
順着這一思路，康德提出了"普遍史"，而黑格爾則更明確地發展出"世界史"概念。這個概念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即矇昧與啓蒙之間，偏見與理性之間，停滯與進步之間，依附奴役與自由之間的二元對立。
世界史的概念之所以對自由主義極其重要，就因為若沒有這一概念中藴含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自由主義作為現代精神體現的斷言，即它作為啓蒙的產物、理性的體現，推動歷史進步、引領人類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斷言，就會失去依託。馬克思本人亦起步於激進自由派。他的學説是對激進自由主義的根本性發展、否定和揚棄。從世界史的角度，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可視為啓蒙和資本主義的產物。這是兩者間既繼承又否定之辯證關係的歷史基礎。
首先，二者都立足於理性和進步的觀念，都追求自由解放。馬克思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其理性、進步和自由的理念雖然與自由主義者的理解不同，但啓蒙的種子是一樣的，兩者同根同源。
其次，如果説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道德文化等等持有肯定的態度，而馬克思主義的立論是既肯定又否定，那麼作為對資本主義的不同表述，這兩種立場和理論之間在對立之外，又相互滲透，存在着明確的同一性。
這種同一性最明顯的表達，就是拒絕保守派或浪漫派從各種前現代的立場出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應於資本主義以市場經濟活動為中心，自由主義強調自由的個人進入市場、做出自己理性選擇的合法性。而保守派則信守既定的、超經濟或非經濟社會秩序的約束：要求尊重傳統（即浪漫化了的傳統社會共同體及鄉規民約等）、服從權威，反對自主個人和利己主義。他們認定自由主義要為市場社會中氾濫的、被貪婪和恐懼驅動的行為負責，並進而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對市場經濟中的商品拜物、個人異化等等自有深刻的批判，但他的出發點是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共同體，而不是任何前現代宗法、鄉紳或小農式的共同體。對於後者，馬克思與激進自由派一樣，揭露其中以共同體的名義而實行的剝削和壓迫。自由派反駁保守派對資本主義的反動。但只要稍許翻看馬恩全集，就會發現，兩位作者對浪漫派、保守派的尖鋭抨擊，遠遠超過了最激進的自由主義者。[1]
當然，這類抨擊只是馬克思主義雙重批判的一部分。其更重要的部分針對自由主義本身，但與保守派對自由主義的否定不同。後者理論的基礎概念是具有自然而然的終極正當性的"自然狀態"，這種自然正當性被用來反對自由主義者提出的歷史正當性，即任何前現代的正當性已經隨着歷史的發展而為現代的正當性所取代。
馬克思認為，自由主義的歷史主義是半途而廢的，並未真正貫徹到底。因為既然正當性有歷史性，循世而變，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然或終極的正當性。自由主義不過是用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和資產階級的"自然"正當性，來代替新老保守主義的前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和正當性。
所謂前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通常指涉由貴族上層作為共同體代表的政治倫理秩序，並無平等、温情可言。中國的例子，以儒學倡導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理想為最。然而自由主義所認同的新的、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與舊的、前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同樣與真實的歷史無關。
從馬克思的視角，自由主義就其依託於理性和進步而言，有值得肯定和讚揚的一面；而就其放棄歷史性思維、在"個人"和"理性"等理解上回歸抽象的形而上學而言，則必須否定。其中的關鍵，在於自由主義者抽象的、原子的"人"的概念：古今中外一模一樣的個人；人皆共有的一模一樣的理性。“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訴諸的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演化和進步的載體，只是作為原子個人的加總，缺少現實的經濟階級關係或真正的歷史內容。
再次，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繼承而又否定、對立而又統一的辯證關係，從馬克思與黑格爾對"世界史"理解的異同中，表現得最為清晰。黑格爾，作為自由主義通向馬克思主義的中間環節，把世界史看作是理性史，或精神通過自我意識抵達自由的過程。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統一的、目的論的世界史觀，但卻用現實的生產力發展史和社會制度的演變史，取代了黑格爾的精神發展史。馬克思歷史思路中的一般圖式是異化解放。即人類本來處於自然狀態，後來因為勞動分工而異化，出現階級、剝削、壓迫等等；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極端異化，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這個圖式因襲了黑格爾；世界史的統一性，對馬克思而言正如在黑格爾那裏一樣，就體現在"異化解放"之中。
不過馬克思在具體處理歷史過程時，並未簡單地套用這個圖式：他充分考慮到了政治和文化的作用，也考慮到偶然性的作用（因為歷史傾向與自然規律不同）；馬克思晚年強調不確定因素，強調機遇和鬥爭的重要性；在人類全部歷史活動中，馬克思特別強調經濟活動，把經濟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看作為滲透一切、貫穿始終的歷史基本動因。這就突破顛覆了黑格爾原有的世界史框架。
如果説世界史的統一性源自資本對全球社會經濟關係、全球人類活動的整合，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世界史語境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會以全面整合人類各個活動領域的、整全式思想體系的面目出現。就其本性而言，兩者都是普世的。所謂普世，也是普適。就自由主義而言，其理想是歷史終結於市場經濟和代議民主；就馬克思主義而言，其目標則是經由世界革命和共產主義而實現人類的解放。
既然世界史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自興起至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作為資本主義文化意識形態表述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豈能一成不變？
