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智傑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取代經濟體制改革 賈康回應-晏智傑、賈康

【近日，北大教授晏智傑批評賈康有關“新供給經濟學”的著作：“新供給經濟學”學説存在嚴重缺陷，若以此作為政策基礎，必將帶來嚴重後果。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協會顧問賈康於10月29日深夜發微博回應：晏智傑無中生有，構陷論敵，邏輯混亂，學養失落，文風不良，亂搬政治。】

批評賈康的北大教授是晏智傑，1939年出生，今年已77歲高齡，於1993年到2002年期間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晏智傑在第一財經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新供給經濟學”存在嚴重》缺陷的文章，“經濟學家圈”將要點整理如下：

****晏智傑在文章開篇明確指出：“新供給經濟學”這種學説及其政策主張，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為決策的依據和基礎，必將帶來嚴重不良後果。

文章分析到，賈康可能沒有想到，至少在該書中沒有指出，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進行供求分析，並進而得出類似該書這樣的結論，應當暗含一個前提條件，即認定當前中國經濟從總體上來説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的市場經濟。就我國經濟體制的整體而言，還遠未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

在市場經濟之外，還存在着統制經濟，而且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種統制經濟的制約和支配。所謂統制經濟，實質上就是以往計劃經濟在新條件下的某種變形，或者説，它是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舊體制或舊模式，它表現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大型國企的產權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國家的財税和金融體制，以及城鄉土地制度等各個方面，其基本特徵就是國家對經濟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基本)壟斷，包括生產等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於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遵從市場規律或市場需求。

這説明當前我國經濟制度的基本矛盾，還不是一般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而是正在成長中的市場經濟同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統制經濟之間的矛盾。只有我國經濟基本實現了市場經濟轉型之日，才是一般市場供求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時，此時才具備了從總體上對之進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

進一步説，當前中國實際存在的是與上述兩種經濟相適應的兩種市場，一種是競爭市場，另一種是壟斷(或寡頭壟斷)市場，兩者的並存和交叉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如果一定要從市場供求關係的角度切入分析並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就應該承認這個現實，並將其作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民營經濟、中小型國企等，大體上屬於競爭市場經濟範疇，而尚未完成市場化改革的大型國企等則基本上處在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地位。

晏智傑

支配這兩種市場的供求規律是不同的，不應混同。在不同供求規律支配下，這兩種經濟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也截然不同，不應視而不見。例如，同樣是產能過剩，對於融入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行業企業和對於處於壟斷地位的行業企業來説，其成因、表現和消除辦法就有原則的區別。

前者同市場競爭相關，後者則與其壟斷地位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諸如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這類特徵，同民營經濟從根本上來説格格不入，而對壟斷性企業來説則是其難以克服的“本質特徵”。事實説明，繼續破除這種壟斷，實施國企股權多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應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當然，如果這樣如實地分析問題，而不是從某種虛幻的完整統一的市場條件出發，作者也就很難得出他們想要的結論了。

除了上述質疑之外，另外一個就是需求管理是不是已經過時了的問題。關於此，文章的觀點是當前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實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使然。但需明確，解決這些矛盾問題的目標應當是追求和實現市場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至於造成新的失衡。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説，遵循的原則應該是從需求和供給兩端共同發力，而不是顧此失彼。

第三個方面，晏智傑從學術方面對賈康進行了批評。他説，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李嘉圖、薩伊到小穆勒，都是市場供求論者，既重視需求，也重視供給，不存在忽視供給的問題。所以，賈康説西方經濟學不重視供給是不對的。

尤其對於凱恩斯經濟學，晏智傑指出凱恩斯經濟學被作者看作只強調需求管理的典型，受到着力批判。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膚淺之見。凱恩斯主義的本質不是片面的“需求管理”，而是追求市場供求的均衡。除了“糾正”上述所謂“失誤”，作者稱，他們還要繼承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強調“供給側”的傳統，並且認為這是他們新供給經濟學的一大創新。我看這種説法同樣也要落空，因為不存在這樣的傳統。

