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喆：“中產階級”這個網紅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喆】
最近，“中產階級”這個詞出現頻率變得極其之高。高得讓人頭暈目眩。而且一出現，都是焦慮的面目。
“12萬高收入”税收引發的軒然大波
這種焦慮的表現，也在於，當所謂的個人所得税要進行改革，有傳言説所謂“高收入”就是年收入12萬以上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財政部專家24日闢謠稱，目前中國無“12萬年薪以上屬高收入人羣”一説
這是非常明顯的誤導。10年前的年入12萬以上需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税的舊規，與新文件中“加大高收入人羣税收調節力度”的新政策，莫名對上了號，“12萬年薪以上是高收入，要加税”等説辭不斷刷屏。
莫非，羣眾的焦慮已經到了他們寧可自我催眠來進行發泄的地步了？
國家的税收一向有税收效率的問題。就是税收制度放在那兒，但是有些税收不上來。這和過去税收的方式等都息息相關，也和整體財税、信用等信息體系的建設不完善有很大關係。
所以，這次國務院的文件，應該是強調對於那些本來應該在個人所得税納入範圍內，卻因為制度漏洞等原因逃脱了税負的“高收入”人羣，要加強管理。
你説你們一干人等，如果沒有什麼額外、灰色收入，沒有身為企業老闆將自己的收入虛報，在這兒跟着起什麼哄害什麼怕？
然而也不完全是這樣。試看，雖然由於口徑不同統計結果不一，但都在説當前中國宏觀税負並不低。而個人所得税繳税覆蓋面只有3%，大概2800萬人的樣子。
這就很讓人憂心了。須知，有很多税種，比如消費税等等，看似平等，但並不是財税政策所謂用來進行財富再分配保證社會公平的好幫手。而個人所得税的累進税制正是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方式之一。
結果呢？3%的覆蓋面，除了農民和低收入人羣，恐怕很難不讓人想到，税基主要是這些兢兢業業、辛苦掙取死工資的人，而大部分真正的高收入人羣，是沒有被覆蓋的。
也就是説，不談宏觀税負，僅從個人所得税就能看出，税收總量不夠高，是税收效率低的緣故。而且，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更為不公。
middle class
“中產階級”這個詞是個舶來品，middle class，品味之光，格調之火，上下唇相碰，middle，上下齒相依，class。
其實，這詞最早出現於英國人詹姆斯·布拉德肖(James bradshaw) 於1745 年撰寫的一本小冊子裏，小冊子的名字不叫《為什麼只有正宗愛爾蘭羊的毛才可以陪你度過三生三世的温暖情懷》，也不叫《沒進入法國就等於沒有活過愛過》之類的，而是叫做《防止愛爾蘭羊毛進入法國》。
好吧，這是個很現實的詞。當時人們所理解的中產階級是處於貴族與農民之間的社會階級，主要是指新出現的資產階級和在城鎮中新出現的一些社會人羣，説白了，就是“市民”，當然，正是這個新出現的中產階級，推動了法國大革命。
卡爾.馬克思曾經認為，中產階級會消亡，因為他們只能分化成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
可這樣一來，好像就有點沒法聊天了。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所屬的中產階級，大概是馬克斯·韋伯所謂的中產階級，主要指專業人員和企業家。與卡爾·馬克思相反，他認為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層制發展，中產階級必將壯大。
最早應用這種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概念，是英國政府統計部門於1913年發表的、由統計學家史蒂文森所做的階級分類報告，把處於上層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人羣歸類為中產階級，這些人雖然也像產業工人一樣受僱於人，但擁有較多的人力資本，掌握專業技能，社會經濟地位高於工人階級。
“中產階級”成了“網紅”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一些人提出“中產階級”的概念，旨在突破社會意識形態限制，促進發展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等。隨即，這種論調受到了批評，以至於在90年代以後一段時間裏，都用“中間階層”“社會中間層”等詞語來代替。
“中產階級”真正的興起，是洶湧市場大潮的推動。有趣的是，這種推動，不是指經濟高速發展或者觀念逐漸開放這種宏觀概念，而是更為直白的——如同當今所有的節日是否能夠成為宏大、繁盛、精緻、可人的節日，要看與之相關的消費如何建設、描述其場景和感受一樣。
在這個商品洪流奔湧不息的時代，我們的歡喜悲愁都是由我們的消費所塑造的，我們的親情愛情都是由商品認定的，我們的個人生活和七情六慾都是由朋友圈塑造的，所有關係都必須有實物標的，所有高潮都必須有商業推手。
“中產階級”成為“網紅”也一樣。
“中產階級”之所以能夠走紅得耳熟能詳，是因為其被塑造成社會中成功人士的代名詞，但這“成功”又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不像先定個小目標賺它一個億那麼遙不可及，也不像養一條戴了八十隻iWatch直閃瞎了自己狗眼的可可寶貝那樣招搖過市。