今天的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與恩格斯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的工業資本主義，早已面目迥異。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一系列問題的理解，與原創的馬列主義也已經相去甚遠。相應地，20世紀後期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以及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義、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平等自由主義、和哈貝馬斯的人權自由主義，其問題意識、論證策略和麪對現實的解決方案，與洛克、斯密、康德、密爾等人的經典自由主義間亦形成巨大差異。
然而，作為思想體系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大流派，無論怎樣演變，都萬變不離其宗，保持着變化中不變的內核。脱離內核的思想，就不再屬於原來的體系了。例如，把對自由的言説納入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視野，就突破了自由主義的界限。或者，在生產方式的討論中，為發展生產力而擁抱資本主義，也越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規範。
在簡短考察自由主義的演變之前，先要檢驗它理論上的出發點。
討論自由主義哲學，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爾。康德講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個人；密爾講個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鉗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個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寶貴的。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並發展個性；個性壓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強調的自主性，指涉獨立於任何特定社會關係的個人，因而是抽象、普世無差別的原子個人。
自由主義這一預設的現實基礎是什麼？從起源論的角度來看，歷史上康德的原子個人，不過是16至18世紀開始出現的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他必須是獨立的、不依附於任何他人或共同體，否則就不可能自由進入市場。他還必須擁有一定的資產，對無產者來説即其勞動力，並且對該資產擁有控制權或處置權：他有權在市場中自由地交換自己的資產，包括出賣自身的勞動。自由主義以自主個人的生命和財產為要，神聖不可侵犯。當然，市場主體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義者認為，這種獨立的、擁有資產的、理性的原子化個人，是歷史的主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尤其他還是人類道德準則、倫理生活的根源和載體。只有尊重自主的個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當性。這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此後的一系列發展，從無形之手、社會契約，直到晚近的理性選擇、公共選擇、新政治經濟學[2]，乃至"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建立在方法論個體主義基礎上的哲學社會學説，即使不都是自由主義理論預設的體現、應用或推廣，其間互為援手、相得益彰的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在理論上，這個出發點隱含着一個悖論、一個撕裂自身的內在矛盾。如果原子個體的基本背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而市場活動的目的只是追求沒有特殊性的一般等價物（錢或權力等一般交換價值），那麼密爾認為至尊的寶貴的個性豈不與個人的基本活動完全脱節？當然，可以説脱離一切社會關係的原子個人的個性，實際上本來就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個性，它與追求沒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換價值的基本活動，倒也不失互為前提、互相建構。
但是，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説，這卻意味着一個不可接受的後果，即接受一種無道德、個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虛無主義。[3]由於個性對藝術至關緊要，市場，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原子個人的市場活動，不相容於藝術。任何真正的藝術家（不僅浪漫派，也包括現代派）也勢必對市場、對資本主義懷有深刻的敵意。自由主義內涵的道德虛無主義，受到前現代保守主義的嚴厲抨擊：我們有共同體，有自己的特性，有對父母、鄰里和祖國的義務和承諾等等很多構成個性的特殊關懷；但自由主義者，除了體現在錢和權的空虛的一般等價物，別無所有。這一批評擊中要害。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藝術和文化繁榮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場之外真正追求個性的自由人創造活動的領域。
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自由主義演變的幾個主要階段。
19世紀自由主義的現實基礎是自由貿易。自由派認為，自由貿易再加上法治，社會進步就有了保障。為什麼法治那麼重要呢？因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財產和個體自由的必要條件。他們那時還顧不上民主，關心的主要是後來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極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規則一類公共生活的基本準則（即充當守夜人）以外，對個人的人身、財產、言論等自由和其他不傷及他人的活動，一概保護而不得干涉。
與此相比，黑格爾，雖然也生活在19世紀，卻要更為高明。主要表現在消極自由之外，他還特別強調每個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擔任公務員參與立法的平等權利。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市場經濟需要法律的規範。如果立法權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團所壟斷，那麼由此產生的法律勢必向該集團傾斜，很難為市場經濟提供適當的保護。因此，黑格爾力主的保證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進入立法過程，就超出了19世紀自由派主流"消極自由"的眼界，而進入了"積極自由"的領域。這一主張，隨後成為自由主義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
