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17個諾獎 日獲獎者及名古屋大學校長卻開始反思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17年間在自然科學領域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獎，其原因何在？獲獎繁榮的背後又有什麼隱憂？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誕生其中三分之一諾獎的日本名古屋大學校長松尾清一和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
松尾清一認為，中國和日本都要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視能實用化的研究，而應對做基礎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進行支援。天野浩則很懷念那個“研究者們滿含熱情埋頭研究的時代”。
名古屋大學校長松尾清一（左）與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右）。圖片來源：名古屋大學網站
17位諾獎獲得者，15人為日本本土博士
2016年10月3日，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大隅良典因發現細胞自噬機制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也是自湯川秀樹1949年首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以來第25位獲獎的日本人（含2名日裔）。進入21世紀以後，自然科學三大獎項中，日本以“17年17人獲獎”的成績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
製圖：王奕贇/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查閲發現，這17名獲獎者均為男性，最年長的是時年87歲現已去世的弦理論物理學家南部陽一郎，最年輕的則是43歲的僅有本科學歷的島津製作所研究員田中耕一。其中物理學獎最多，有8人。化學獎次之6人。生物學或醫學獎最少，只有3人。從學歷上看，除了博士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根岸英一，大多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等本土名校博士出身，僅田中耕一一人以本科學歷獲獎。獲獎研究則大多在二三十年前完成。
17位諾獎獲得者與名古屋大學相關的佔到6名（小林誠、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下村修）之多。這其中又有着什麼故事？澎湃新聞獨家專訪了名古屋大學校長松尾清一和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
日益縮減的政府撥款
談起21世紀後日本諾獎獲得者突然增多的原因，名古屋大學校長松尾清一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説道，“現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研究。在這二、三十年間，這些研究的成果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得到大家的廣泛認可。原因是從那個年代開始，日本着手打造能夠孕育出這些諾獎級研究的科研環境，其中包括對很多富有獨創性研究的研究者的大範圍支援。”
正如松尾清一所言，經澎湃新聞統計，17位諾獎得主的獲獎研究平均在27.65年前完成。比如，今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大隅良典對“細胞自噬”的研究就發表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向前回溯，2015年物理學獎獲得者梶田隆章對“中微子震盪”的研究、2014年物理學獎獲得者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對“藍色發光二極管”的研究均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完成的。
在戰後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開始制定一系列促進科研的政策，並加大經費的投入。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規劃並實施了被稱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的長期經濟計劃。“國民所得倍增計劃”的五大目標之一就是科學技術的振興，理工學科擴充、獎學金提高、大學數量激增、鼓勵學生去美國留學、原子能和宇宙開發等國家級計劃設立，有關科學技術的整體政策基礎在此時基本確立。
201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
自1995年開始，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日本每五年制定一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如今已是第五期（2016年-2020年）。第五期的目標是政府民間合計投入科研經費佔GDP比為4%以上。在2001年第二期中，日本製定了“50年間，諾貝爾獲獎者30人”的計劃，現在此目標已完成過半。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
多位諾獎得主表示，獲獎離不開科研經費的支持。2016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自1982年始共獲得17.8億日元研究經費。
201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在2003年正是靠“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獲得的3億日元經費才能完成初步的iPS細胞開發。2007年日本政府又為他追加了70億日元的支援經費。獲獎之後，2013年，文部科學相（即教育部長）下村博文表示，要對iPS細胞研究施行10年1100億日元的長期支援。
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對於不對稱合成的研究也正是得到“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的“戰略性創造研究推進計劃”的支持才得以成功。
2015年物理學獎獲得者梶田隆章發現中微子震盪的“超級神岡探測器”的建設、管理費用也全部來自政府支援，時任東京大學校長的有馬朗人教授曾經遊説當時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這個設備建起來，起碼能得兩個諾貝爾獎。”
2015年物理學獎獲得者梶田隆章。
而近年來，隨着日本經濟下行，泡沫崩潰，對科研的經費支援已經明顯下降。2015年11月6日，由11所頂尖大學校長組成的“學術研究懇談會”發出一封呼籲提高科研資金的公開信。公開信稱，日本國立大學近年所能拿到的資金日漸減少，2015年86所大學4所研究機構共拿到1兆945億日元，比2004年減少了1470億日元（13.4%）。
由11所日本大學校長組成的“學術研究懇談會”的一封呼籲提高科研資金的公開信。圖片來源：學術研究懇談會RU11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GDP在2010年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伴隨經濟成長而來的是對科研投入的增強，自2006年發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後，中國不斷加大科研經費投入。據《2013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公報》顯示，2013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佔GDP之比首次突破2%。