如果你還能夠想起，就會發現，“中產階級”是紅酒洋酒、是周遊世界、是奔馳寶馬、是花園別墅。純粹的，赤裸裸的市場營銷語言。當然，這種描述，很不“中產階級”，因為他們眼中的別人眼中的自己，必然是富裕而高雅的，迫不及待的顯露卻也半推半就的含蓄。
按照他們的思路，也許應該説，如果你還能夠想起，就會發現，“中產階級”是温香軟玉、是面朝大海、是快意馳騁、是詩和遠方。
中產階級的焦慮
但最近中產階級很焦慮。這麼説並非空穴來風。
往年的經濟問題，只要你在前面或者後面加上個“陰謀”就能牽動人心，招攬巨量讀者為國際政治和情報事業頭懸梁錐刺股。
今年的經濟問題，熱帖們都是從“中產階級”入手，才能雷霆萬鈞地席捲網絡，振聾發聵。我敢説，任何問題，都可以。
不信可以隨便一試，比方説：
匯率問題，就寫“匯率問題，中產階級是否會被洗劫一空？”
房價問題，“房價問題，中產階級還存在嗎？”
甚至城市交通規劃，“城市交通規劃問題，中產階級去向何處？”
簡直都不需要在標題中駭人聽聞的説會“升”還是會“降”，會公佈新政還是會沿襲舊政，不需要給出結論和判斷，想想可能紛至沓來的閲讀量，頭皮都會變麻。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脆弱至極。他們一心小資，是因為沒有大資本，他們人手一本詩和遠方，是因為他們苟且得很辛苦。
有人説，這是一種叫做矯情的病，得治！
然而不是，這樣斷言的人才是一種叫做矯飾的病，沒得治！
他們往往參加個儀態萬方的派對，媚眼流光地“請”一杯1982年波爾多紅酒後，踩着小高跟就回去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他們往往拎着漂洋過海明星同款的名牌包，同時自己抱着比腰還粗的桶裝水走上租住的小高層。
他們在追求的東西，也許確有虛榮存在。然而，如果靠辛苦勞動掙得榮光，有何不可？然而，如果靠辛苦勞動也不能掙得榮光，有什麼意思？
即使他們不用加班和乾重體力活，他們也不免要在為孩子的學校、老人的醫院、自己與強勢弱勢羣體的馬路糾紛中處理各種難以預測的意外。
是的，從商業消費中堆砌出來的“中產階級”概念有其虛偽空洞的一面，可正是這種包着糖衣的逗引，使許多人充滿幻想和鬥志。只是，現實中，他們真的仍然難以擺脱這種空洞，所以他們焦慮。
中產階級還沒有形成
“中產階級”的焦慮並不矯情。一方面，他們很努力，而夢想很遠。另一方面，他們的負擔很重。
所謂的“中產階級”，成為了社會中最容易被左右和擺弄的人，他們的選擇更少，任何選擇的彈性都更小，因此生活的脆弱度更高。
“中產階級”在發達國家被重視，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的收入、生活、思想等都相對穩定。雖説有研究認為，美國中產階級更注重家庭的物質條件，歐洲的中產階級更強調文化品味和價值追求。但這都不過是“末”。
猶如我國所謂“中產階級”的品牌消費觀，包括諾貝爾任何獎項獲得者都曾陪他們度過青春一樣，只是一種表現和表象。其中的“本”在於，物質條件達到一定程度的豐富，在社會生活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
而我們還不是。我們的中產階級也許不過是，在物質積累和社會環境並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之前，想用精神的跨越來取得更多的愉悦。當然，我們可以把這視為一種自我鼓勵。
然而，其中的溝壑仍然讓人痛苦和心驚。當你覺得買了房和沒有買房都同樣可怕，當你覺得有了存款和沒有存款都同樣心焦，當這些情緒變成較為普遍的存在，那是因為我們真正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形成。
能夠保障中產階級形成的系統還沒有形成。
能夠保障中產階級形成後成為社會穩定基石的機制還沒有形成。
後記
西方認為中產階級影響着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環境、勞動力市場、住房選擇，尤其是對城市社會空間重構具有重大作用。
相關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當今大多數歐美髮達社會，中產階級在社會人口中的比例超過半數，在一些北歐國家，中產階級比例甚至超過人口的80%。
但從目前看來，儘管中國“新中產階級”的概念已經提出，“中產階級”消費的廣告已經成為生活中濃墨重彩的一部分，然而，都不過是粉墨登場，是戲，還不是人生。
這就是為什麼中產階級是一個如此模糊的概念，只能用消費描摹這樣浮誇外在的東西來進行定義，而任何一個自稱是中產階級的人都只會因此增加自己的焦慮感。
經濟社會成型後，中產階級才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器；而要想得到這個穩定器，社會必須重視如何給予中產階級穩定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和未來預期；而要想讓中產階級有穩定的預期，政策必須注重有較強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中產階級，試想，有這樣一羣人，自己給自己唱一個詩和遠方，就肯在社會中勤奮的苟且，何其勵志。
我們需要他們。
他們可以想歐洲野牛和天使，可以想預言家的十四行詩，但最重要的，是社會給了他們一個安全的基礎，因此他們也給了社會一個安全的基礎。
而這是我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恆，我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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