這一資源在20世紀30年代的現實經濟生活中被激活，並得到不同形式的運用。其背景是一個歷史過程：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又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而破了產。1929年開始，西方世界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大危機。如何應對？於是有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兩者的共同要點無非是國家干預經濟。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義與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強調政府幹預，保障的是積極自由（如充分就業）；後者反對政府幹預，主張徹底的消極自由。
在二戰以後的冷戰時代，本來被自由主義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動力是冷戰中要搶佔道義制高點。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蘇聯的極權制度，而自由世界卻是民主社會。在全世界推進民主，以民主為號召與蘇聯模式對抗，是冷戰自由主義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西方二戰後的許多舉措和演變，也只有置於冷戰的情景和語境中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
不過民主，無論倡導者的本意如何，在邏輯上或客觀上，都為爭取積極自由打開了大門。自由主義的兩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爾，始終堅持消極自由，堅決反對國家干預和民主事業；認為政府在守夜人職責以外的任何舉措，都是對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義在西方長期被新政自由主義冷落，處於邊緣地位，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強勢崛起。
70年代開始，最重大的變化是世界經濟步入了新一波全球化。全球化時代的自由主義，有什麼新的特徵？最顯著的，是此時自由主義發生了嚴重的分化。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大潮，它鼓吹人類生存各個環節全面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從而加速了社會生活的全面異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主義的語境中，出現了對民主福利國家新政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進行道德法律論證的種種努力。後者最有影響的代表是羅爾斯、德沃金和哈貝馬斯等人。[4]他們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着眼點不同，關注的問題也很少交叉；在社會政治光譜中一左一右，有時甚至南轅北轍。應該怎樣理解自由主義內部的這種分化和脱節呢？
先看新自由主義。它是與作為經濟歷史過程的全球化密切關聯的意識形態。其主要生長點在經濟領域。全球化時代經濟的顯著特點，是基於雄厚的金融資本和高度發達的科技、通訊和運輸能力：（1）生產過程得以充分分解，在全球範圍內就地激活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使之因地制宜合理分佈；（2）跨國資本能夠利用金融手段，通過四通八達的公司鏈條，對散佈全球的經濟活動進行整合。全球範圍內的要素（資金、技術、管理、勞力和資源）激活和有效配置（國際分工），使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從而反轉過來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理據。
但是這一分解整合過程的順利進行，又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二是經濟活動每一環節的所有要素，都可經由市場契約的形式達成整合。這些條件的充分滿足，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本要求：即自由化（去監管）和經濟活動在私有化和市場化條件下才能實現的全面商品化。依託着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某種"經濟理性"[5]，新自由主義順勢把市場原教旨主義從經濟領域推向整個社會生活，包括教育、衞生、住房、養老、生態乃至政治等領域，從而成為當代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
與新自由主義者不同，道德理想主義者直接關注的，是經濟之外的倫理、法律和政治等領域。羅爾斯認為，公正應該是法律、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建構原則。按照他體現公正的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社會基本結構（私有財產、市場等）儘管可能導致不平等，也不能改變；一個重要的保留是，只有能使處於社會中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好處的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羅爾斯在為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不平等辯護的同時，也為新政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留出了餘地。德沃金的平等自由主義則更為激進。他不但要求人人機會平等，而且將機會平等延伸到平等的對待。當然最為激進的或許是哈貝馬斯。
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用2010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裁決，來支持自己熱烈擁抱積極自由的人權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不能僅停留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而是應當保障每個人，作為體面的公民，有足夠的物質和其他條件參與社會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些道德理想主義者，沿着普世人權的內在邏輯，可以説已經走得相當遠：他們所建立的以權利為基礎的政治倫理學説，擯棄了先前主要基於功利考慮的自由主義，許諾人人享有積極自由的充分權利，從而成為在資本主義體制內，與新自由主義爭奪道義高地的主要競爭對手。