對還不是統一的市場經濟從總體上做出統一的市場供求分析，這的確是一大發明，然而，如上所説，這種分析的科學性應該受到質疑;而作者拿來對照的西方經濟學中所謂強調“供給側”的分析傳統，卻與作者的分析不具有可比性：除了歷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對象也截然不同。

該書作者研究的對象是當前的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而西方經濟學的供求分析，或者作者屬意的所謂“供給學派”傳統，研究的對象卻是市場經濟本身，這些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程度在各國有所不同，但可以斷定，沒有一個屬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不存在作者所謂“供給側”學説的兩輪否定之否定，也不存在所謂“‘供給側’學派的螺旋式上升”，既然如此，所謂新供給經濟學實現了新的歷史性飛躍之類的説法也就失去了依託和根據。

最後文章提出了最為關鍵的問題。老先生用鄙夷的眼光説作者所用的這些“舶來之詞”儘管半生不熟、含義模糊，但又非常明確的指出賈康弱化(如果不是取消的話)體制改革的的意圖還是很明確的。比如賈康所稱“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增長動力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在這個長長的“結構性改革”菜單中，唯獨沒有了繼續實施“轉軌”和“制度供給”這一條，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嗎?至於作者説還要構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其中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等，同樣也不見了體制改革的蹤影。

根據賈康的這些涉及“結構性”的理由，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大型國企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真正實施以股權多元化和經營管理現代化為中心的改革等等，不是被完全取消，至少也是被推遲了。

老先生針對此大吐心中不快，應否以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代經濟體制改革？要知道，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誰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市場?能否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決定着經濟體的性質、效率及前途;各種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則是相關構成要素的相互比例，例如供給與需求的比例，三個產業的比例，人口中的性別比例、勞動人口與非勞動人口的比例等，我們的作者所列舉的那些結構和比例也包括在內。

這些結構(比例)的調整是重要的，它們本來也應該是經濟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和不可或缺的內容。然而，與體制改革相比，結構改革是從屬的，是受體制改革制約並服從於體制改革的。離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這個中心，離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個根本原則，結構改革的方向何在?動力又何在?

在大篇幅批評完賈康後，老先生指出，總之，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改革，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認為，應當切忌將這個正確的決策解讀為單純的供給側改革，還要切忌以結構性改革沖淡甚至取代體制改革。就基本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來説，應當基於當前我國兩種經濟和兩種市場並存，而非統一競爭市場經濟的現狀;應當基於市場供求均衡發展論，而不應是單純的供給管理論。同時，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真正實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仍應是新決策的核心要求，這個要求不應隨我們經濟工作側重面的變化而被沖淡、弱化或推遲。

賈康

**賈康則深夜發微博回應稱晏智傑無的放矢，無中生有，邏輯混亂，學養失落，**文風不正，扣政治帽子。賈康微博回應如下：

一、無中生有，構陷論敵。

我們在書中和各種場合從未説過“為中央決策奠定理論基礎”和“提供了權威解讀”的話，晏何處看或聽來的“宣稱”？我們反覆強調對“供給管理”的深化認識決不否定“需求管理”的意義和作用，怎麼會成了否定它？完全是無的放矢無中生有——晏文不長，此類構陷之説卻比比皆是。

二、邏輯混亂，學養失落。

“供給側改革”與“體制改革”都是改革，怎麼可解釋成相互排斥關係？體制改革必然就是解決制度結構、制度供給問題，這屬於學理常識，表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使之更淸晰化、聚焦化以利攻堅克難；市場經濟轉型基本實現才具備總體進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那麼轉型之前倒不需、不能作供求研究分析了？匪夷所思啊，是真的讀過這本書嗎，沒看見我們所強調的“非完全競爭”前提？還説不能“從某種虛幻的完整統一的市場條件出發”，這是説晏教授自己呀！

三、文風不良，亂搬政治。

經濟學研究成果不可能定於一尊，思想與學術的活躍創新，需要人文環境，一個正常社會，政治家決策參考的選擇對象，必應是“百花齊放”的研究成果——對自己不同意的他人思路、觀點，動輒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壓力和批判，如成風氣，將是何種結果於中國社會呢？！

賈康回應微博