中、日、德三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較。圖片來源：世界銀行
2009年-2013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中、日、德三國論文數量對比。圖片來源：日本內閣府
除了科研經費的增長，中國的國際科技論文數量也在逐年攀升。從2016年10月12日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中信所）發佈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來看，2015年，中國發表的國際論文（指SCI數據庫收錄的論文）為29.68萬篇，連續第七年排在世界第2位，佔世界份額的16.3%，僅次於美國。
2015年，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因對“青蒿素”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科學家首次獲得諾貝爾獎。
消失的企業“中央研究所”
除政府方面通過大學對研究者們支持，30年前日本企業對科研的支持力度也很大。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講起他的學生時代，“在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很多企業都設立了中央研究所，那是個基礎科學研究大爆發（boom）的時代。很多研究者在企業的中央研究所中進行極富多樣性的廣泛研究，其中有些成果在30年後的今天開始獲得榮譽。那是個研究者們滿含熱情埋頭研究的時代。”
與天野浩一同因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而獲獎的中村修二就是一位工程師，在德島大學完成碩士課程後，他入職日亞化學工業公司。因為中村修二竭力主張開發藍色發光二極管的前景，公司破例撥給中村3億日元的研發經費。1993年，中村發明雙流式MOCVD方法（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法，是在基板上成長半導體薄膜的一種方法），日亞化工得以量產實用級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管，並取得LED照明市場的全球地位。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
受企業支持而獲諾貝爾獎的最好例子莫過於2002年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田中耕一因為“開發出鑑定生物巨量分子質量分析的脱付遊離法”而獲獎時，還只是島津製作所生命科學研究所主任——一名只有本科學歷的普通上班族，獲獎研究也是上世紀80年代所做出的。接獲英語電話通知時，田中耕一正在公司加班。他從“Nobel”“Congratulation”這些單詞推測自己可能獲得了“一個海外的小獎”，身旁的同事則認為是整人節目的惡作劇。一直到記者紛紛現身道賀，田中耕一才接受了事實。獲知消息的第一時間，日本文部科學省與媒體皆無所適從，因為默默無名的田中並非學者，也沒有博士學位。島津製作所馬上給予了他董事待遇，母校東北大學也隨即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田中耕一完成獲獎研究時年僅26歲，比湯川秀樹還年輕一歲；在他之前，諾貝爾獎也從沒有授予過本科學歷的研究者。
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
泡沫經濟時代，日本企業有充分的資金投入科研當中，隨着經濟下行，索尼、松下等大公司都相繼關停了“中央研究所”，日本歷史上這段獨特的企業帶動科研的時代也告一段落。天野浩教授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説道，“太可惜了。”
名古屋大學異軍突起的理由：自由學風
仔細觀察日本17名諾獎得主還可以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和名古屋大學有關係的教授特別多。17位諾獎獲得者與名古屋大學相關的佔到6名（小林誠、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下村修）之多。
這背後又隱含了什麼原因致使新世紀後日本諾獎的增加呢？松尾清一校長和天野浩教授都提到了自由學風的重要性。
松尾清一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説道，“相較於其他幾所曾經的‘帝國大學’，名古屋大學還比較年輕，院系之間的隔閡尚淺，教授與學生的距離也很近，有一種相對自由的學術氛圍。因此，跨學科、富於獨創性的研究很容易開展起來。在保守的傳統研究團體中，可能一些顛覆常識的想法比較難誕生，但獨創性的自由想法在名古屋大學是完全有空間的。”
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
松尾清一所説的“年輕”是指，相較於1886年建立的東京大學和1897年建立的京都大學，1939年建立的名古屋大學是七所所謂“帝國大學”中最晚建立的。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回憶起自己從京都大學工學部助手轉到名古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時説，“這裏充滿清新、自由的學術風氣，比起師兄弟間關係森嚴的京都大學真是讓我大吃一驚。”前任名古屋大學校長濱口道成將這種風氣與文藝復興時的佛羅倫薩相提並論，“15世紀，美第奇家族下雲集了佛羅倫薩各界人才。戰後的名古屋大學也產生了類似效果，作為最年輕的帝國大學，一方面沒有那些老校的桎梏，另一方面國家資金又相當充實，所以彙集了來自於各個大學的人才。”
作為同時獲獎的赤崎勇教授的弟子，天野浩也持同樣看法，“我只能談談赤崎研究室的情況，赤崎老師是非常鼓勵學生們自由研究的。而且那個時代我們的研究經費還不多，一年只有300萬日元，所以只能自己購買零件組裝實驗設備。因為是自己組裝的設備，泄漏檢查是非常辛苦的，但那時我們一點都沒有覺得痛苦，反而是抱着‘想做出二極管！’、‘想演示給大家看！’的熱情整天沉浸於實驗之中。”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天野浩、赤崎勇、中村修二。
“也因為是自己組裝的設備，所以能任意做我們想做的實驗，如果是市面上的高價設備，我們可就不敢這麼隨便了。”天野浩教授還談道，“那個時候在我們的研究室裏，經常能聽到不分長幼、學術立場而爆發的論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發言。”
赤崎勇曾經這樣對學生們説，“搞研究，不是什麼流行做什麼，而是要做你想做的。”
提到教學與科研的關係，天野浩説，“我認為在大學裏老師帶着學生一起做研究更重要。這點國立大學比私立大學要好。我在私立大學也任教過，那個時候每天必須講很多課，沒辦法集中精力在科學研究上。講課雖然也很重要，但我覺得在做研究的過程中與學生們一起討論更重要。”
同時，名古屋大學還發揮它位於日本製造業中心的優勢，強調“產業-學術-政府”聯動，成立了“學術研究產學官合作推進總部”，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重要的兩大因素即政府的支持和企業的支持與學校科研相結合，不斷促進基礎研究嚮應用的轉化。
對未來的期望：不可忽視基礎學科
雖然名古屋大學提倡“產學官聯動”，但松尾清一校長也強調，“不能一味地追求只有實用性的研究，諾貝爾獎方面尤其如此。基礎研究是極為重要的。自由地進行獨創性地基礎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出和諾貝爾獎相關的驚人發現。避免一味地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視能實用化的研究，而是對做基礎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進行支援，這一點我想是中國和日本都要注意的。今年獲獎的大隅良典教授也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