對於當代自由主義內部的這些分化和對抗，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並非經濟利益的直接表達；它既受經濟現實的制約，又具有內在的理路邏輯。就內在邏輯而言，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原子個人藴含着普世人權。若視積極自由為個人權利的必要組成部分，那就必然走向哈貝馬斯；而如果只認可消極自由，新自由主義即是其邏輯終點。就現實制約而言，新自由主義者也好，道德理想主義者也好，都認同私有財產和僱傭勞動基礎上的市場和法治。對立雙方的各種言説，都立足於這一共享的資本主義基本結構；因此，它們共享種種侷限，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來看馬克思主義的演變。這當然得從馬克思講起。歷來，尤其是現在，很多人對馬克思有誤解。有人説馬克思是個空想家：他想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改造社會，讓人性完美，實現共產主義；這個願望不錯，共產主義也令人嚮往，可惜違背了人的本性，是個空中樓閣，實現不了。
馬克思是空想家嗎？不是。馬克思生活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也就是恩格斯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時期。那是一個無產階級被殘酷地剝削和壓迫的年代，是貧窮、危機、戰爭和革命的年代。馬克思親身經歷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前夕，他主筆、與恩格斯一起寫出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是時代的進步，但基於私有制、被追逐剩餘價值所驅使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將被旨在消滅私有制的無產階級革命所推翻。
馬克思要改造世界。他要改造的，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社會，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但他當時生活的普魯士，加上俄羅斯，是他認為最反動的兩座封建堡壘：反對民主、反對進步、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文明成果。在與正義者同盟的交流中，具有強烈現實感的馬克思明確表示，目前亟須的不是去空想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緊迫的民主革命。當然，作為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在其完整的革命理論中又強調，民主革命成功後的任務，是不停頓地轉向社會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沒有鴻溝。後來托洛茨基、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源頭正是馬克思。
馬克思是一位要改變舊世界的革命家，而不是空談正義的道學家。他的革命理論的出發點，不是對封建壓迫、資本榨取的道義否定，而是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深刻理解。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世界史觀念：一個統一、有總體趨勢的演變過程。但他用對現實經濟過程的分析，取代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精神發展史。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聚焦於其生產方式及其內在矛盾如何導致經濟危機，而危機的不斷深化又如何使革命和共產主義成為可能。
這樣的批判，是基於經濟和歷史的分析，而不是空想的、基於正義原則的道德抨擊。那麼，馬克思有沒有關於公正的概念和理論呢？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很多論辯，但難有共識。原因在於，馬克思多次明確否定抽象的公正概念和道德評價，但對資本主義的醜惡現實又有不懈的道義譴責。其實，儘管公正不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但作為派生的概念，至少是其隱含的形式，馬克思確曾用來抨擊資本主義、激發革命者的仇恨和戰鬥熱情。這樣做與他的基本理論並無衝突。[6]
馬克思不是空想家，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所理解的共產主義，不是善良願望，而是歷史趨勢中出現的一種可能。馬克思探討了這種歷史趨勢和可能性，據説從恩格斯開始，硬化為歷史的規律，即共產主義的實現將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如果真是這樣，那還要革命幹什麼？一代代人等下去就是了。但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其實也不一定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1840年代中期開始成熟的。自此其始終不變的內核，就是對自由主義出發點和資本主義的批判。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原子個人。馬克思也講個人：歷史當然是人創造的，人當然是一個個的個人；但馬克思強調指出，任何個人都存在於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之中；“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原子個人，脱離了社會的魯濱孫式的個人，只是自由主義者的幻覺。這一幻覺的現實基礎，或市場中的個人，按照馬克思的看法，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起點。在古希臘法典中，並沒有個人權利的規定。個人產權在羅馬法中的出現，標誌着共同體財產關係已被市場交換關係瓦解。換言之，歷史上自主個人是從共同體中分化出來的。自主個人這一概念本身正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自由主義者指認它為歷史的出發點，毫無根據。
對個人的理解，原子個人還是社會關係中的個人，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的對立。社會關係中的個人，受到一定歷史階段上生產和生活方式結構性的制約，包括財產關係、權力體系、以及倫理規範等制約。一切社會現象，作為眾多個人活動的結果，也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和羣體身處其間的社會關係的分析，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在階級社會里，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只能是階級關係。離開了階級分析，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極大。但他的著述也有偏離馬克思之處，這裏簡單提一下。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熱愛自然科學，也受到當時流行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一些影響。本來，馬克思的學説，用於分析既有一定發展趨勢、亦有很多偶然性的社會歷史和經濟生活，與具有精確描述、乃至預測和控制功能的自然科學不可等同。然而恩格斯深信，馬克思通過剩餘價值理論和唯物史觀，發現了與自然規律具有同樣必然性的歷史規律，從而完成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一經典論斷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併為對馬克思學説的一系列誤解，諸如目的論、階段論、庸俗唯物論和經濟決定論等等，打開了大門。
其次，無產階級專政。“你想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是恩格斯的名言，後來被列寧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反覆引用，以至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歷史實現成為定論。但馬克思當時並不贊成巴黎公社：革命的時機和策略都不成熟。公社的成員大多是手工業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者，更沒有實行過階級專政。
第一國際授權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發表聲明，但馬克思猶猶豫豫，一拖再拖，直到被反革命力量對公社社員的大屠殺所激怒。他激情磅礴的《法蘭西內戰》所論述的，與其説是現實，不如説是他希望的、理想中的巴黎公社。當然，由於全世界的反動派都把公社説成是馬克思陰謀的產物，使馬克思和巴黎公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巴黎公社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享有無上的道義權威，與此不無關係。準確地説，歷史上的巴黎公社並未實行過無產階級專政，但它的組織和參與形式，在馬克思的概括中，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雛形。至於專政與民主的關係，詳見後文。
再次，議會道路。馬克思之後，恩格斯面臨着新的歷史環境：由於俾斯麥的"合作主義"政策，當時的德國工人運動和隨後的第二國際，有可能通過議會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既然改造和取代資本主義的目標不變，那麼它與馬克思的本意就並無衝突。何況，馬克思生前已經看到比如英國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並且恩格斯也並不迷信議會。他有和平過渡和武裝鬥爭的兩手準備。應該説，恩格斯的這一立場，是對國際共運的重大貢獻。後來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打着恩格斯的旗號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不應由恩格斯來承擔責任。
第二國際由於其成員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各自支持本國政府，而在政治上徹底破產，被列寧創建的第三國際取而代之。面對大體相似於馬克思1848年和1871年面對的戰爭與革命的形勢，列寧的戰略和策略實踐是從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迅速過渡；俄國革命的蘇維埃模式，繼承了馬克思倡導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蘇俄的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也都與馬克思的許多思想一脈相承。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貢獻，在於落後國家成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而他的主要遺產，是革命政黨的理論和實踐。列寧與考茨基長期論戰。但考茨基的一個思想，即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其最成熟的形式是馬克思主義）不可能自發形成，必須由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卻對列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他論證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必要性的主要論據之一。
列寧指出，在俄國這樣一個特殊的，野蠻、反動和專制的國家，如果沒有先鋒隊的教育和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勝利。他進而爭辯，根據同樣的現實和邏輯，先鋒黨本身必須由最先進、最有權威的領袖來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列寧這一著名的羣眾、階級、政黨和領袖學説中，黨成為革命實踐中最具首創精神的行為主體。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列寧是正確的。並且，考茨基和列寧並不認為工人階級只能被動地獲得階級意識，因而要求永久的引導和控制。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正如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第三條裏提出的，環境是人創造的，教育者必須首先接受教育；否則，就像資產階級啓蒙哲學所藴含的那樣，少數精英將永遠統治多數羣氓。但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出現，又確實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產生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精英集團，甚至領袖專政、個人崇拜，開闢了建制上的空間。這種情況，即後人所謂黨的異化、變修，列寧在世時並沒有出現。只是從斯大林開始，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斯大林生活的時代，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節節勝利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對抗的時代。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複雜，備受爭議。一方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堅持了一國社會主義。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個不存在私有資本剝削制度的落後經濟體迅速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成為領導能與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全面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力量。
與此同時，他不僅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把馬克思主義提升為主導意識形態，而且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壞民主法制，推行個人崇拜，背離和玷污了馬克思主義。更為嚴重的是，通過第三國際和蘇聯黨和國家的力量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上，誤解或曲解了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東方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同路人，誤以斯大林的説法為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
斯大林及其追隨者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最重要的有如下幾點。
第一，對馬克思的歷史觀做出目的論、宿命論和階段論的解釋。馬克思有關生產方式幾大歷史階段的論説，如他一再強調，只是西歐的特例，而不是普適的萬能鑰匙。他對歷史發展也從無目的論或宿命的理解。
第二，把馬克思有關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學説簡化為所有制決定論。所有制固然重要，但馬克思的所有制，指的是生產關係的總和，而不只是財產關係上生產資料的歸屬。在馬克思的時代，所有權和控制權往往聯為一體。
20世紀以後，兩者的分離逐漸普遍；在資本與勞動的剝削關係中，控制權甚至遠比所有權更為重要。這一論斷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對蘇東模式中的經濟制度，也有重大的警示意義：如果勞動者只有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沒有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剩餘的實際控制權，那麼名義上的國有化或全民所有制，並不能真正保證他們不受剝削壓迫。
第三，在有關上層建築的問題上，表現出還原論、庸俗社會學或教條主義的傾向。斯大林時代的一大特色，是把政治和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築，統統看作為經濟利益、階級利益的直接表達或工具，無視它們相對獨立、或在某些條件下特殊且強大的能動作用。
第四，蘇聯國家壓倒社會、整體淹沒個人的體制，固然是當年嚴酷的國際環境使然，斯大林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始自青年馬克思反對普魯士書報檢查，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主義涇渭分明。在馬克思那裏，社會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對立，也正是相對於國家主義而言的。他甚至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對市場實行必要干預的，也不應該是國家，而是工會。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指責馬克思是國家主義者，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沒有所謂的人民國家。一旦國家為人民掌握，就不再成其為國家，而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了。同理，片面強調集體主義，壓制個人和個性，或者一部分人以集體的名義"代表"另一部分人，也與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相距甚遠。後者體現的，是集體與個人之間融洽而互補的關係，它通過民主協商和自治調節而產生和保持。
相反，片面強調服從關係，使各級政權向人民負責、各類社羣集體與個人的融洽關係，都成為不可能。斯大林時代高揚的集體主義，曾經在衞國戰爭和國家建設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和偉大貢獻，但毋庸諱言，它對那時社會生活的沉悶壓抑，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
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理解和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只是斯大林的説法。斯大林去世後，情況有所變化。但明確地把斯大林的説法與馬克思的思想區分開來，主要發生在蘇東易幟之後。
從馬克思主義演變史的角度來看，挑戰斯大林主義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毛澤東。毛澤東有四大主要貢獻。第一，農民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列寧和斯大林，都把農民看作是每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保守力量，而毛澤東卻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不但可以成為落後國家革命的主體，而且在革命勝利後有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他們與工人階級一起，構成建設社會主義的生力軍，是人民民主專政主體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被專政的對象。
第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對於蘇聯長期奉行的以重工業為主、一長制的指令經濟，毛澤東主張"農、輕、重並舉”、部類平衡、兩條腿走路、特別是生產組織中的羣眾路線。以"鞍鋼憲法"著稱的工業民主取向、以工農商學兵同步發展的"五七公社"藍圖等等，都是社會主義想象與實踐中的重大突破。他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點評，雖然並不系統，卻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第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革命勝利、敵對階級消滅以後，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如何安排，是毛澤東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馬克思的國家消亡，只是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國內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極端艱鉅，國家在過渡時期不僅不可能消亡，還承擔着保護新生政權和實現落後國家趕超的重任。
斯大林認為，敵對階級消滅後，國內不再存在矛盾，國家機器只是對付外敵的工具。毛澤東則正確地指出，即使作為階級的敵人已經被消滅，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其中有些具有現存或殘餘的階級內容，有些則沒有。無論什麼性質的矛盾，只要不涉及敵對分子，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都要和風細雨地解決。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一項基本準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反右和文化革命等運動的反面教訓更不容低估。
最後，反修防修，防止黨的異化變質，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毛澤東的這一遠大預見和實踐，可以説是列寧的政黨學説以後，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中最有創造性的發展。
總之，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思想家和實踐家。可惜晚年的他在國際、國內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往往脱離實際、脱離羣眾，又把大量內部矛盾敵我處理，導致嚴重的政治和政策失誤。這些都對馬克思主義的聲譽造成負面影響，也損害了他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
1990年前後的蘇聯解體和東歐易幟，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大退潮。但也有一個積極後果，即不再有解讀馬克思主義、或劃分社會主義的任何壟斷力量了。曾經的和新近的馬克思主義者重新開始熱烈辯論，究竟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換一種問法：這一模式的終結，是因為它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還是它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孕育着失敗的因素？
顯然，蘇東模式裏確實有很多現象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例如專制和個人崇拜、社會生活的缺少自由和民主、文化領域中的教條主義、以及前面提到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乃至背叛。然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責任也很明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市場在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全面否定，為蘇聯模式迷信計劃、排斥市場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在缺失民主的情況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
這樣的制度，長遠看來，對經濟運行的績效有很多消極的後果。連同冷戰態勢強加的軍備競賽，致使蘇東集團最終喪失與歐美資本主義競爭的實力。當然，敗於冷戰並不能等同於社會主義的失敗。十月革命之後，蘇聯陣營和新中國在工業化，工人福利和民眾的基本需求，以及用人類發展指數（HDI）衡量的社會政策等方面的成就，都相當出色，遠遠超過資本主義世界的邊緣國家。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反法西斯戰爭、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亞非拉反帝反殖運動中的貢獻、犧牲和勝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世界史的角度，我們今天面對的嚴肅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地位的評判：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缺陷及其後果，是否意味着整整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馬克思主義從此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任何回答，必須首先澄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浩如煙海，馬恩本人的著作就不下幾十卷，如何入手？並且，他們在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上，如國家、民族、人性、公正、經濟規律、歷史演進、決定論等等，有不少並不自洽的表述。怎麼辦？注意兩點：一是馬克思的思想是逐漸形成、發展和成熟的。在這個吸收各種思想資源，對其加以消化、改造、整合的過程中，難免（特別是接觸的早期）也接受某些原始文本的影響，特別是黑格爾、費爾巴哈、甚至恩格斯等人在思辨哲學、人本主義和實證主義等方面的影響，在自己的思想和著作（特別是不準備發表的手稿）中留下痕跡。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馬克思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通常我們理應更重視他後期、更為成熟的思想和表述。此外，馬克思的不少論述有其特定的語境。比如，被普遍認作馬克思唯物史觀經典表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他對基礎與上層建築間關係的闡述帶有決定論的意味。其實，這是馬克思為了表明與唯心史觀的決裂，特意強調經濟的制約作用。離開了這一特定語境，就無法理解為什麼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充分的估計，全無任何決定論、還原論之嫌。只有把馬克思的基本思路與他在特定場合的特定論説分辨清楚，才能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容。
在下面幾章展開更深入的討論之前，先列出幾個普遍認同的要點：第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是唯物史觀，特別是其中的階級分析和歷史主義。第二，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目標，是自由、民主，進而消滅階級、走向共產主義，實現人類的解放。第三，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反對形而上學（二元對立、還原論等等），堅持辯證思維。第四，馬克思主義的重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僱傭剝削）及其內在矛盾（追逐利潤導致生產過剩、利潤無法實現和危機）的深入分析和批判。
記住這些要點，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蘇東易幟後馬克思主義真的退出了歷史舞台？2008年的危機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被危機、戰亂、環境和其他無解之局所困擾的資本主義的存在，確保了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從世界史中消失。
唱衰馬克思主義的殺手鐧是過時論。19世紀馬克思主義依託的是工會和大眾政黨領導的工人運動，20世紀依託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兩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基礎是工業資本主義，而其社會載體或行動主體則是高度集中因而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的產業無產階級。然而在後工業時代，信息、知識經濟和高科技的發展使產業工人的數量急劇減少，生產單位大量分散。這些變化，似乎徹底摧毀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社會和階級基礎。[7]
那麼，在世界史和全球化的現階段，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基礎究竟何在？支持它的社會力量到底是哪些？回答可以分為兩部分。
首先，產業工人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正有極大的擴張，億萬無產化或半無產化的農民工正在形成經典的工人階級。即使在已把製造業大量轉移出去的發達國家，產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的轉軌，也並沒有改變資本控制、剝削和壓迫勞動的基本事實。產業工人雖然減少了，但從事整個社會生活再生產的勞動者，從傳統藍領到各行各業的中下層白領，從司機門衞郵遞員到保潔工護士教師，仍然是社會成員的大多數。
按佔領華爾街運動些許誇張的説法，他們是人口中的99%。所有這些勞動者，仍然遭受資本的控制剝削和壓迫。他們對自己異化了的生存條件和狀態，深感不滿，亟欲改變。這些勞動者，雖然崗位各別、工作地點並不在一起，但由於電子媒體（手機網絡）的存在，思想交流快捷頻繁，便於溝通聯合和組織。因此馬克思主義存在和發展的主體基礎，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壯大了。
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在金融資本時代迅速激化：危機頻仍（生產過剩的危機，利潤難以實現因而利潤率下降的危機，信用危機，債務危機，以及由於消費經濟惡性擴張導致的資源環境生態危機），整個經濟結構極度脆弱，很難抵擋來自或左或右顛覆力量的衝擊。這是馬克思主義存在、發展和實現革命理想的客觀基礎。
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問世以來，有過高潮和低潮，前進和後退，發展和蜕變。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表面上凱歌行進的今天，它仍然是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前進的洶湧潛流。
這本小書討論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説到底是個如何超越資本主義的問題，其答案，用哲學詞彙來説，只能是揚棄。馬克思主義發源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有很多重要、正面的元素；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應把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妖魔化，連它好的東西也一併拋棄。但也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質的區別，看到前者對後者的批評是內生的，也是顛覆性的。
自由主義的許諾是，只要有市場經濟和代議民主，就能人人自由幸福。馬克思主義則指出，自由主義按其本性，只能從抽象的個人出發；由此而來的種種制度建構，必然掩蓋實際存在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從屬關係；從而使得改變現狀、實現許諾成了自欺欺人的幻想。
但真要揚棄，也不太容易。特別是，在接受自由主義的一些正面元素時，不可避免地會沿用自由、民主、法治等詞彙。既要使用這些詞彙又不致陷入自由主義的概念框架，其前提是緊緊把握兩大思想體系間的根本區別。下面各章，以此為原則，對兩者在一些主要領域的糾葛，作一辨析。
[1]舊有的浪漫派保守派之外，各類新保守派層出不窮。如布卡特（Jacob Burckhardt）反對個人從作為道德源泉的共同體中掙脱出來成為自主的個人；施米特（Carl Schmitt）以主權至上的新霍布斯主義對抗議會民主；施特勞斯（Leo Strauss）用古典傳統社會的自然權利和美德否定歷史進步對傳統秩序的沖決，以及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反對必然導致envy［羨慕］，jealousy［嫉妒］和resentment［怨恨］的大眾民主（網絡語言"羨慕嫉妒恨"實有經典出處）。他們各自對自由主義的某種批判態度，吸引了國內不少追隨者。
[2]這裏的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ics）指近年來興起的、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不同的一種研究經濟與政治之間相互關係的學派，主要利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手段來考察社會政治現象。，乃至"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建立在方法論個體主義基礎上的哲學社會學説，即使不都是自由主義理論預設的體現、應用或推廣，其間互為援手、相得益彰的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3]邏輯上，自由主義的無個性文化可以解釋現實歷史中的消費文化。六十年代起盛行於西方的慾望消費文化很快就為性消費所主導。如果説情愛因有特定依戀對象而不失個性，生物性慾中則個性痕跡所剩無幾。
[4]見第二章
[5]見第三章
[6]詳見第二章。
[7]農民革命和反帝反殖鬥爭，對於世界史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來説，雖然重要，卻不是主幹。簡述毛澤東的貢獻時，沒有提他在"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方面的貢獻，理由也在這裏。
（文章轉自《人文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